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生活與為何行動──讀漢娜‧鄂蘭的《人的條件》

我不屬於哲學圈。我的工作,如果真要說的話是政治理論。

我完全不覺得我是哲學家,我也不相信我在哲學圈會被接受。[1]──漢娜.鄂蘭

作為一名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的理論對於目前的國內讀者而言,應該不會太過陌生。目前國內已有數本鄂蘭的譯著。如早些年出版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在對納粹與史達林等極權主義政權進行反思。《平凡的邪惡》則是對於納粹黨衛軍幹部艾希曼受審的觀察,並在《責任與判斷》一書中進一步完整論述了大家耳熟能詳的「惡之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此一概念。而在今年(2016)年初,鄂蘭最重要的政治思想著作《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亦在臺灣出版了漢語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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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書名來看,《人的條件》是個指涉廣泛,不太容易一眼看懂的詞彙。但如果我們先參考德文版的書名 Vita activa──行動生活[2],或許就稍微能夠限縮主題。顧名思義,本書就是在探討行動的生活,在書中,鄂蘭一開始就用了三個分類來指稱人類的行動生活(Vita activa):勞動(Labor)、工作(Work)與行動(Action),並透過大量的篇幅仔細考察與爬梳。然而,對於閱讀者而言,這三個在本書一開始就拋出來的概念確實容易混淆,因為在我們的日常語言中並未仔細區分這三組概念。

那麼,我們可以問個問題:為什麼要做這些區分,鄂蘭想透過這組區分做些什麼呢?

行動的生活與沉思的生活

按照鄂蘭的看法,行動生活(vita activa)在古代曾有過一個不怎麼正面的意涵。

行動的生活是對比於「沉思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而「沉思的生活」才是更為正面、值得追求的。在此,可以用兩個方式來討論。首先,從最符合直覺的方式來想,行動就是一直在動來動去的、忙東忙西的,它因此就是一種不平靜的(askholia)的狀態;相對而言,沉思是一種平靜,行動因此就是對於平靜的干擾。從這個角度來看,行動生活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它可以滿足沉思前必須滿足的人類身體渴望(比如說,要吃飽喝足)。

再者,我們可以看到,行動生活是「人」在行動,行動是在跟這些「人的事務」打交道,而人們總相信人為的領域是次佳的,與自然相比,人為領域當中無法蘊含真正夠格的美與真裡。

為什麼人為的領域會相對差呢?

因為在這些人眼中,人有一種特質:必朽性(mortality)。鄂蘭指出,從古希臘人的眼裡來看,自然是不朽的,因為自然更迭與重生、生生不息;而諸神是不朽的,因為諸神不會衰老死去。所以說,人相對於自然與諸神,是這世間唯一會終老死去的必朽者。對於必朽者來說,能做的事情有兩種:一是創造出延續自己的創造物,使得這些事物值得繼續存續下去;另外一種方式則是脫離於這個世間的紛擾,追尋一個超出世間的永恆真裡。前者是創造行動,在人世之間創造事蹟、話語與神話,形成共同活動(城邦生活也是其一);後者是一種獨自沉思的活動。

對一些古代哲學家(以及其繼承者)而言,他們並不那麼相信城邦生活的不朽性,而這個不信任有其緣由。蘇格拉底的審判與死亡本身揭示了衝突。蘇格拉底願意相信上述這套講法(人世不朽性),他並不著書立論(因為這並不是關心永恆,而是關注於永恆的足跡,簡單說是在拷貝永恆),而是踏入了行動的生活中,整天跟雅典的鄉民們打交道進行討論。不過呢,蘇格拉底也就因為這樣死掉了,他被當成城邦的禍害,被雅典鄉民判了死刑。因此,對其徒弟柏拉圖來說,這個做法是有衝突的,克服必朽性的方式只能往人類世界之外尋獲,去找尋一個「永恆的真裡」。

蘇格拉底之死。1787年,由雅克·路易·大衛所繪。
蘇格拉底之死。1787年,由雅克·路易·大衛所繪。(Source: wikipedia)

