展現現代權力空間的臺北城──讀《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

臺北,曾是〈孤女的願望〉心中那個繁華都市,〈臺北的天空〉還有我們休息和共享的角落,讓我們〈向前行〉來去臺北打拼,帶著理想和希望來去那充滿高樓大廈的臺北,但也有來自〈鹿港小鎮〉、徘徊在文明裡的人們被霓虹燈灼傷,更有年輕人喊著「X 你 X 的臺北!」摔壞吉他尋找〈海角七號〉。

「One city one family」是 2015 年臺北市長選舉時,臺大醫院外科主治醫師、也是市長候選人的柯文哲提出的口號。不過,臺北並非一直都是「一個城市」,《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一書講的就是臺北如何從三個市街(艋舺、大稻埕、城內)變成一個城市的故事。

《看不見與看得見的台北》

《看不見與看得見的台北》

整個過程,臺北猶如進行一場整形手術,由日本殖民政府操刀,從評估手術前的基本狀態、到準備手術所需之工具和技術,劃開紳商把持的地方,斬斷中介勢力與地方的連結,清創原本看不見的藏汙納垢、移除阻擋統治權力的障礙,最後,再用新式街道吻合連結三個市街,讓國家權力直達每吋土地、每個國民,臺北因此改頭換面,使現代的臺北被看見。

手術前的狀態

乾隆以後,水利農耕技術讓臺北盆地成為千甲良田,農耕社會儼然成形,艋舺位在新莊農產品與八里坌對中國貿易的中間樞紐,在天時地利配合下,臺北平原的經貿中心即花落艋舺,成為第一個市街。

漢學家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指出在中國,市場經濟原則不會單獨出現,必與廟宇、行會、宗族等組織結合。以艋舺為例,不管是現在已遷到西門町的天后宮(原名艋舺新興宮),或是「艋舺」電影(2010 年上映)裡的龍山寺、祖師廟,都留有行會或是宗族的色彩,尤其是「郊」這個商業同業公會的組織,不只掌管清末艋舺地方的商業活動,甚至是族群的互動與地方之公眾事務,現在到萬華龍山寺的後殿,還可在楹聯上看到「郊」的線索。[1]

萬華龍山寺(Source:T.CSH@Flickr)

萬華龍山寺(Source:[email protected]

1850 年代,西方殖民主義侵略全世界,使得世界經濟結構發生改變,艋舺的貿易模式也遭逢巨變,艋舺的收益面臨窘境無法滿足不斷加入的競爭者,利益的衝突便反應在籍貫衝突來展現,1853 年最大規模的頂下郊拚,來自泉州的三邑人與同安人槓上,在轟轟烈烈的械鬥後,同安人向北敗走,來到以曬穀場而得名的「大稻埕」。此時西方勢力漸往東亞的逼近,臺灣不再只跟中國貿易,產於北臺灣的樟腦與茶葉也被納入世界經貿體系。

此處不得不提 1865 年英國商人杜德(John Dodd),杜德一方面將福建安溪的茶苗、製茶師傅引入臺北,也將臺灣的茶葉外銷至紐約等歐美城市。換言之,當時的大稻埕市街已落在國際產業分工的結構中,大稻埕逐漸出現許多資本家們,以交換取得大量剩餘價值,他們也充當國家與庶民中介者,成為地方社會的領袖菁英。

最後,1874 年的牡丹社事件使清廷開始對臺灣積極治理,在此之前,不論是雍正年間在彰化縣城內遙望、辦理淡水廳事務的官員,或是乾隆年間駐紮在遠離市街的綠營兵,皆未跟臺北居民有直接的連結。

為了不落人口實,清廷決定在艋舺與大稻埕之間的空地新建臺北府,自1882 年動工於兩年後竣工,城內興建政府機關,四周築起城牆與城門,然而,這個城不是用來衛戍商家百姓,城僅是府的門面罷了。遂此,三個分立的市街已然成形,「臺北」指稱的對象也從原本的經濟市集,變成政治都城。

不透明、看不見的藏汙納垢

在天高皇帝遠的臺灣,許多退職或休假回到鄉里的官僚,以及進入國家教育科舉考試的讀書人,成為半正式中介「國家/社會」的仕紳階層,不過他們的位置是曖昧又複雜的,既保護庶民又剝削庶民,既受政府依賴、也被政府控制,但在這不嚴謹的三級地方行政體系裡卻是游刃有餘。

