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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尋找新疆的錫伯人(上)

這一週的假期,我要寫玉聞精一先生。


這位新疆伊犁錫伯人的故事,從來名不見經傳,唯有一些零散的資料和早期的日文新聞報道,證明他的一番故事,曾經確確實實發生過。他的故事,逐漸從人們的視野隱去,亦正在從熟悉的牛錄親人們的記憶中淡去。


今夜我開始寫,通過一些資料,寫出一些他的陳年舊事,這是歷史,而非虛構。


很多年前,筆者曾受多人囑託,希望能給生活在東瀛的這位鄉親同學,帶去一聲問候。當年離開伊犁的時候,玉聞精一先生俄文班同學,當時都已八十多歲,他們都是精通新疆各族語言的錫伯人,基本是大學俄文教授。而這一問候,這一錫伯語的問候,至今未能捎到玉聞精一先生面前。


我總在想,用什麼方法給他捎去這一聲母語的問候。非常偶然,今晨我打開電腦,搜索日文一篇文章,打錯字,躍入眼簾的是,如下一段留言:


初次見面,我是玉聞精一之子。打入自己的名字,檢索了一下,看到了這一消息。父親,1996 年 2 月逝去,現永眠在千葉縣的墓所。最近,我也是因為年紀大的緣故,很想去看父親出生的故鄉。退休之後,我得好好想一想。


另外,查了一下錫伯族的故地,好像在大興安嶺一帶,也想到那裡去看一看。我母親因為只會說日語,所以,父親在家只說日語。遺憾的是,我都不會說中文、滿文。因工作之需,到中國的時候,說到想去新疆看一看。


他們說想到新疆,英語是行不通的。是啊,如果真的還有親戚在那裡,不會語言,也是找不到的呀!一張一百年前拍攝的祖母的照片,可能因為年代過於久遠,尋親也是不可能的吧。(玉聞祐,2012 年 8 月 29 日(週三)04 點 08 分)[kicengge 譯自日文博克]


留言的玉聞祐先生,應該就是玉聞精一先生之子,是否真的是他的兒子,這還需要證實。這一消息是 2016 年2 月16 日(週二)8 點 00 分看到的。我看到「玉聞」二字,絲毫沒有猶豫,立刻給他寄去了短信,此時此刻的今天,我正在等候他的回音。等待玉聞祐先生的回覆期間,我還要繼續寫他父親的故事。


據目前所知,玉聞精一是第一位從新疆伊犁移居日本的錫伯人。他也是山本謙吾著、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編《滿洲語口語基礎語彙集》(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1969 年)滿洲語(錫伯語)發音提供者。


關於玉聞精一,在日本著名語言學家服部四郎、山本謙吾所寫的「滿洲語口語音韻體系與構造」(《言語研究》1956(30),1-29 頁,日文)一文中,介紹他的簡歷如下:


玉聞精一(Vecjinggha Gwalgiea),新疆省伊犁錫伯族,祖母及父親是紮庫齊牛錄人,母親是寧古齊牛錄人。他出生在惠遠城紮庫齊牛錄街。


辛亥革命(1911 年)時,從 3 歲到 6 歲移居寧古齊牛錄,後來回到惠遠城,紮庫齊牛錄街住宅因戰亂被燒毀,轉到烏珠牛錄姑姑家居住(6-12 歲),其間學習標準語寧古齊牛錄方言。後因病在農村居住兩年(13-14 歲),其後與父親家族一同再次回到惠遠城烏珠牛錄街家中(14-16 歲)。


Vecjinggha Gwalgiea 是玉聞精一的轉寫法(服部四郎的論文註明這一轉寫法是玉聞精一本人的寫法),按照目前學界通用的滿文穆林德夫轉寫法,應作 wekjingge gūwalgiya,現在的錫伯文也作 wekjingge gūwalgiya,瓜爾佳(gūwalgiya)姓排後,顯然受西方人名傳統排列方式的影響。


