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島宛如少年,仍有漫漫成長路──讀東山彰良著《流》

如果把《》的直木賞冠冕卸下,會發生什麼事?特別是當《》被引薦給眾人之時,《》是被以優秀得獎作品被送到讀者手中的。當各式獎項與作品分離,會產生什麼閱讀觀感?回答這個問題,方式之一是解構這本作品的元素。小說作品的核心即是劇情,即使是沒有劇情也是一種劇情。用一句話來說明《》:台灣少年郎自政治強人蔣介石逝世後所展開的成長故事。台灣從政治強人手中脫離時,少年葉秋生同時也失去了自己的祖父。因此《》的核心元素可以說是「少年」與「台灣」,追求自我價值的少年,以及真正開始建立國家風格的台灣解嚴後時期。

在《》這本作品中與蔣介石同時離世的祖父葉尊麟,他的存在是小說故事之中最鮮明的背景色。祖父葉尊麟是一般人口語所稱的「外省人」,省代表的是台灣省,省字係歷史性的行政詞彙,省字背後隱喻著台灣海峽另一頭寬廣的「祖國」的存在,台灣省是祖國的一個省份。

我,外省人是來自台灣省以外的人。對外省人來說,國家在海的另一端,在台灣島上的生活是暫時性,停駐性,目的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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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葉尊麟對於秋生的意義,始於戲劇性的死亡。在小說故事中,秋生是祖父意外身亡之後,第一個發現屍體的人。秋生在升學與兵單交戰之際,找出這起命案的兇手,成了青年秋生命運中的紅燈號誌。只要是關於祖父命案的線索一出現,任何事情都必需停住。祖父的死亡成了《》的故事動能性,在秋生了解祖父的故事越多越深時,祖父的死亡漸成了一個他難以判斷的問號,祖父葉尊麟不該死,但土匪葉尊麟便該死。但人的死亡是否確有因果判斷的存在?是生前的作為,導因生命的結束?生前作為與生命價值之間關聯判斷的命題,是如何脫離國家刑罰體系,而被反覆思辦而不得定論的呢?一種產生巨大震盪之力的方式,可以強行切斷人命與作為的國家刑罰體系,即是「戰爭」。

葉尊麟是在一場又一場的國共內戰中退守到台灣的國民黨軍人。當年,他在自己的中國故鄉山東,嘴裡喊著殲滅共產黨,徒手將一群王姓村人活埋。戰爭逼迫一般人民選擇立場,人在戰事之中,存活難以為繼。國民黨和共產黨在人民眼中,誰家有奶可吃,誰家就是我的娘,差別也許只是發放糧食的速度而已。葉尊麟的好友馬大軍是在故鄉繼續生活下去的人,他是選擇不同立場的兒時友人,共產黨將曾經有殺人前科的馬大軍收編麾下,沒有他的幫忙,葉秋生的父親及姑姑等親人無法離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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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內戰的國軍

「台灣」是亞洲近代百年戰爭中所誕生下來的國家,任何一個東亞近代史上的偶然性被抹除掉,都不可能會有現在的台灣存在。《》裡不斷上演的正是「台灣」慘淡的青春期,與葉秋生的蠻橫少年時代的各式趣事。這也成為了《》這本小說的最大特色,最富有魅力的故事語調,「台灣」曾經年少過,少年時的秋生想當然爾地也無所事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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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家玲教授的大作《從少年中國到少年台灣》

葉秋生在第一次看見山東青島市的美麗街頭時,心想:

把自己的少年時代投射在別人的故事中,在第一次造訪的街角找到自己淡淡的苦澀回憶,瞇眼看在風中熠熠發光的夢想和熱情,我對自己施了魔法。

這一趟中國之旅,是葉秋生第一次踏上所謂「故鄉」的土地,然而在小說設定的年代,基於政治的不安性,他得選擇拿著偽造的護照,終於踏來了「老家」──山東省,他心底所謂「回家的感覺」,其實只是承接著祖父與父親的思想。葉秋生知道中國山東不會是自己的國家,他的感受是抽離在父執輩的思念之上。他對家鄉的概念建立在對國家歷史上的超然中立判斷上,他沒有兩地認同的掙扎,他只有自我價值的認定追求。葉秋生說的「別人的故事」是他祖父的故事,他自己的故事所發生地點不會在中國,而是在中國之外。

這本《》是一本著眼在「成長」的小說,小說深入淺出地介紹當今台灣的局勢從國共內戰之後是怎麼運轉的。對台灣讀者來說,無疑地是一本駕輕就熟的讀物。若把《》除去直木賞的加持光環,台灣讀者如我仍毫無閱讀上的衝擊,沒有任何新鮮感,我過去在小說裡尋求的異國情懷,在這本小說中是找不到的。對我而言,當下即是重新思考直木賞對自己閱讀的書單有多少影響力。

然而一個關於《》的提問,在我內心讀完第二遍時響起,「在台灣,有這樣觸及台灣近代史而令人閱讀上,不感到歷史壓迫感(情感負擔)的小說嗎?」答案是有的,是發生在《》的翻譯文本問世之後。在我個人的小說清單之中,《》是一本輕.歷史類型小說,沒有台灣歷史定位上的包袱。作者東山彰良以清澈的他者眼光,引領我一個看待台灣近代歷史進程的新角度,再讀後的繞樑之味,揮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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