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px
「若想起故鄉目屎就流落來。」在地化的日本望鄉演歌,如何喚起離鄉者的臺灣經驗?
作者:陳培豐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觸即發的國共戰火波及這座島嶼,臺灣也被迫陷入戰備狀況。二二八事件、動員戡亂體制、國民黨政府遷臺、戒嚴令等,使得臺灣社會陷入高壓統治的恐怖氛圍;而優遇外省人的治理方針及一連串的農村政策,也使得原本便因戰爭而荒廢的臺灣經濟狀況雪上加霜。1950年前後,內有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壓迫、外有對岸中國的軍事威脅,而這段艱困時期讓臺灣經濟得以起死回生的,乃是韓戰的爆發。 

韓戰爆發後,美國主導的反共圍堵陣線必須加強其在東亞所建立的防禦,臺灣的戰略地位重要性更加提昇。為此,美國除了在軍事上協防臺灣,以防止這座反共堡壘赤化外,也主動提供台灣民生物資,以協助臺灣因局勢演變所增加的經濟負擔。1951年起美國開始長期對臺灣提供各種經濟援助(即美援),這對於當時身陷軍事、經濟困境的臺灣來說,猶如打了一劑強心針。

1950 年代開始的美援除了經濟援助、技術移轉、基礎建設的構築外,也包括臺灣的軍事防衛(Source:中央通訊社/衛城出版)

具體地說,從 1951 年到 1965 年為止的 15 年期間,美國總共提供臺灣近 15 億美元的援助。光是在 1951 年到 1960 年間,美援達到的金額便佔同一時期臺灣投資毛額的 38%,也佔當時國民生產毛額的 6%。

整體而言,美援所提供的物資除了平抑臺灣物價上漲壓力之外,也讓國民黨政府開始有能力針對一些在戰爭時期被破壞、卻又因技術或經費問題無力重建的經濟發展建設,如:港口、電力、通訊、道路等進行修繕或重建。而美國所提供的工業科技移轉,更是 1950 年代初期臺灣進口替代政策的重要支柱(林鐘雄1987: 40-41)。

美援對於戰後臺灣的「生存」相當關鍵,但 1950、60 年代美國從未利用對臺援助,要求國民黨政府減緩對自由人權的箝制,也未促成中央民意代表改選或改革公務員考試制度或解除戒嚴,使深受差別待遇的本省人其參政權獲得改善。因此,美援的最大意義在於強化對臺控制,化解中國共產黨犯臺和國民黨的治臺危機,並協助臺灣建立經濟發展的基礎,其與臺灣的民主化幾乎無涉。

在美援的幫助下,1953 年臺灣展開第一次四年經濟建設計劃,開始發展紡織、食品加工、水泥、肥料等工業。這些工業以供應國內市場為主,以取代進口、減少外匯支出。從 1953 年到 1968 年這段期間,臺灣歷經一連串經濟建設計劃,若干工業產品已足夠滿足內需,並漸有剩餘。

而 1965 年開始,政府營建高雄加工出口區,此為亞洲第一個加工出口區;1969年再設置楠梓、潭子兩個加工出口區。加工出口工業的整體發展,為臺灣帶來工業高成長。[1]以國內生產淨額而言,1963 年起臺灣的工業產值比例超過農業產值比例;1968 年起,製造業國內生產總值(GDP)比例也超過農業國內生產總值比例。這意味著台灣已由農業經濟型態轉變為工業經濟型態(林鐘雄1987: 67)。

韓戰爆發對於戰後臺灣局勢的發展,可謂一重大轉折。美援所引發的經濟需求和工業化效應,加上日治時期所留下的工業基礎建設,讓臺灣快速走向工業化。[2]而工業化也為 1950 年代初期因土地改革政策,而不得不遷往都市的農民們帶來一絲新希望。這些原本在二二八事件後不久便被迫離鄉,抵達都市後卻又因臺灣社會欠缺資本和工業化條件,而只能在第三級產業中游離浮沉的農民,開始擁有較多的就業機會。

美援所引發的經濟效應除了吸收這批原本已移動到都市的農村過剩人力外,更誘使大量鄉村的年輕人甚至少女,蜂擁前往都市尋覓工作機會。隨之,以工業化基礎為支撐的新一波大規模人口移動於是產生。[3]自 1945 年光復後,臺灣都市化進展極是快速,在台北市光復時人口只有二十七萬人,到 1973 年底則增至一百九十五萬人,平均每年增加七萬人之譜(范珍輝1974: 10)。[4]