當年,玉聞精一自己發音,服部四郎聽完後,也許是經多次重複發音,服部在 Vecjinggha Gwalgiea 這一玉聞獨特的轉寫法之後,標註了國際音標。


如此一來,玉聞精一,有兩個名字,一是錫伯名字 Vecjinggha Gwalgiea,一是日文名字玉聞精一。也許還有其他名字,乳名、諢名・・・・・・。我們僅從這些資料,就知道他有這兩個名字。想到伊犁多種民族居住的環境,他應該還有俄文、英文、哈薩克文、蒙古文等名字。瞬息之間,我如此浮想聯翩。


服部等學者的論文題目,標明「滿洲語口語」,實際上,發音提供者是伊犁出身的錫伯人。


1956 年,這個年份,用錫伯族這一用語,有些特別,但也不奇怪。這也標誌著先前被稱之為「滿洲旗人」的玉聞精一,變成了錫伯人(錫伯族)。很快使用「滿洲人」之稱的日本語言學家,身不由己地開始改稱「錫伯族」。而十三年之後的 1969 年,山本謙吾利用玉聞精一的發音編寫的書,依然命名為《滿洲語口語基礎語彙集》。


顯然,這和山本與服部於  1956 年合寫的上引論文,前後有些不一致。難道是他們誤解了嗎?這一看似簡單的用語問題,實際上背後蘊含著重要的歷史。


1950 年到 1954 年,新中國的民族識別工作,識別確定了「錫伯族」。北京來的學者和學生,入住伊犁調查錫伯人及其他族群。有些錫伯人,協助北京來的學者,為他們擔任俄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翻譯。


令這些學究記憶深刻的是,錫伯人不僅懂中國古典文學,他們滿漢兼通,甚至有人還聽過錫伯人給他們朗讀譯成錫伯語的普希金詩歌。他們說,伊犁,是詩歌的故鄉。很多年後,北京的學者,在國外見到我,跟我這麼談起他遇到的五十年代的錫伯人。


1956 年,中日兩國,還沒有建交的這個時期,錫伯族這一名稱,漂洋過海傳到了日本。我總把這看似不同的「滿洲旗人」與「錫伯族」,放在一起思考歐亞歷史上的各種族群。族稱,究竟由誰?何時何地?如何識別確定?姓名,還有多個?・・・・・・


有關玉聞精一先生,日本著名作家司馬遼太郎在《韃靼疾風錄》(長篇歷史小說,1987 年)後記中,專門談到了玉聞精一,他說道:


伊犁惠遠的玉聞家族的生活、飲食均為滿洲習慣,未染漢習。語言生活是雙語―滿洲語與漢語。少年時期就讀過《論語》、《孟子》等(後略)。


司馬這位閱讀過《滿文老檔》的知名作家,他當然知道錫伯,也更是深知滿洲人的歷史。他也認為伊犁惠遠的玉聞家族,保持的是滿洲傳統習慣。


我從《大阪每日新聞》查到一篇玉聞精一先生的報道。原文發表在日本《大阪每日新聞》 1935 年 5 月 27 日人物傳記一欄。該文對了解早期移居日本的錫伯人玉聞精一先生的生平事蹟,提供了珍貴的歷史資料,現譯成漢文,供學界參考。


【譯文據日本《大阪毎日新聞》1935.5.27 報道】原文標題如下:


滿洲國名人―年輕「語言全權大使」:今日出席外蒙古滿洲里會議的玉聞先生精通六國語言


 京本社特電【25 日發】(1935 年 5 月)25 日滿洲國與外蒙古為解決侵犯國境問題的哈爾哈事件,在滿洲里舊俄國中學召開會議。以秘密國家著稱的外蒙古,會前就已決定使用蒙古語。


滿洲國方面為了以防萬一,隨團參會的有語言天才之稱的青年人―玉聞精一(二十六歲),他作為「語言全權大使」代表一行中的名人受人矚目。


玉聞精一,日語讀 Tamaki Seiichi,聽起來像日本人,但他出生在新疆省惠遠城,是一位純滿洲旗人。玉聞滿文發音是瓜爾佳(gūwalgiya)。他精通蒙古語、中國語、日本語、滿洲語(譯者按:即錫伯語)、俄語、英語等六國語言,在外蒙古,語言上絕無困難。


他是一位原先從東北移居新疆省的滿洲旗人後裔,在新疆各地居住的漢、滿、蒙、柯爾克孜、安集延、哈薩克等各民族之中,他的父親也是一位有勢力的眾所週知的老前輩。在父親的影響下,自幼非常喜歡日本,一直想去日本留學。為此先成為新疆省的俄羅斯留學生,從阿拉木圖中學畢業後,在舊北鐵工作。


