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的吊詭性──評《消失中的上海》與《上海人家:重書回憶》

讀哈佛東亞系學者李潔的《上海人家:重書回憶》(Shanghai Homes: Palimpsests of Private Life),好似一段衝擊思維和情感的雙線旅程。

這本書結合回憶錄和民族誌的方法,描繪出飛速變遷的社會中普通人的生命歷程;作為在上海那些弄堂裡度過童年的當地人,作者細膩的筆觸讓人感到她完全理解這座城市的歷史,以及城市中人的價值、風尚和掙扎。這本書追溯李潔家族成員從 1940 年以來的經歷有著強烈的情感力量,讓人時哭、時笑、時嘆,好像在全身投入地觀賞鄉愁電影大師王家衛或蔡明亮的電影。

李潔的觀察有特別的深度:她不但熟悉上海的里弄,也曾在紐約和新英格蘭等其他地區成長和生活:她不久前剛從哈佛畢業,現在那裡任教。作為文學電影和歷史學者,她從 1940 年以來的歷史劇變作為宏觀背景來分析親人的故事,探討上海如何在經濟起飛和歷史傷痛中被重新塑造。她是訪問者也是當地人;是一個公正的敍述者也是家族的一員;她能感受其筆下人物的情感聯繫,也能將這些聯繫放置在批判中的審視。

有些部分能讓讀者倒吸一口冷氣也哭笑不得;比如她寫道:「家族遺產的公平分配具有爭議性,爺爺和奶奶恐怕會從棺材裡翻滾過來。」這是在說她的阿姨,曾經因為搶佔父母的居所而被被爺爺告上法庭,結果成了那座石庫門公寓的唯一繼承人。這段故事如果由外人來寫,恐怕會聽著過於殘酷;而李潔作為家族一員則無可非議,反而顯得詼諧幽默。

在《上海日報》的採訪中,她提及自己的寫作初機是鄉愁。李潔著重描寫的兩座里弄都與她的家族有關,也都在上海的公共租界中。其中一座是友邦里,她母親長大的地方;另一個座是平涼路 1695 號,她父親的童年居所。她將這兩條線索作為主線探討更廣闊的歷史事件,聚焦在大大小小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變遷對居民的影響,她稱這種方法為「挖掘我站立的角落」:

相比站在遙遠的位置作研究,我把自己當成一個尋根的孩子,她每年探親的暑假都是一個熟悉和再熟悉的過程。

這些石庫門是她度過童年的地方,她可以將自己的回憶與父母相編織,和其他人的敘述、也與當地地方誌和民族誌一起檢驗。這本書的目的是拯救這座城市正在消失的回憶,希望辨析「上海人的鄉愁究竟是什麼」。

這個問題的答案莫衷一是,這一點在結論中逐漸明顯。她回憶起最後一次拜訪祖父母家,那是在他們去世之後,她如何幫收廢品的人處理那些沒有用的遺物。她跟在那位大叔的後面,直到他回到也在石庫門的家,看到他和太太一起吃午飯。我們也記起她自己的位置:她離開自己的鄰里、家人來到另一個國度,也促使她自己作為寫作者審視自己的生活,作為臨時回「家」的人。

這個與眾不同的研究方法讓她能夠進入被訪者的家中,也能聆聽那些他們不會輕易向外人訴說的故事。她從自身經歷入手,但也查看那些發生在她出生之前的事。好比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1900 年左右的柏林童年》,這本書同樣檢視經歷和回憶如何在不同代際間傳遞,既是一部社群史,也是一部個人史。

李歐梵也留意到《上海人家》與《柏林童年》的聯繫;他在書封上問道,「我們是不是能說這是當代中國對班雅明的經典作品《柏林童年》的回應?」李潔視班雅明為她的理論靈感之源;她說「活著便是追溯蹤跡」,這顯示她與班雅明之間的共性:描繪私密生活與公共空間的共通之處。她引用班雅明對布爾什維克如何摧毀私人生活的描述,以比照共產黨入主上海後對這座城市的改變。

在將個體當成既是一般模式又是獨特例子,這樣的方式讓讀者想起另一位與威瑪德國相連的著名人物:奧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他曾經為一戰後的一代德國平民拍攝肖像,每一幀都是雙寫照,以表現個人如何是獨特的個體又是社會的表徵。如同奧地利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指出的,作者同時也是自己的讀者,需要有批判性的自我認識,一種對社會語境與個人關係的清醒認識。用李潔的話來說,不是任何弄堂居民都是歷史力量或社會分類的象徵或擬任表徵,因為他們太平凡,不是英雄,但也並非惡棍。然而,他們的生命歷程編織了更大的歷史構成之中。每一個線頭都有獨特的色彩和紋路,每一個平凡人的線索卻決定了掛毯的樣貌和形狀。

