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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社會禁忌、觸碰道德底線:米洛・勞與他的極具爭議的劇場表演

2019-03-26

什麼是禁忌?禁忌以何種方式存在於現代社會?


關於禁忌,我們總不敢隨意觸碰,瑞士導演米洛・勞(Milo Rau)說,真正的禁忌總是隱而不顯卻又無所不在,禁忌在我們面前如此巨大,但我們總是表現的似乎它不存在 。


放眼當代歐陸劇場,米洛・勞的作品屢屢引發爭議,挑戰當代社會視為禁忌的敏感議題,這樣大膽創新風格也讓他獲獎無數。他以及他所成立的「國際政治謀殺機構」(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olitical Murder),透過劇場、電影、出版、展覽等多重媒介,探討重大的歷史、社會與政治議題,比如早期的作品《齊奧塞斯庫最後的日子》(Derniers jours de Ceaucescu,2009)講述羅馬尼亞總統的革命、審判與處決,《仇恨電台》(Hate Radio,2011)則處理盧安達種族屠殺的議題。


米洛・勞認為,身處一個媒體氾濫的社會,人們每天接受新聞傳播「刺激—反應」的制約,終致麻木。劇場創作者的工作,就像這個時代的考古學家,挖掘出人們不願意看到的真相,做出讓人們出其不意的事,喚醒我們的感官,強化道德與智性的敏感神經 。

 
瑞士導演米洛・勞。(Source

他的演出常被歸類於「紀錄劇場」,除了內容取材自真實事件,他所挑選的演員,也和所要表達議題切身相關。首演於 2016 年,入圍今年柏林戲劇盛會的作品《五段小品》(Five Easy Pieces),便找來七個小孩演繹當時震驚比利時社會的馬克・杜特斯(Marc Dutroux)連環殺童案。


《五段小品》是米洛・勞受比利時 Campo 藝術中心委託的創作,該中心曾邀來許多知名導演與八到十三歲的小孩合作,排練一齣給大人看的戲。其中,米洛・勞選擇的題材不僅是最怪的,也是最危險的,因為杜特斯被視為罪惡的象徵、邪惡的代名詞,在比利時向來是個禁忌話題,更何況要讓小孩來演這個戀童癖的故事。況且,對大部分小孩來說,「杜特斯事件」就像一個傳說、一則遙遠的故事。


比利時是個多元文化、種族、語言的國家,當米洛・勞為《內戰》到布魯塞爾進行研究時,他發現因為缺乏認同基礎,「比利時人」這個概念幾乎不存在,「杜特斯事件」是他們少數的集體記憶與精神創傷,因為杜特斯,他們首度團結在一起,走上街頭發動抗議。如果深入細究杜特斯的成長背景,出生於比利時的殖民地剛果,在沙勒羅瓦(Charleroi)的廢礦開採區犯罪,正是一則西方殖民地和工業強國衰落的寓言。


米洛・勞從二百多個小孩中選出七位演員,與一名成人演員共同演出。長達六個月的排練,小孩在成人演員、家長與兒童心理學專家的陪同下,理解角色、發展台詞,並且實地訪問犯罪現場、葬禮、杜特斯的父親生活中的每一天;另一方面,劇情也展現了比利時歷史的全景,從剛果宣言獨立到「白色三月」的群眾示威。


《五段小品》(Five Easy Pieces) 的劇照。(Source: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olitical Murder

演出由一場甄選與五段仿紀錄片形式的現場訪談構成,開場由成人演員扮演導演,引導七個小孩分別介紹自己,展現才藝,挑選自己想要扮演的角色,同時對他們提問:表演是什麼?你願意在舞台上親吻別人嗎?你殺害過任何東西嗎?你希望怎麼死去?


