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喝的不只是一杯緬甸奶茶,而是華僑的祖國鄉愁:華新街與反共的年代

對於記憶所依賴以凝結和藏匿的場所的興趣,是與我們歷史的這一獨特時刻連結在一起的。這個時刻是個交匯點,與過去斷裂的意識,與對被撕裂的記憶的感知融合在一起。

-Pierre Nora

華新街,位在捷運南勢角站附近的這條街道,今日卻經常被連結到緬甸的各種元素,像是緬甸奶茶、潑水節、烤餅、米線等。也因為它的異國風情,所以也被稱為「緬甸街」。但你有想過,為什麼臺北近郊的這個角落,會有那麼多緬甸華僑在這裡嗎?

菜單上圓滾滾的緬文、色香味俱全的食物照片,也間接說明了華新街在近幾年的轉型。

這一切的一切,要從蔣介石與他的國民黨小夥伴來到臺灣開始說起。儘管敗給共產黨、逃到臺灣來,但在外還是要打著「自由中國」的名號,蔣政府不斷在海外打著「華人世界最後的反共堡壘」的旗幟招搖撞騙,啊不是,是尋求海外華人的認同。

1950 年,蔣介石對南洋華僑發表廣播談話時提出:海外僑胞、臺灣60萬國軍及中國大陸內部反共抗暴的力量乃為反共三大支柱。隔年,行政院為此制定了〈反共抗俄時期僑務政策〉,展開對海外華僑的積極宣傳與號召,內容包括團結僑民反抗國際共產主義之侵略、力謀恢復與增強僑胞對我政府之信心、提高僑民文化水準並加強其對祖國之認識起見等,「反共」成為中華民國僑務工作中最主要的任務。

對自由中國的公民投票

為了保護處於危急狀態的政權正當性,華僑政策變成了此時國民黨鞏固自己正統中國名號的一步棋。到臺灣後不久,蔣總統於是機智地當機立斷地,推行「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重新整飭國民黨內部的黨德(這什麼東西?不對,有這種東西?),據他個人表示:

當我在三十八年初,離職退休,痛切反省之後,對建黨立國的根本大計,反共抗俄的基本政策,從個人的懺悔,同志的規戒,革命環境的剖析,世界局勢審察的結果,才確定了本黨今後革命的方針。

而華僑政策,當然是其中的一環。在過去〈港澳高中畢業成績優良學生保送辦法〉、〈華僑學生優待辦法〉的基礎上,頒布〈華僑學生申請保送來臺升學辦法〉以及〈僑生投考臺省專科以上學校優待辦法〉,進一步調降華僑來臺就讀的門檻:只要是自願來臺灣就學、升學的海外僑生,中等以上學校均可申請保送、免試分發,並且從寬甄試;同時也為了照(ㄐㄧㄡˋ)顧(ㄓㄨˋ)北越、印尼、緬甸等「災區」的僑胞子弟回國升學,給予他們比照師範生的公費待遇補助。

當時給小學生看的漫畫故事也承載著偉人的教誨。(翻拍自《中華卡通兒童漫畫故事專輯》)

國民黨中常會隨即依此通過了「以外交鞏固僑務,以僑務發展黨務,並以黨務為僑務核心,以僑務做外交後盾」的方針,僑務成了當時政府的首要之務──一方面,將「華僑」納入大中國想像的一部分,成為中華民國在「我群」與敵對的「他者」之間,一支角色尷尬模糊的「捨不得的自我」;另一方面,也為了避免在臺灣的政權被孤立,而以血緣、民族的身分認同訴求,爭取海外華人的支持,「團結全球華人反共」,加強全世界臺灣的中國為唯一合法的中國的印象。

由於這時候的核心目標是要「培養華僑民族意識、改善華僑經濟生活,及提昇華僑政治地位」。僑務委員會在 1955 年 9 月召開的第一屆全球華僑文教會議中首先出招,試圖以「僑教」來吸引海外華人的注意力。藉由鼓勵華人來臺灣升學,增強他們對於「正統中國」的認同,也可以避免他們共匪被誘騙利用,成為中國良好公民及僑居地之良好居民,以為祖國及僑居地服務。

我曾訪問過一位來自緬甸的王阿姨,她明確告訴我,她與她的家人之所以會來臺灣,正是因為:「那個時候華僑可以回祖國(指中華民國)念書,政府說回這邊念書可以給你身分證。」相較於在緬甸只能領「華僑證」,不能買房置產,國民身分還不被被政府承認,中華民國的條件對他們而言的確十分誘人。

儘管來臺升學的僑生人數雖逐年增加,但仍屬少數。由於各校的接收情況不甚理想,僑委會因而與教育部商定獎勵辦法,規定大學凡招收 1 名僑生,便補助新臺幣 10,000元。這筆錢也幫助了不少學校興建校舍,早期臺大、師大、政大和國防醫學院等校的許多建築,都是因為得到這筆款項的補助,才得以完成興建。當時臺灣為數龐大的海外留學生,引起了美國總統艾森豪的注意。1958 年,艾森豪總統在致國會咨文中直接指明:「 現有八千名華僑學生在臺灣讀書,等於海外華僑對中華民國的公民投票」。

這話怎麼說呢?主要原因在於國民黨到臺灣後,積極促成臺灣的再中國化,不僅是重新改造臺灣既有文化,更對外宣稱「這是自由中國最後的堡壘」、「不然你們就要被共產黨統一啦」。這些宣傳也將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形塑為廣大海外華僑法統上的代理「祖國」,吸引了部分的華僑趨之若鶩,儘管他們根本不是從臺灣前往南洋的。華僑除了成為中華民國的政治籌碼、認同符號外,更進一步加強了它對於臺灣島上人民的宣傳起手勢:大家都是中國人。

