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活在昨日的人：《歡迎來到布達佩斯大飯店》的原作者，何以在戰爭結束時選擇自盡？

考驗一下你的記憶：三級警戒前，你最後一次和朋友聚餐，是在什麼場合？

再想想看：當初那個時間點，你能夠預料到接下來兩個月，你都不能外出聚餐嗎？不僅餐廳禁止內用，電影院、KTV、健身房也都去不了；你還要盡量減少外出，甚至無法拜訪家人朋友。

恐怕絕大多數人都料想不到吧。

想像一下，如果你面對的不是疫情，而是一場戰爭，那會怎樣？原本你可能還在想著「下星期再約」，或是「下個月去臺南找你」，但是戰爭突然就來了，並且一打打了 4 年。戰場上，數百萬人的生命損失了；就算你沒有上前線，你也失去了原本享有的一切自由，你失去了正常的休閒娛樂，甚至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所有正常的生活。

我在說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今天說起一次大戰，一定會想到斐迪南大公遇刺。我們說那是一次大戰的導火線。可是回顧歷史，當初其實沒多少人預料到戰爭會因此爆發。

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他的回憶錄《昨日世界》寫道：1914 年 6 月 28 日下午，當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消息傳回維也納時，沒有人真的感到悲傷或難過，甚至有人暗暗竊喜。原來斐迪南大公並不受到民眾愛戴，比起他，大家還更喜歡當時的選帝侯卡爾一世（即後來的奧地利皇帝）。斐迪南死了，正好讓卡爾當上皇儲。
 

根據茨威格的回憶，在這事關重大的歷史時刻，維也納照樣歌舞昇平，一點也沒有大戰來臨的氣味。即使到了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的時刻，還有人繼續保持著無限量的樂觀，認為局勢一定會在最後關頭奇蹟似地好轉。
 

戰爭前夕，那是歐洲最美好的年代

根據茨威格的說法，人們之所以樂觀至此，是因為他們這一代在 19 世紀末出生成長的歐洲人，已經度過了一段太久的太平日子。

對歐洲人來說，19 世紀的確是充滿樂觀精神的時代。如果你生在 19 世紀的歐洲，你會經歷到攝影術的發明，你會經歷到電報的發明，你會經歷到火車旅行的全面普及，甚至搭輪船遠渡大西洋，也都不再是稀奇之事。到了 19 世紀末，商業飛船啟用了，到了 20 世紀初，連飛機都有了。
 

還不只是科技上的進步。個人自由在 19 世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藝術文化不斷推出最新的形式，政治權利也不斷普及。19 世紀是樂觀主義的沃土，人們認為今天一定比昨天好，而明天又一定比今天更好。

根據茨威格的回憶，一戰前夕，年輕人已經想不起來上一次戰爭是什麼時候了。他們無法想像在未來等著他們的，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最殘酷的戰爭。許多人甚至是滿懷興奮出征的，那些待在家鄉沒有出征的男孩，甚至都會感到羞赧。很多家庭都把出征當成了成年禮來辦，因為戰爭讓他們得以離開家鄉，看一看外面的世界。軍隊開拔的時候，無論軍民都熱切地唱著歌。他們以為最晚到聖誕節時，戰場上的士兵就都可以回家了。
 

19 世紀，文藝的風吹起了時代

茨威格在他的少年時代，當然也深深受到 19 世紀時代精神的感染。在他的回憶錄裡，他形容 19 世紀末的維也納是一個極度在乎藝術文化的城市。報紙上的政治議題，不一定會引起注意，但是當歌劇院要拆遷的時候，人們都會湧向這座歌劇院，陪伴它度過最後一次的演出，並且久久不願散去。直到真的必須熄燈的時候，人們會湧上臺前，敲下一小塊歌劇院的木地板，帶回家好好保存。

茨威格寫道，在他的學生時代，他們一整班的同學都是喜歡音樂、喜歡文學的文藝青年。如果有位同學在街上意外碰到馬勒，或是碰到布拉姆斯，這件事就能讓他在班上炫耀好幾天。他們放學聊天的話題不是晚上吃些什麼，而是誰誰誰又出了新的詩集，誰的哲學又比誰的更深刻、更精彩。
 

