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摩登──小泉癸巳男的帝都百景（一）：地震及其後

1923 年 9 月 1 號，一場毀滅性的地震重創東京以及橫濱所在的關東平原，火勢以及暴風四起，進而演變成兇猛的火災。
 
東京以及橫濱這兩座大城市中許多區域被摧毀，估計十四萬人民喪失性命，兩百萬人民流離失所。
 
約莫二十多年後，1945 年 3 月 9 號，彼時日本與美國之間的戰爭已邁入尾聲，美國空軍在晚間對東京展開空襲，超過三百個四引擎 B-29 機型在低空投放燃燒彈，僅憑數小時，便摧毀了東京──這座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十四平方英哩的土地。在這次空襲中，十三萬人因而喪命，兩百萬人喪失家園。在接下來幾個星期，一直到八月中旬日本投降前，東京（以及其他六十五個日本城市）都成了空襲目標；而在戰爭結束時，日本首都被炸得只剩斷垣殘壁。
 
戰爭與毀滅性空襲所破壞的眾多事情中，有一項是關於 1923 年後東京銳意重建的回憶。地震對東京而言雖是災難，卻也是促進其朝著現代化發展的契機。「新東京」成為當時的標語。鋼筋水泥結構的高樓大廈，是其中一個標誌。大眾交通工具，包括地鐵，是另一個標誌。然而這些重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市內各式行政區、商業區以及娛樂區的蓬勃發展。地震之後，東京一躍成為彼時世界上最國際化的都市之一。
 
在這波現代化重建浪潮中，就以創新世代的藝術家們作品最為生動。這群藝術家受西方個人主義以及表現主義影響，將城市的樣貌以雕版印刷形式呈現。這些作品即是後人所熟知的「創作版畫（sōsaku-hanga）」。對於熱愛歷史的人來說，這些藝術家最無價的貢獻，是兩組名為「新東京的一百種面貌」的雕版印刷作品，讓我們能藉此想像自 1923 年重建之後到 1945 年再度受到重創之前的東京，究竟是何種樣貌。而這些作品，都將在這裡重現、分析。

東京摩登（一），介紹「昭和時代東京的一百種樣貌」，這是小泉癸巳男（Koizumi Kishio）於 1928 年至 1940 年間創作的作品。這裡附帶的視覺敘事（visual narrative），讓讀者可以用十八種不同主線探索這座城市──你也可以稱他為數位城市觀光（由此進入）。此處的介紹提供對小泉作品的學術導覽，而且要挖掘出潛藏在他所描繪的這所現代都市下的張力以及暗流──包括舊日時光的吸引力、無所不在的帝國身影，以及逐漸升溫的軍國主義。

「東京摩登（二）」則會呈現小泉最著名的創作系列，除了原版之外亦包含修正過的版本（因此總共作品共有 109 件）。在這其中，還有小泉私人在 1940 年時私下創作的系列。

在 1928 年到 1932 年期間，另外八名參與「創作版畫」的雕版藝術家，也創作出「新東京一百種樣貌」。這些藝術家們各自多變的風格，以及他們所選擇的各樣城市風光，更加完整了小泉對於這座城市的演繹，讓我們能更深入欣賞這座地震後甦醒的活力城市。這八位藝術家的作品系列也將在「東京摩登（三）」中首次呈現。

現代性及其矛盾是個值得多方比較的主題。「東京摩登」系列可以幫助我們重新省思現代化的進程，以及我們是邁向戰爭的各種路途。同時，當戰後日本時常與戰前與戰爭的時代切割開時，這些畫作也給了一個珍貴的機會，讓我們一窺他們之間動態的連結。

地震和創傷

1923 年九月一號早上 11 點 58 分，一場嚴重的地震襲擊東日本，重創首都東京，以及日本主要的港口城市橫濱。地震發生時，正巧是居民使用炭火與炊爐準備午餐的時間。事實上地震本身造成的毀損只佔一小部分，反而是因地震而起的火焰隨著微風漫天四起，充斥在市中心的木造建築，讓災難嚴重加劇。劇烈的高溫消耗了絕大部分的氧氣，形成如暴風般的氣流，加速了火勢破壞城市的速度。原先設計用來防火的地區如公園、大道等形同虛設。官方統計因為這次災難而造成的死亡人數共有 10 萬 4619 人，其中有九成發生在東京。兩百二十六萬五千的都市人口中，有七成流離失所。
 
中央政府以及市政府對這樣的情形並無足夠準備，第一個反應就是宣布戒嚴。這次地震的發生可說暴露了當時社會上的緊繃狀態。許多市民甚至開始相信在地的韓裔居民對水下毒、對房屋縱火等謠言。軍警以及自治會利用地震造成的混亂作為帳眼法，消滅集會遊行組織、共產黨員、社會主義者以及其他左翼份子。9 月 16 號，警察逮捕了主要的極端份子大杉榮（Osugi Sakae）和其妻子伊藤野枝（Itō Noe）。他們被帶到龜戶派出所（Kameido）後隨即被殺害。估計在 9 月的前幾週，這種趁機清理 種族與政治份子的活動，就造成了六千人死亡。

1923 年的 12 月 28 號，地震發生的四個月後，難波大助（Namba Daisuke, 1899-1924）於虎之門交叉路口的人群中，等待即將前往帝國議會開幕式的皇太子裕仁車隊。難波是個激進份子，原已對於政府壓迫非正統思想心懷不滿，加上彼時諸多在日韓國人與激進派遭到謀殺的催化，他決定朝皇太子開槍。此次行刺沒有成功，然而這個事件──日後以難波被處以極刑作結──使日本大為震撼。此次行刺促使日本在 1925 年的 2 月 19 日通過治安維持法。這個法律為之後連串的立法與規範定下了基礎，這些法規將政府當局對於異議份子無法容忍的態度予以明文化。

因此，關東大地震引起的混亂，在未來幾十年間打造此「帝國首都」上，提供了兩個關鍵要素：（一）蔓延大火清理出的空間，讓新城市得以建置；（二）法律與意識的手段，用以建造出服膺於帝國意識型態的都市與政治地景。這個帝國意識型態建立在神話及傳統色彩之上，但從 1868 年的明治維新開始算起，在發生關東大地震的時間點，它也存在不到五十年。

我們有豐富的文字以及圖像檔案，是關於關東大地震以及接著的東京重建──其過程在 1930 年代尤其清楚。重建的關鍵，是能獲得不虞匱乏的自然資源，這恰好能由中國東北的滿州地區提供。確保能夠取用這些資源，與建設本身成為了相互平行且不無關連的軸線，而這也導向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發展，以及最後的戰爭。

從東京地震重創到城市重整、重建、重生，整個過程在官方的資料中被描述為前進的步伐（March of progress），一連串商業的成功以及現代化的計畫。然而，與之同步的反面消息──包含對於中國的連年戰爭、日本國內的政治謀殺，都讓日本在看待這座新成形的城市以及帝國邊疆時，抱以些許的懷疑態度。而在日常生活的變遷之下，地震於記憶中留下的永久傷痕仍無聲揶揄著樂觀主義。居住在這座新城市中，除了需要適應新的都市結構及其中不同的重點，更重要的是，對於那些傳達著自我認同以及安定感的地點，需要重新認識（resetting aware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