根據人口普查,1965 至 1970 年間,農業就業人數增加 24%,工業增加 124%,服務業增加 165%(谷蒲孝雄 2003: 47)。工業部門的就業人口自 1960 年的七十一萬人逐年增加至 1973 年的一百七十九萬人,平均每年增加 7%(林鐘雄1987: 71)。而 1974 年,農業勞動者占 31%,工業勞動者已占 34.4%(臺灣省勞動力調查研究所 1974: 11)。[5]農、勞人口比例的逆轉顯示了臺灣產業的轉型。

在韓戰和美援的刺激下,原本已奄奄一息的臺灣經濟不但快速回復元氣,並逐漸由進口替代政策轉為外貿導向的經濟,進入所謂高度經濟成長期。而經濟產業的轉型也改變了人口移動的原因和性質,除了因為農村崩壞被迫離鄉之外,也開始滲融了一些為改善家庭經濟、嘗試追求夢想而被吸引到都市的例子。

無獨有偶,在韓戰爆發、朝鮮半島局勢變化的影響下,當時的日本也出現大量如鋼鐵、機械、水泥等相關經濟特需。其所促發的效應使日本經濟開始回溫,且接續而來的神武景氣(1955-57)、岩戶景氣(1958-61),更是讓日本從戰爭廢墟中快速復興,一躍而入高度經濟成長期。為此,也引發新一波大規模的農村人口流往都市之現象。

二戰結束之初,數百萬軍人陸續從外地返回日本國內。這些青壯世代在解除動員後必須尋求新的工作,但軍需相關事業已停止運轉,整體經濟尚未復甦,導致就業機會不足;戰後初期日本政府為解決此問題,甚至還曾獎勵農村過剩人口移民海外發展。

事實上在戰爭期間,日本的都市人口大幅減少,農漁山村則聚集為躲避戰火的人群;而在 1950 年代經濟開始回溫,並出現空前好景氣的情況下,農村人口便大量被吸引前往都市。自 1955 年起,日本的都市人口回復到 25 年前的規模(加瀨和俊1997: 11-12)。

從韓戰這個轉捩點及時間區段來看,臺、日社會的人口移動,實具有共時性、類似性和連動性。只不過就時間點或產業發展脈絡來說,戰後臺灣的兩波人口移動現象存在著接續關係,其比日本要來得複雜。

「共有寫實」的「望鄉演歌」

1950 年代後期由於臺、日社會變遷的類似,在高度經濟成長的共伴效應下,持續著之前翻唱日本歌曲的生產型態,臺語流行歌曲依賴日本的程度也大幅增加。只不過歌曲的翻唱對象,逐漸由「港歌」移轉到「望鄉演歌」[6]

所謂「望鄉演歌」,指的是 1950 年代末期日本進入高度經濟成長期後,農村人口大規模向都市移動,相應於這個社會變遷,當時由三橋美智也、春日八郎等日本演歌歌手所演唱的歌曲。

在音樂特徵上,這些歌曲大量將日本的民謠要素、傳統打擊和管樂器音樂節奏,以及穿插的口白(「お囃子詞ha-ya-shi-ko-to-ba」)等融入作品;而歌詞則主要描述在高度經濟成長下,離鄉背井到都市工作的日本年輕人之鄉愁,對於故鄉、父母、情人的思念等;同時也刻劃這些離鄉青年在都市生活的處境、遭遇、希望與挫折,例如故鄉愛人的移情別戀。

其代表歌曲有:〈別れの一本の杉〉(分離的一棵杉樹)、〈ああ、上野駅〉(啊!上野車站)〈愛ちゃんはお嫁に〉(小愛要出嫁)、〈哀愁列車〉、〈りんご村から〉(從蘋果村來)、〈赤い夕日の故鄉〉(紅色夕陽的故鄉)等(矢沢保、島田芳文 1970;藤井淑禎 1997)。這些「望鄉演歌」極為貼合當時日本的社會狀態,甚至帶有「私小說」也就是自傳體小說的況味。

1950 年代後期,臺灣農村又掀起另一波人口外移現象,許多農村年輕人為了謀生或追求夢想,離鄉背井前往都市就業。在這種社會變遷的類同基礎上,臺灣人往往只要經過語言的置換手續,便能借用日本「望鄉演歌」的內容、情境,來表達自己離鄉的際遇與感受,從而將這些歌曲「據為己有」而共享社會寫實。

舉例來說,〈苦手なんだよ〉(曲:林伊佐緒,詞:矢野亮,演唱:春日八郎,1957 年)這首「望鄉演歌」,歌詞原本描寫一位流浪都市的賣唱者,在破落小巷的酒家中因為被客人點唱到故鄉歌謠,觸景生情而落淚;然而見到此難堪場景的客人,居然也一面唱和一面低泣,原來他與賣唱者既是同鄉,也同樣是來到都市討生活之人。這首敘事性強烈的「望鄉演歌」,其臺灣版雖然改名為〈人客的要求〉(詞:莊啟勝,演唱:文夏,1959 年),但翻唱曲的內容與〈苦手なんだよ〉幾乎分毫不差。