假如你對西方文學稍有了解，不可能沒聽過里爾克的大名。可是這位 20 世紀德語世界最偉大的詩人，在茨威格念中學的時候，不過就在地方的文藝雜誌上發表過幾首零散的詩而已。可是就在那時候，茨威格和他那一幫同學已經發現了里爾克的天才。當他們熱切地在閱讀、背誦里爾克的詩時，講臺上任何一個教語文的老師，都還沒有聽說過里爾克的名字。

所以茨威格說：「在時代的風吹起來以前，我們就已經聞到了它的氣味。」
 

我們命該遇到這個時代。

茨威格年輕時，曾經透過朋友介紹，拜訪了當時已經成名的雕塑家羅丹，並且和他共進晚餐。用餐完畢後，羅丹決定要到工作室繼續忙他的作品。茨威格沒有放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他跟著羅丹進到工作室，近距離觀察羅丹如何雕琢作品。

茨威格形容羅丹是一個異常專注的人。當他進入到工作狀態時，好像根本看不到站在旁邊的茨威格。數個小時之後，羅丹終於忙完一個段落，想要休息一下，於是走到門口，穿上外套準備出門。可是就在出門前，羅丹看到茨威格站在自己的工作室裡，以為有人闖進自己的工作室。正要發怒時，羅丹才猛然想起來，原來這就是剛剛和他共進晚餐的那位年輕人。
 

茨威格特地把這段故事寫到回憶錄裡，我想是有用意的，因為茨威格也是一個想要安安靜靜，專注地雕琢作品的作家。但 1881 年出生的茨威格，在 33 歲那一年就碰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到他 58 歲時，又碰上了二次大戰。

在《昨日世界》裡，扉頁一打開，茨威格就引用了一段莎士比亞的名句：「我們命該遇到這個時代。」
 

歐洲與沒有未來的人

一戰期間，茨威格雖然也被徵召，但因為體能太差，沒有去到前線，而是被安排在軍事檔案館工作。在檔案館任職的期間，茨威格有過一段非常特殊的經歷。

戰爭期間，奧匈一方每打一場勝仗，佔領到一塊新的地方，他們就會去搜集敵軍在該地發布的傳單、標語，以便了解敵軍的宣傳策略。在軍事檔案館工作的茨威格，就被賦予了搜集敵方宣傳品的任務。他得到一張由檔案館派發的機密證件，憑著這張證，他可以自由出入奧匈帝國所有的軍事據點，並且能夠乘坐任何的軍用車輛，去到所有他想去的地方搜集材料。

這簡直是任何一個戰爭期間的作家都夢想得到的任務。茨威格當然也沒放過這次機會，他帶著他意外得到的特權，也帶著他的作家之眼，到各處觀察戰火之下的人生。

有一回，茨威格從前線搭貨車，準備去布達佩斯。一路上同車的，滿滿都是缺腿缺手臂的傷兵，覆蓋在傷兵身上的毯子，早已被鮮血浸透。負責照顧他們的醫官，其實早用光了所有的藥品，連棉布都沒有了。每次停車，醫官便下車打聽有無任何剩餘的藥物或醫療用品，但唯一能夠得到的，只剩消毒用的碘酒。茨威格唯一幫得上忙的地方，就是下車打個幾桶不怎麼乾淨的水，幫忙傷兵清潔身體。

經過十多個小時的車程，疲憊不堪的茨威格終於到了布達佩斯，但他卻驚異地發現，布達佩斯好像一點都沒有戰爭的氣息。剛剛還在軍隊裡運送傷員的軍人，到了布達佩斯卻紛紛到花店購買紫羅蘭，「向女人們大獻殷勤」。街道上到處看得到「漂亮得無可挑惕的小轎車」，裡面坐著「頭臉整齊、衣著光鮮得同樣無可挑剃的先生」。

茨威格認為，這景象恰恰顯示出了一戰對歐洲人精神上的傷害。戰爭使人意識到，一顆小小的鉛彈，能夠在千分之一秒內奪去一個人全部的記憶、全部的情感，奪去他們的生命。因此，當一個人能有片刻鬆懈下來的時候，他為什麼不要極盡享樂之能事呢？當隨時都有可能失去生命，一個人為什麼還要花費任何一秒鐘去思考未來呢？而他又為什麼要思考過去呢？