此外,商人在投資地方教育,或是為政府財政紓困時,「商人仕紳化」的現象都逐漸加強,紳商階層儼然成形,這些人不只擁有地方的經濟、行政權力,甚至到同治年間,官府已默許「郊規」成為半制度的司法體系。

相對於同時期歐洲各國政府對人口統計學的重視,清廷無法運用數字管理國家,不夠強力的中央集權,卻又不願地方分權,模糊曖昧的統治,導致政府看不見、也摸不著自己管轄的人與地,成為地方藏汙納垢的死角。

作者以黃冊(戶籍)和魚鱗冊(地籍)為例,說明原初設計是相輔相成的兩套管理制度,在沒有精確測量技術,以及地方官員為避免「過度精準」造成的彈性減少,有時甚至是「完全不編查」的調查情況下,地方的「保甲制度」編纂的黃冊可說是應付交差、行禮如儀,內容準確度恐怕不如廟會收丁口錢的調查。地籍資料的魚鱗冊也僅標註相對位置,面積大小、所有權移轉過程不是年代久遠,就是沒有紀錄。

魚鱗冊(Source:wikipedia)

魚鱗冊(Source:wikipedia)

故事說到這裡,讀者們應該會好奇,學校課本裡那位建鐵路的劉銘傳,不是讓臺灣變成清廷最現代的省分嗎?

話是這麼說沒錯。劉銘傳上任臺灣巡撫後不只引進火車、築城、重新丈量田畝,但本書作者卻認為這是新思維陷落在舊社會。以丈量田畝為例,縱使比之前的地籍資料多找出八成的土地,仍不脫「租稅目的論」,加上丈量方法不完備,都成為他提早下台的遠因。

另外,築臺北城的時候,政府仍以風水堪輿概念為規劃城市的基礎,甚至劉銘傳還說:「省城形勢,關全臺氣運,必須相成陰陽、觀其流泉。」最令人稱頌的鐵路,其建造過程也最讓人傻眼。當時駐臺的美國領事館記者禮密臣(James W. Davidson)寫到:「如果有人因為要保存墳墓而略送報酬,他們就會使路線作急遽的轉彎以迴避」,原來鐵路也可以跟雲霄飛車軌道一樣曲折離奇,造成火車頭機械時常損壞,無怪乎日本政府一來旋即拆掉重建。

簡言之,地方霸主的紳商、不精確的人口地目測量、陷落在舊社會的新思維,使得臺北成為不透明、看不見的地方,充滿藏污納垢的死角。

整形手術前的準備

1895 年清日戰爭後,日本挾著明治維新所建立起的文明現代形象,對臺灣進行殖民統治,也將臺北改造成能展現「現代國家治理能力」的空間。

總督府民政局長官後藤新平的生物學統治原理、國家即廣義衛生的《國家衛生原理》都成為殖民統治的理論基礎,但一連串土地、戶口、舊慣調查的政策,仍須現代的知識與技術參與。

有別於清代山水畫風的地圖,來自西方文藝復興的透視法,成為日治時期土地調查的觀看技術,藉由三角測量技術的應用,精準的地圖簡直是把臺灣放在桌上,全島成為均質化且視線化的空間。再加上警察系統對人口細密的戶口調查:轉居、出生、死亡、職業、語言、家庭結構等,讓統治者不只看得見還摸得到臺灣島上每吋土地、每個國民。

整形手術的第一奧義:斬斷中介勢力

空間均質化,簡單來說,就是將具有特定意義(異質)的地方,變成沒有意義(均質)的空間,不管是豪宅、平房、寺廟、商店等,通通變成可以計算的單位,所有的中介(第三領域)都被斬斷、穿透。

日本總督府推廣新式教育,使漢學教育的舊仕紳逐漸遠離政權,同時也吸納新式教育出身的新仕紳,甚至晉升為御用紳士為政府做事。像是在鴉片專賣的制度中,御用紳士常被指定為特許鴉片業者。另一方面,總督府亦透過收編紳商成公務人員,像是茶商李春生任職臺北縣與臺北廳參事、漢醫師黃玉階擔任大稻埕區長,藉此將第三領域裡重要的領導仕紳納入行政體系,原本的郊行多重功能也被限縮剩商業而已。

李春生

李春生(Source:wikipedia)

再者,警察制度亦為推動均質化重要助手,在殖民統治的體制下,警察不只是工具性的維護公共秩序,還包括傳播政令、收取租稅、水利灌溉、道路維修、促進教育,甚至是衛生防疫等業務,好似千手觀音,後藤新平更認為臺灣殖民統治時期是「警察國家」,稱警察是「總督與人民接觸的手足」,加上已編入警察體系下的保甲制度,總督府可以直接穿透地方對土地與人口進行調查,以現代的統治技術與方法對「現代空間」進行均質地數目字管理。