1932 年底,派到東京中央鐵道學校留學,專攻電氣工學,實現了多年的意願。後來成為滿洲國官員,現在外交部宣化司工作。是一位有著特殊經歷的人物。


(日本《大阪毎日新聞》1935.5.27,Kicengge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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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每日新聞》上的玉聞精一先生

這篇報道內容上雖然有不少問題,但大體對玉聞先生的出生地新疆伊犁惠遠城,以及懂得語言滿洲語,即錫伯語等記載,是有根有據的事實。


當然,掌握多種語言,是否就成為「語言全權大使」,這就另當別論了。畢竟,滿洲國是一個傀儡國家,生活在這個傀儡國家的知識分子,具體如何營生,他們的點點點滴滴,目前,這些還是一個謎團,有待今後繼續探究。


我們圍繞玉聞的一些事情,具體看一下滿洲語口語的記錄以及研究的一些過程。這涉及到日本滿文研究以及滿洲史研究,特別是滿洲語言、歷史等學術史上中的一個重要的話題。


語言方面,我有羽田亨博士編的《滿和辭典》,這雖然是一本好的工具書,但對我沒有用處。特別感謝的是,在服部四郎博士幫助下,山本謙吾等人編的《滿洲語口語基礎語彙集》(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1969 年)一書。


語彙集,可以說是編纂辭書之前的單詞本,正因為如此,這書查閱起來特別有意思,我反複閱讀了幾遍。閱畢,有種錯覺,我甚至看到一位古代滿洲人站立在我面前。(司馬遼太郎著《韃靼疾風錄》來往的女真人―代後記)


1935 年 5 月,服部四郎手持《大阪毎日新聞》(1935.5.27),讀到上面介紹的玉聞精一的報道,他迫不及待,連夜乘坐國際列車,從海拉爾奔向滿洲里。


《滿和辭典》(1937年初版)
《滿和辭典》(1937年初版)

司馬遼太郎如是說。那麼,這是一本什麼樣的書呢?且聽我敘說他見到的古代滿洲人,究竟是誰?


服部四郎為了研究阿爾泰諸語,1933 年秋天到滿洲國,1934 年秋季,到呼倫貝爾首府海拉爾,在嚴寒的蒙古草原,服部專心研究蒙古語、達斡爾語、塔塔爾語等語言,也正在準備進行蒙古各地方言的調查。


五月的一天晚上,翻閱滿洲國日文報紙,不經意間,映入眼中的是一篇報道精通滿洲語、日語、俄語的滿洲青年玉聞精一事蹟的內容。這篇報道,給服部四郎帶來了意外的驚喜,這也是他多年來夢寐以求的理想人材,他欣喜若狂,要找的人就是這位能說滿洲語的人。他當即決定前往滿洲里。


當時,哈爾濱到滿洲里的國際列車一週有三次,夜間三點經過海拉爾,早晨七點到滿洲里。服部來不及收拾行裝,乘坐列車直奔而去。在滿洲里,見到熟人齋藤中校和精通蒙古語的豬之口先生,很順利地就見到了玉聞精一,當確認他就是新疆惠遠城出身的滿洲人的時候,服部四郎歡欣雀躍,心情極為激動。


玉聞精一,當時在滿洲國外交部宣化司工作,二十六歲,精通俄語、中文,也曾留學東京兩年左右,日語講的也非常流利。特別是讓服部驚嘆不已的是,得知新疆地區總數約有四萬人,還在講滿洲語的滿洲人的消息時,更是讓他激動不已。


這次會面,從玉聞精一那裡蒐集調查到的語言資料,兩年之後,以「滿洲語音韻史的一個資料」為題發表(《音聲研究》第 6 輯,1937 年)。


1936 年 2 月,服部四郎返回東京,四月開始擔任東京大學文學部講師。此後,他一直沒有能夠實現繼續到滿洲國進行語言調查的機會。1940 年夏天,受滿洲國蒙政部邀請,利用蒙古語文獻的保存、研究的機會,在吉林尋找「活滿洲語」,他把這次調查旅行以「探尋吉林省滿洲語」為題發表(《言語研究》第 7、8 號,1941 年),其中對玉聞如此寫道:


當時,因在外交部工作,這次新京(長春)滯留中,問了幾位應該知道他的行蹤的人,只得到可能回到蒙疆地方的回話。


回到東京後,在東洋文庫,今年夏天從滿洲國出差回來的和田清老師那裡得知,玉聞還在外務局調查處第一課作為特約人員工作(即非正式編制),在新京安居樂業。跟當時給我透露的秘密一樣,找到他理想的日本人結婚成家,已當上了爸爸。此次,未能再會,甚是遺憾。


1950 年 6 月,服部到美國密歇根大學執教一年有餘,得知霍普金斯大學有幾位蒙古人,1951 年 9 月轉到這所大學研究蒙古語,不到幾個月,岐阜縣出身的議員大橋忠一來到大學拜訪蒙古人。大橋曾任外交部副部長,滿洲國蒙政部副部長,是一位蒙古通,為蒙古人盡心盡力的熱心人。他們第一次見面,大橋與蒙古人非常熟悉,談到了許多有關滿洲國蒙疆政策的問題。


談話之間,說到了玉聞的事情,得知大橋帶玉聞到滿洲國,戰後玉聞與家屬一同回到橫濱生活。服部談到 1936 年滿洲里相遇之後,一直想研究他的滿洲口語,希望大橋回國介紹會面。1952 年 7 月,服部回到日本,經過幾番周折,1954 年獲得文部省科學研究費資助,開始研究滿洲語口語(具體詳情參看《滿洲語口語基礎語彙》序言(服部四郎),1969 年)。


在《滿洲語口語基礎語彙》正文之前的編者筆記一欄中,對玉聞精一的履歷有較為詳細的介紹。


此前,曾在服部四郎、山本謙吾「滿洲語口語音韻體系與構造」以及服部四郎「滿洲語音韻史的一個資料」(《音韻研究》第 6 輯,1937 年)、「探尋吉林滿洲語」(《言語研究》第 7、8 號,1941)、「滿洲語第一人稱代詞」(《言語研究》第 28 號,1955 年)等文章中都有介紹。編者在這裡對玉聞的簡歷進行了詳細介紹:


玉聞,最初(6-12 歲),在惠遠城內第一牛錄街區的姑姑家居住,姑姑教他讀寫滿文,接受私塾式的教育。其後進入漢族初中學了幾年,接受中文教育。後進入烏魯木齊(迪化)新疆省立中學,學習中文、俄文,1925 年(十七歲)畢業後,到蘇聯阿拉木圖進入州立中學,接受俄語教育。


1928 年(二十歲)畢業後,返回烏魯木齊,進新疆省立俄文法政學院,學習中文、俄文。1931 年(二十三歲)畢業。此後新疆省政府派到哈爾濱中東鐵路局附屬工業大學留學,從此開始學習日語。


1933 年(25 歲)大學畢業,同年,新疆省政府垮台,未返故里,同年來到日本,住在東京,進入鐵道講習所,1934 年畢業。滿洲國駐日本公使館外務局招聘考試合格,1935 年,返回東北,在外務局任官,其後一直工作到戰後。


玉聞出生的地方是,惠遠城內第八牛錄街區。而第八牛錄地區,位於城外伊犁河南岸(即現今察布查爾第八牛錄)。(參看《滿洲語口語基礎語彙》,9 頁)


《大阪每日新聞》的這一短小的新聞報道,在 1935 年這樣一個特殊的年代,一位日本年輕語言學家和一位新疆伊犁出身的錫伯年輕人相遇,經過艱難風雨,他們合作留下的研究成果,為後來的中外研究者,提供了寶貴的語言材料,至今都是研究滿語、錫伯語的珍貴材料。而生活在東北地區的大部分滿洲旗人後裔,已逐漸忘卻了自己的滿洲語。


今天,還沒有收到玉聞祐先生的回信,我還要等待他的回信。


不,不只是我,肯定還有很多鄉親在等候回覆。


 (註:服部四郎(1908-1995),生於日本三重縣龜山市,日本語言學家,東京大學名譽教授。)

 

文章資訊
刊登日期 2016-08-25

文章分類 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