在茨威格眼裡，一次大戰將歐洲人徹底變成沒有了過去，也沒有了未來的人。
 

買不起雞蛋的災厄

根據茨威格自己的說法，他在一次戰前的所有作品，都是生澀、幼稚的作品，缺乏對現實的認知，因此他拒絕再版任何一部戰前出版的書。

一次戰後，茨威格在薩爾斯堡的山丘上買了一幢房子，打算在那裡遠離塵囂，安心寫作。在薩爾斯堡這段期間，茨威格也有過一段特殊的見聞。

薩爾斯堡位在奧地利邊境，緊鄰德國的巴伐利亞。一戰後，德國的貨幣馬克遭遇到極其誇張的惡性通貨膨脹，通膨率達到了以千萬計的程度。茨威格形容：原本能夠買得下整個柏林房地產的價錢，到了通貨膨脹最嚴重的時候，可能連一顆雞蛋都買不到。
 

可是在馬克發生惡性通膨之前，奧地利的克朗就已經開始通貨膨脹了。據茨威格所述，在最嚴重的時候，克朗的通貨膨脹率達到一萬五千倍。

跟著通膨而來的，是一番荒謬絕倫的景象。茨威格觀察到，當克朗率先陷入惡性通膨的時候，每天早上都有很多德國人帶著現金，搭火車從巴伐利亞來到薩爾斯堡，然後用極其便宜的價格採購各種生活用品，再搭車回到巴伐利亞。

到後來情況太嚴重了，所以德國政府開始出手管制，禁止旅客將薩爾斯堡的商品帶回巴伐利亞，以免傷害德國商店的生計。但每天還是有很多人持續湧入薩爾斯堡 ── 因為吃到肚子裡的東西，政府是無法沒收的。很多人白天來到薩爾斯堡大吃大喝，晚上又來到酒館裡喝得醉醺醺的，接著被人搬上火車，載回巴伐利亞。

最好笑的是，過了幾個月，馬克的通貨膨脹率遠遠超過了克朗，於是情況就顛倒過來了 ── 每天都有很多旅客從薩爾斯堡搭車去到巴伐利亞，大吃大喝之後，再醉醺醺地回家。
 

一個活在昨日的人

一次戰後的種種怪現狀，似乎也正暗示了二次大戰必然的到來。

作為一個猶太作家，茨威格在納粹入侵的前夕，只帶了一卡皮箱就流亡到了英國。在倫敦，他既無名聲，也無朋友。只能租到一間供單人起居的斗室。

在這個房間裡，他失去了一切藏書，也失去了他花費前半生蒐集的所有名人手稿。在維也納的家裡，茨威格曾經擁有歌德的手稿、貝多芬的手稿、莫札特的手稿、巴爾札克的手稿、羅曼．羅蘭的手稿、佛洛依德的手稿。

這片歐洲文明最燦爛的繁花盛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似乎永遠地消逝了。就在這樣一間什麼都沒有的斗室裡，茨威格開始書寫他一生的回憶。

在流亡前夕，茨威格最後一次回到維也納的時候，他是這樣寫的：

茨威格後來從英國輾轉流亡到美國，後來又從美國去到了巴西，最後在里約熱內盧度過了他人生的最後兩年。1942 年 2 月 22 日，茨威格和太太參加完當地的狂歡節之後，將同去參加狂歡節的一位當地朋友邀到家裡共進晚餐，共度了 4 個小時。茨威格和他一起下了棋，並且把幾本書歸還給他。就在這天晚上，茨威格和太太一起躺在床上，服用鎮靜劑自殺了。
 

自殺的前一天，茨威格才剛剛把他的回憶錄《昨日世界》寄給了出版商。在這最後一部作品的最後一段話裡，茨威格是這麼說的：
   

茨威格的英文譯者 Anthea Bell 曾經討論過茨威格的死。他認為，在茨威格自殺的時候，其實已經不是納粹德國氣焰正盛的時候了，甚至已經可以隱約看得到戰爭結束的可能。那為什麼茨威格會在這個時候自殺呢？他認為，對茨威格來說，經歷了兩場世界大戰的歐洲，已經不是他所認識的歐洲了。那些他花費一輩子追求的文學、音樂、藝術所曾經應許的人道精神、歐洲統一的理想，都已經永遠地消逝了。茨威格的自殺，無關乎戰爭的勝敗。從精神上來說，他早已經是一個活在昨日世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