這種永恆真裡是不可說的(unspeakable)[3];所以說,這並不是一群人嘰嘰喳喳就可以決定或是否決的東西,人們的嘰嘰喳喳只是提出意見而非動見,這是真理(aletheia)和意見(Doxa)的對立[4]。對哲學家來說,它們是要遠離這些嘰嘰喳喳,透過「一個人」的沉思進入思考而找到這樣子的真理,真理是去除多餘紛雜之物而「開顯」[5]。這種想法因此也就和行動的生活對立。如果說沉思的生活較高級而且必須只有一個人為之,那麼行動生命的複數性(plurality)和忙碌也就成為了對於沉思的干擾。

行動生活中的另一種可能性

但上述那種看待行動生活的方式,並不完全道盡行動生活的特質,毋寧說,這是一種將行動生活的獨特性消去的一種詮釋方式。按照鄂蘭的想法,這套想法是以一套階序的觀點來看待行動生活與沉思生活,沉思生活高於行動生活,並認為沉思生活獲得的真理進一步做為指導原則。但鄂蘭並不這麼做(因此她不是個政治哲學家)。

鄂蘭認為,行動的生活有著與上述「哲學家式觀點」不一樣的意義,因此也不應該被放入上述的階序中。鄂蘭不否認真理的開顯意義,也不認為真理因此就比較高檔而行動生活就比較低端,因為兩者想要面對的東西不同,也無法比較優劣。

按照前述的看法,行動生活能夠勉強獲得基本敬重的原因在於,滿足沉思前的人類身體上欲求。如果要克服這個觀點,我們必須挑戰這種對於行動生活的界定,我們必須從行動生活這一含混的概念之中,想像出一種不一樣的行動生活方式。那麼,這個工作就會使得我們必須對於那些「看起來都是動來動去」的行動生活做出細緻的考察與區分。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就可以知道為什麼鄂蘭要去區分這幾個名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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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娜.鄂蘭(Source: Ryohei [email protected] Flickr)

最後讓我們簡單介紹一下鄂蘭的這三組概念。

在鄂蘭的看法中,勞動是植根於人的自然性;很顯然地,人就是要吃喝,而勞動就是基於滿足這些生理條件。而工作來自人的不自然性(unnaturalness),是人們在試圖超出自己自然生命必定朽敗的事實,試圖製造一個人造的領域出來。比如說,我們會製造一些器具、作品等人造物出來,這些東西可能可以在世間存活得比我們更長久。

而之所以會以為行動生活就只是服務臣服在沉思生活,是因為我們只用這兩者當成了行動生活的全部。從《人的條件》一書的序言中可看到,鄂蘭稱現代社會是個「勞動社會」:我們缺乏了想像的能力,不知道所謂的更高意義之生活的樣貌為何。但行動生活中還有一項有待挖掘的特質,也就是行動,與人群的共同行動,是對應於人的複數性(plurality)。

如果說,人只是單一的型態,那麼跟「自己的複製品」打交道就是奇怪而且不必要的奢侈舉動。我們只要對於這種單一型態有所掌握並預測反應就好;但我們顯然不會這樣認為的,跟人群打交道並不只是在預測他人的行動,這當中一定還存有更深刻的意義。鄂蘭指出,對於古羅馬人來說,活在人群中才是活著,而離開人群則意味死亡;我們透過行動形成政治活動,並留下歷史與記憶,方能賦予另一種的耐久性與可能。

至於這種可能性是如何像奇蹟一般降臨在充滿必朽的人世呢?這部分的答案或許已非本文的篇幅所能道斷,就留待各位閱讀全書之後的自行思考了。


[1] Zur Person: 1964 年阿倫特(Hannah Arendt)與高斯(Günter Gaus)的訪談 

[2] 參見 Wikipedia 德文條目

[3] 漢譯本用了一個佛學用語──言語道斷,去查了一下意思應該差不多。但使用這個佛學用語好玄啊!(微抱怨)

[4] 這個「真理(aletheia)和意見(Doxa)的對立」之用法參考自鄂蘭的《政治的承諾》(臺北:左岸,2010)一書。

[5] 這個說法應該是承自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海德格解釋希臘文中的真理為去蔽(Unverborgenheit):真理就是把存在者從其隱蔽狀態中取出到其無蔽狀態中。

參考文獻:

  1. Arendt, Hannah. The Human Condition,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2. 漢娜.鄂蘭,《人的條件》,林宏濤譯,臺北:商周出版,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