在接下來的五個段落中,小孩則分別飾演杜特斯的父親、受害者、受害者的家屬、調查案件的警察、比利時國王和協助剛果獨立建國的非洲政治家,從小孩的眼光思考扮演、善惡、生死。


米洛・勞的意圖並非重現這個故事,而是模糊扮演與真實的界線,重新對這個社會案件提出思考和討論。例如,第三段故事中,飾演受害者的小女孩不願意把衣服脫掉,導演從好言勸說到發怒命令,我們彷彿看到了杜特斯與受害少女的脅迫關係,與成人和兒童、導演和演員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產生連結──米羅・勞藉此提出反思,在現實社會中,我們每個人都可能不經意居於加害者的位置。


《五段小品》劇名來自史特拉汶斯基寫給小朋友的鋼琴練習曲,是一套音樂教材,在此暗示著小孩在成長過程,他們的感受、行為、價值如何形塑而成?他們如何理解敘事、同情、失落、傷害、老年、失望或反叛的真正意義?當成人觀眾看到他們演出暴力、情愛場面時,我們如何反應?透過小孩扮演的這面鏡子,又如何反射出我們自身的恐懼、希望和禁忌?


相較於《五段小品》,2017 年的《索多瑪一百二十天》(Die 120 Tage von Sodom)更直接衝擊感官,挑戰觀眾的道德尺度。


此劇靈感來自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根據作家薩德(Marquis de Sade)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情節描述四名法西斯主義者,綁架十多位年輕男女,將他們關在城堡之中,施行一連串的殘虐儀式,青少年受到性虐、羞辱、酷刑和屠殺,最終在暴力狂歡中致死。

 
《索多瑪一百二十天》(Salò, or the 120 Days of Sodom)電影海報。義大利導演帕索里尼根據薩德所著的小說改編拍攝而成的電影作品。(Source:Wikipedia

故事結構引用但丁的《神曲》,分為「地獄之門」、「變態地獄」、「糞尿地獄」和「血的地獄」,內容充斥各種性愛場面和變態行徑,至今看來仍十分聳動大膽。


米洛・勞拆解並重新詮釋了帕索里尼的電影,將時空背景移植到現代,由蘇黎世劇院的演員飾演四位法西斯主義者,並由十一位來自赫拉劇院(Theater Hola) 的身心障礙演員,扮演被囚禁、施虐的青少年。


劇中企圖將殘疾人士與遭受法西斯政權迫害的人對比,在醫療技術進步的今日,胎兒若在產前診斷出殘疾,90% 的父母會選擇流產,所以說這群平均年齡二十歲的演員,其實是最後一代的殘疾人士──「怪異」的人消失了,這是否也是一種正常人的法西斯主義,然而誰能真正代替他們決定生命?


舞台上,一邊佈置著電影中的紅色天鵝絨房間,另一邊則是「最後的晚餐」的長桌、食物、燭台,中央矗立一個巨大的十字架。開場時,殘疾演員分食麵包,並用對嘴的方式說出:「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身體。」接著又傳杯子飲用,說:「你們都喝這個,因為這是我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


全劇結尾,經歷各種虐殺極刑後,倖存的最後一名殘疾演員被釘在十字架上,耶穌受難的意象貫穿始末,呼應「最後一人」的觀點。


演出再現電影中各種各種病態、骯髒、殘忍的橋段,像是屁股選美比賽,殘疾演員集體脫下褲子露出屁股,被選中的女演員光著屁股,對著觀眾扭腰擺臀;一對熱戀中的殘疾男女,全裸上演親吻、做愛的情慾戲碼;一個正常的男演員和一名殘疾男演員裸裎相見,互相愛撫。


全劇宛如走在鋼索上,一方面展演大量奇觀異事痲痹感官,剝除觀眾看待殘疾人士的同情、異樣眼光,正視他們的身體與慾望;另一方面不斷探觸底限,令人思索藝術的禁忌尺度——是否以藝術為名,就可免除道德檢視與批判?


米洛・勞曾在受訪時稱自己的工作方式為「殘酷劇場」(Theater of Cruelty),殘酷,意味著揭露現實表面,勇於面對禁忌。或許,這才是劇場最接近真實人生的時刻,也是這個時代,為何我們仍需要劇場的緣故。

 

本篇文章由國家兩廳院與故事共同製作。

2019 TIFA 米洛・勞《重述:街角的兇殺案》

演出時間|4/5(五)14:30 & 19:30、4/6(六)14:30
演出地點|國家戲劇院(臺北市中山南路 21-1 號)
演出票價|600/900/1200/1600/2000/2500
購票連結►https://bit.ly/2W2hxct
 
文章資訊
作者 廖俊逞
刊登日期 2019-03-26

文章分類 故事
收錄專題
舞台之外 Outside the st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