這種對毛時代之前、之間和之後的弄堂生活變遷中的個人、歷史和田野式研究非常獨特。最近有一本相關主題的作品也對這種考察做了呼應:Howard French 和裘小龍(Qiu Xiaolong)合著的《消失中的上海:私密生活的影像和詩作》(Disappearing Shanghai: Photographs and Poems of an Intimate Way of Life)。其中包括 French 的攝影和以推理小說出名的裘小龍的詩。裘小龍也和李潔一樣,對上海弄堂有著親切的回憶;他也將這本書贈給父母:「給我的父母,他們在 Howard 鏡頭下的弄堂裡住了一輩子。」為《消失中的上海》作序的 Teju Cole 寫道:就它的本質而言,攝影是對過去的記錄。它沒有電影的時延性,因此沒有對現在時的延續性幻覺;攝影表現的是「拍攝的當刻」。弔詭的是,這種檔案式的藝術能喚起人們重新想像和模擬那些逝去的東西,給正在消逝的和已經不再的東西,賦予新的生命形式,將鄉愁轉換成新的旅程。這也是我們在閱讀《上海人家》時所感受到的安慰和自由,因為在書中逝去的日常雜物又成為新一代人生活的原料。

記憶的這種復刻的質地在波特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的《人造天堂》中有過詩意的表述,也是班雅明年輕時讀過的句子。波特萊爾將人的記憶比作一種看不見的現實,他寫道:

就像對著遺忘的畫布,

一位畫家單單憑著他的記憶,

慢慢描繪出一幅草圖。

在這裡,人類記憶被更直接地比作畫布或書頁,句子可以被擦拭並重新書寫。這種方法有它的弱點,也就是個人敘述的飄忽不定性。李潔的辦法是用歷史記錄做對比和檢查,也詢問故事中的不連貫性、反歷史性、和更直接的錯誤,告訴我們敘述者如何經歷和感受歷史。

弄堂已經是上海都市生活的象徵。許多作者都對它做過深入研究和描繪,譬如格雷戈里.布拉肯(Gregory Bracken)的《上海裡弄房》(The Shanghai Alleyway House: A Vanishing Urban Vernacular),以及王安憶的《長恨歌》。《長恨歌》的電影和電視改拍受到大眾追捧,也被認為是描寫上海生活的經典文學作品。王安憶也寫到在弄堂裡謠言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份;李潔也同樣花一章的篇幅寫「謠言集」:鄰居們喜歡在動蕩時期散播各種傳奇,因為「在其他人的痛苦和尷尬中他們找到對自身苦難的傾瀉或安慰。」在這樣的集子中,對場景和時刻的描繪交織著好幾代人的複雜關係。李潔進一步寫道,謠言有其創造性,是當地文化重要的組成部份,也是形成上海現代文學和印刷媒體的重要因素。同樣的,謠言也幫助造就道德觀念。

在兩種不同的文化中長大的李潔似乎能夠在其中自由穿梭和轉換:她既是華裔美國學者也是上海小囡。裘小龍則感到和傳統的都市鄰里有隔閡感,在尋找已經失落的東西。就如同他在自己網站中寫道的,《消失中的上海》中具有畫面感的詩句是想捕捉那種熟悉但正在消失的場景。

既是記者又是攝影師的 Howard French 作為《紐約時報》駐上海記者,則有另一種視角。他作為外人用深入洞悉的鏡頭,捕捉日常生活的特別和瑣碎,突出本地居民太過熟悉而習以為常的細節。他似乎在贊頌一種陌生感;也因此,他鏡頭下生活經歷之豐滿,對現世之熱愛,對曾經熟悉的正在消失的場景的捕捉讓人驚嘆,為異鄉客──包括筆者在內──渲染超越時空的鄉愁。

Howard French 所攝之消失的上海(圖片來源

李潔和裘小龍的寫作、Howard French 的攝影中的熱忱和細緻也表達出他們對不同世界的誠心理解:不僅是他們生活的世界,也是他們心之所向的記憶中的世界。這也許就是「家」的嬗變:不僅是宗族或建築,也不僅是性別、世代和中國社會秩序之間的微觀政治,而是作為行者的個人如何在不同國度中努力建構的空間。有中文俗語道:「此心安處是吾鄉」,這也在集英語文學之大成的莎士比亞戲劇中得到呼應:「凡是日月所照臨的所在,在一個智慧的人看來都是安身的樂土。」

中文簡體載於上海《書城》雜誌 2016 年 2 月刊。

英文原文載於《洛杉磯書評》2015 年 5 月 26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