其實,這種「共有社會寫實」的翻唱方式,在當時的臺語流行歌曲中極為普遍。例如在臺灣膾炙人口的〈媽媽請你也保重〉(詞:愁人,演唱:文夏,1958 年),其原曲名為〈俺らは東京へ來たけれど〉(曲:野崎真一,詞:小島高志,演唱:藤島桓夫,1957 年),強調的便是在都市工作的孤獨青年之鄉愁,以及對於母親的擔憂。

文夏有關行船人的合集,說明「港歌」風靡臺灣的時代痕跡(Source:六禾音樂故事館/衛城出版)

〈黃昏的故鄉〉的原曲〈赤い夕日の故鄉〉則描述生活落魄的離鄉者,對於遠方母親、愛人的思念。這些原本在日本被以寫實敘事完成的「望鄉演歌」,在被「如實」翻唱後依然得以貼近臺灣人的切身體驗,成為一首首有血有肉、足以觸動人心的社會寫實歌曲[7]

然而,臺、日社會的風俗習慣、氣候地景,以及高度經濟發展在兩地所刻劃的痕跡,畢竟不完全相同。因此為要闡述屬於自己的心情和遭遇,臺灣版的「望鄉演歌」仍無法一字不改地抄襲日本原曲,而必須經過一些在地化的手續,才能描繪出與臺灣人等身大的「自畫像」。也因此在社會寫實的前提下,「望鄉演歌」譯詞的在地化作業,往往要比「港歌」來得講究、複雜細膩。

若我們仔細比較〈田庄兄哥〉、〈媽媽請你也保重〉、〈黃昏的故鄉〉這三首 1960 年代臺灣最具代表性的「望鄉演歌」,便會發現這些作品在翻唱中都經過一些在地化程序。如〈田庄兄哥〉(詞:葉俊麟,演唱:黃西田,1964年)的原曲是〈イヤサカサッサ〉(曲:遠藤実,詞:原川ときわ,演唱:北原謙二,1963年)。

這首融入日本東北民謠「弥栄音頭」(イヤサカ音頭)要素的歌曲,描寫一位活潑的鄉下少女,因為厭倦農村生活而拋棄家鄉愛人,乘著火車搖搖晃晃,來到充滿憧憬之都市的興奮情景。對於這首歌曲,譯詞者葉俊麟保留了原曲中乘坐火車時搖搖晃晃的情景,而更動了主角的性別—將主動拋棄故鄉和愛人的女性,變成一位為了生活被迫離開愛人和家人,前往臺北打拚的鄉下純情男性。

相對於〈イヤサカサッサ〉中洋溢著少女天真無知的優越感,〈田庄兄哥〉則利用每段歌詞中重複出現的「趁著機會、趁著機會」這句話,來傳達在美援景氣下離鄉青年追求光明未來的期待,以及內心難掩的焦慮和不安。而穿插在原曲中的「弥栄音頭」口白,則被非常巧妙地改為火車經過臺南、臺中一路前往臺北時,各站月臺上販售便當零食的小販叫賣聲。

演唱過望鄉演歌〈田庄兄哥〉的黃西田,曾化名「西田吉夫」在臺灣發行日語流行歌曲(Source:六禾音樂故事館/衛城出版)

〈媽媽請你也保重〉的原曲則是〈俺らは東京へ來たけれど〉,強調的是在都市工作的孤獨青年之鄉愁,以及對於母親的擔憂。在變成〈媽媽請你也保重〉後,原本歌詞中的「東京」則置換為「省都」—臺北,以符合戰後臺灣的社會情境。

〈黃昏的故鄉〉(詞:愁人,演唱:文夏,1959年)的原曲〈赤い夕日の故鄉〉(曲:中野忠晴,詞:橫井弘,演唱:三橋美智也,1958年),原本描述過著流浪生活的離鄉者對於母親、愛人的思念。譯詞者文夏把其中「落魄的流浪生活」(うらぶれの旅をする)歌詞改為「叫我這個苦命的身軀」,突顯迫不得已離鄉的悲劇成分。而第二段原本的「在故鄉的小麥田」,譯詞中則刪除小麥田,以符合臺灣較少生產小麥的風土現狀(陳培豐2008: 79-113)[8]