來臺灣的緬甸華僑

來臺灣的緬甸華僑大致上分為幾類:讀書的學生、隨著戰爭從滇緬「異域」遷移回臺灣的軍人,與 1980 年代排華運動後來臺的一般民眾。三批華僑內部又有許多差異,來臺後也分布在不同地區,像軍人就可再細分為:抗日戰爭在緬甸從事敵後工作的情報人員、1950 年代初期中緬邊界作戰的孤軍兩類;前者分布在台北士林一帶,後者多分布在中壢龍岡、南投清境、高雄吉洋等地。

而一開始提到的這條華新街,多半是 1980 年代後來臺的第三批移民。由於當時緬甸的情勢緊張,這些人多半經由親友的幫助,依附在舊有的緬華聚落或新興的市鎮,如中永和、新店、板橋、土城等。我曾訪問過的一位小吃店老闆娘,正是第三批移民的一員,她也表明當時來臺灣其實不是那麼容易:「我的親戚是國民黨的軍官,所以才有機會遷移來臺灣。我們是比較幸運的一群人」。

華文加強班也是這裡立委的選民服務之一。許多當時來臺的緬甸華僑的華語,都是來臺才學習、加強的。

中和作為一個緊鄰都市的新興市鎮,地價低廉又十分便利,許多工廠也選擇設立於此。而有工廠就會帶來就業機會,又進一步增加對於華僑選擇的吸引力。但隨著臺灣經濟的發展與城市化,許多從南部來臺北尋求機會的城鄉移民也落腳在中永和,而華新街獨特的外來氣質及文化景觀,卻在愈發稠密的大臺北都會圈顯得格格不入。異國感與不理解,也使得這裡被當地民眾稱為「異域」。

出身中和的導演趙德胤,在 2009 年第一屆的金馬電影學院裡,拍攝了一部 20 分鐘的短片《華新街記事》。帶著強烈口音的演員、色調陰鬱的畫面、長鏡頭中不斷奔跑著的青年們,以及未停過的酒精、髒話與賭博──不僅是導演對他成長歲月的追憶,同時也表現出兩代緬甸華僑心中各自的鬱悶與緊張,更是對當時位處城市邊緣的這個異質角落的一幅側寫。

當然,導演呈現的是屬於華新街內在的觀點,是身處其外的臺灣人鮮少接觸到的心態與感受。住在這些文化、膚色相異的「陌生人」社區周邊的當地人,或許時時處在不安的緊張中,再加上頻傳的偷竊、吸毒的負面報導,理所當然浮現一股鄙視的目光與危險的想像,進而將這個社區貼上負面標籤。

學者邱琡雯以「移民區病理」(ghetto pathology)解釋這種汙名化與負面觀感,這些對外來華僑抱持敵意的當地人「將移民住商集中的現象視為社會毒瘤,是貧困、犯罪、暴力的溫床,低教育、低所得階層者的棲息所在」。華新街就這麼成了大臺北的一座「城中城」(inner city),是個相對於中產階級所主導的「城」以外的邊緣地帶,主流之外的少數族裔空間。直到近期,新北市政府的大力轉型、推動觀光,才逐步掃除主流社會對於華新街的有色眼光,而移轉成為了另外一種帶有觀光想像的凝視,但這也是後話了。

失根的記憶、流離的認同

中華民國對於「華僑」的接納,除了是一種文化上的包容,更多的是穩固自身的說詞,將華僑劃進我群之中,成為文化血脈的一部分。同時,華僑也在這個認同的基礎上抵達了他們心中的「祖國」,儘管從他們踏上桃園機場的那刻,這個「祖國」早已成為概念性質的虛體,不復存在。地理上已全然不同。

也在他們到臺灣定下了之後,才終於發現,這塊土地根本就不是預想的那個國度,心目中一直期待著的那群「祖國同胞」,竟然是他者。歷經一再的移位失所,從中國到緬甸,再從緬甸到臺灣,如此強烈的離散移動經驗,使得他們於心態上始終難以真正地成為「在地人」,他們心裡最深處的認同終究只是「華僑」,而無法是其他的人。

這種失根的意識,成為他們意識裡最基本的認知,「不管怎樣,我們就還是華僑阿,永遠都是華僑……來到台灣這個很多華人的地方,對我們來說至少也比較習慣一點啦,生活也跟自己比較相近嘛。」華新街某小吃店的老闆娘在我某次閒聊的最後,對我這麼說道。

午後的華新街,時常可以見到當地人坐在路邊喝奶茶、聊是非。下午茶的習慣,從經歷過英國殖民的緬甸一路流轉到了臺灣。
延伸閱讀:「我們是沒有國家的人,不被任何地方承認」── 韓國華僑,飄泊在歷史洪流裡的無根民族

參考資料

  1. 范雅梅,《論1949年以後國民黨政權的僑務政策:從流亡政權,在地知識與國際脈絡談起》,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2. 翟振孝,《遷移,文化與認同:緬華移民的社群建構與跨國網絡》,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3. 若松大祐,〈臺灣現代史上的官方國族主義與泰緬孤軍形象〉,2013。
  4. 邱琡雯,〈移民區病理 vs.網絡集結點」的衝突與克服:以在台越 南女性的店家為例〉,2007。
  5. 夏誠華,《民國以來的僑務與僑教研究》,2005。
  6. 僑務員會編印,〈我國僑教政策未來發展趨勢之研究〉,2010。
  7. 高信,《中華民國之華僑與僑務》,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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