整形手術的第二奧義:移除礙眼屏障

空間視覺化,則是國家貫通地方共同體的干擾,將所有空間變得可見,藉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話來說,將「空間」作為工具,權力自身隱蔽為「不可見」,統治者就「可見」全面事務。因此,要將擋在統治者眼前的雲霧揮去,使城市空間變得明亮且可讓視線直線穿透。

曾任總督府醫學校校長的堀內次雄 1895 年來到臺北,看到「臺北到處可見熱病、霍亂、腳氣,卻不知從何著手調查…好比突然闖進黑暗中」。因此,統治的第一步便是由公共衛生開始,包括水道工程、家屋管制與髒污隔離,1896 年後藤新平找來英國衛生技師 William K. Burton 為臺北設計下水道系統,從城內開始改善污水排放的問題,清除了可見的不潔。接著,透過修築道路將街道貫穿、打通城門,一改因風水原則而刻意不相貫通的舊城區,建立起垂直交錯的街廓(block),讓權力之眼得以清創隱蔽的陰暗地方。

(Source:wikipedia)

William K. Burton(Source:wikipedia)

1901 年政府將市區計畫的範圍延伸至城外,對艋舺、大稻埕進行調查,甚至在 1905 年決定破城,移除阻擋視線的城牆,整個臺北像是經歷了大手術,城牆變成〈月夜愁〉歌詞裡的三線路(中山南路、愛國西路、中華路和忠孝西路)。但西門(寶成門)的拆除引來市民的抗議,讓其他的城門得以保留,移除了城牆。都市道路網路猶如吻合血管般,由城內向艋舺與大稻埕連結、擴展,「一個臺北」儼然誕生。

於是乎,臺北從各自獨立的「三個市街」到可控制的「一個都市」,這過程並非自然而然,是一種現代權力在空間上運作的「社會」產物。

改頭換面,全然的現代?

2016 年 1 月 28 日臺北市長柯文哲到日本橫濱參訪時說到:「橫濱市的特色在於,在歷史與現代之間調和得很好,有辦法讓歷史建築做現代化的使用,這是臺北市在城市發展上值得學習的」。[2]相較於百年前臺北這場全身大手術,不禁令人好奇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係,《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藉由豐富且細膩的官方史料,具體講述傳統城鎮邁向現代都市的過程,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繼續探問,看似有著「現代性大斷裂」的官方敘述下,政府與民眾是如何看待這些改變。

舉例來說,1905 年的市區改正,總督府不顧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長山中樵建議,堅持拆毀寶成門(西門),卻引起民意反彈,致使總督府在尾崎秀真、山中樵等人呼籲下,依「史蹟名勝天然記念物保存法」將景福門、麗正門、承恩門、重熙門指定為史蹟。[3]

(Source:wikipedia)

寶成門(Source:wikipedia)

也就是說,市區改正過程的衝突,反而揭示現代與傳統並非大斷裂,而是充滿協商討論的空間。2016 年春節期間,臺北市政府將忠孝橋引道拆除,看盡臺北百年歷史遞嬗的承恩門(北門)重生,如果它能言說,不知它會如何講述臺北的傳統與現代?


[1] 武以止戈靖海安瀾聖功實同天地、榮於華袞尊孃稱后母德永享春秋。黃欣撰並書。

泉地多文海市亦占珠氣、郊原如繡物華已徧瀛洲。泉貴思源飲吾和者帝力、郊歌適彼于胥樂兮神庥。武榮媽祖會:由清代從泉州南安同船渡海來臺的72名同鄉組成,在艋舺落地生根後,集資購買土地,並參與了龍山寺的創建,後殿柱子多為其捐獻,天上聖母殿前簷的花鳥柱上可清楚看到「武榮敬獻」。艋舺龍山寺季刊第011期。

[2] 〈柯文哲訪橫濱 盛讚現代與歷史融合〉作者黃菁菁╱東京28日電 | 中時電子報

[3] 林芬郁,2011,〈臺北府.臺北城.臺北市 — 臺北城內及附郊都市空間轉化之歷史軌跡〉,《臺北文獻》別冊,頁 155-235。

作者簡介:臺南安平人。興趣是聽故事也樂於分享故事,主要研究關懷是傳統事物與現代社會的對話與互動。大學八年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世界觀跨越,也逐漸思考著傳統醫藥如何與現代社會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