臺灣的譯詞家們將上述三首作品「改寫成自己的東西」後,不僅風靡當時全臺;即使在經過半世紀後的今天,其依然流傳於臺灣社會,被認為是如實描寫高度經濟成長期下「臺灣經驗」,並喚起當時離鄉者的諸多共同記憶的傑作。

延伸閱讀:貧困失業的失語世代:從〈賣肉粽〉到〈收酒矸〉,空窗期的臺語流行歌曲
臺語歌曲如何發展成今日面貌, 蘊含了什麼樣的記憶與心聲? 探尋臺語歌的身世,揭密臺灣人的記憶。 從戰前橫跨戰後的連續殖民統治,歷經農村土地改革、工業化,乃至經濟起飛的社會變遷,臺語歌曲陪伴、撫慰了一代代的臺灣人。理解這四十年間臺語歌的歷史,亦能理解臺灣社會的變遷與大眾心靈面貌。

[1]在 1960 年到 1973 年止,臺灣的工業生產指數增加 6.9 倍,平均每年工業成長率達 17%。

[2]針對戰後臺灣工業化的主因,臺灣學界有不同的主張。例如:瞿宛文某個程度承認日治時期日本的現代化經營,為臺灣的經濟奠立日後工業化的基礎。但她強調這些工業化程度有限,並未產生本地工業資本也並沒有為臺灣帶來「可以自行持續發展的資本主義發展」。而戰後臺灣經濟成長的原因,歸諸於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的傳承與其戰後在臺灣時期的作為。具體而言,瞿宛文強調美援以及戰後國民政府大有為政策與官僚的影響,才是臺灣快速走向工業化的主因。
相對於瞿宛文這種看法,陳慈玉則主張戰後臺灣的國營、省營重化工業,絕大部分是繼承日治時期的 「遺產」,具有某種延續性。另外,謝國興則認為:國、省營事業在戰後初期臺灣經濟復原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公營事業中的管理、技術人員有不少本省人,中、下層員工則絕大部分是日治時期所養成的臺灣人。而戰後初期臺灣民營中小企業並未因日本人資金、管理、技術的退卻而出現萎縮現象,這些本省人經營的民營企業,其資金、技術、人員主要依賴日治時期的積累與培育。有關這部分可參考林文凱〈晚近日治時期臺灣工業史研究的進展:從帝國主義論到殖民近代化論的轉變〉。《臺灣文獻》68卷第4期。2017年。

[3]李筱峰。〈日期不詳〉。〈世新大學虛擬網路教學平臺「臺灣史」第二十七章 1950、60年代的臺灣:第五節 美援與經濟發展〉。2018/2/1瀏覽。

[4]這個增加數的三分之一歸於自然增加,而另三分之二則屬於社會增加。

[5]依據「貳、統計表」,農業勞動者比例為30.96%,工業勞動者比例為34.47%。

[6]這類歌曲在日本並沒有固定統一的稱謂。陳培豐的研究〈從三種演歌來看重層殖民下的臺灣圖像—重組「類似」凸顯「差異」再創自我〉(2008)中,曾使用「都市民謠演歌」,而也有人以「望鄉歌謠」稱之。而近年來日本的使用習慣大都傾向「望鄉歌謠」,因此順遂其稱謂及本文主題脈絡,在這篇論文中筆者以「望鄉演歌」來定義這些歌謠。

[7]對於臺灣而言,「港歌」和「望鄉演歌」兩種前後出現的流行歌曲風潮,其中許多原曲都來自日本,風靡時期也都正值人口變遷。但縱使如此,兩種歌曲卻是在不同產業發展脈絡下被引進臺灣的。而由於「港歌」風靡臺灣時,翻唱者和原創者的社會之間,並不存在著因農村崩壞而「被迫離鄉」的共同遭遇,因此日本的這些歌曲是透過象徵、隱喻的方式,與臺灣社會進行勾連。反之,「望鄉演歌」中「主動走向都市」的歌詞,對於臺、日聽眾而言都具有社會寫實況味,而能直接傳達許多離鄉出外者的心聲。因此在「共有社會寫實」的基礎下,「望鄉演歌」便逐漸取代「港歌」,成為 1960 年代臺語流行歌曲的主流。

[8]在此重複說明,1950-70 年代臺語流行歌曲唱片,幾乎都不會標註出版發行時間。因此,我們很難掌握本論文中一些歌曲精準的發行時間。然而本論文中的「望鄉演歌」基本上都翻唱自日本,因此只要參照原曲發行時間,便可先確認臺灣版最早出現的可能時間。而在大概的發行時間確定後,再綜合其他如歌詞內容、當時的藝能資訊、同系列電影的上映時間等線索,便可在一定誤差範圍內去研判這些唱片的發行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