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爾摩沙旅行】從軍事調查到傳教遊歷,西方旅人筆下的十九世紀臺灣風景
作者:林孟欣

在經過 17 世紀大航海時代對航道探索的瞭解與累積,及 18 世紀海上勢力的相互競逐之後,19 世紀的探險家或懷抱著熱情,或受到野心驅使,持續探索著蠻荒之地的未知前沿。此時的臺灣適逢脫離 1662 年後的封鎖狀態,對西方社會而言,是一座雖非一無所知但卻需要重新認識的島嶼。

從軍事調查到個人旅行

19 世紀的海上霸權由號稱日不落的大英帝國把持,曾於 1858 年派出不屈號(Inflexible),及 1866 年海蛇號(Serpent)軍艦巡航。

不屈號在香港總督的命令下開抵臺灣,於 6 月離開廈門,經過澎湖,分別靠泊國聖港、安平港、打狗、枋寮、車城、立霧溪口、蘇澳、基隆、淡水、臺中大安各港口;然後再到臺南,始由澎湖折返。船上的博物學家郇和(Robert Swinhoe)擔任翻譯官,在之後發表的〈福爾摩沙訪問記〉中,對臺灣環域的地質、地理、生物以及民族概況均有粗略的介紹,兼顧了商務拓展需求,也談及港口航線、貨品交易情形和地方官僚的態度等市場概況,算是早期較有內容的簡介文章。

郇和所繪之〈福爾摩沙地圖〉。(source: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而海蛇號上任教於英國牛津大學的自然學者柯靈烏(Cuthbert  Collingwood)於 1866 年 5 月 6 日抵達打狗,接著前往澎湖、府城、淡水、艋舺、雞籠、蘇澳等地探勘,留下多張手繪圖像記錄沿途見聞,還出版了《一位自然學者在中國海岸與水域之雜記》(Rambles of a Naturalist on the shores and waters of the China Sea)。除了有沿途所見的諸多動植物詳細紀錄,臺灣風土更在他的水彩摹寫中,凝聚成永恆。

這些軍事任務固然是因應政治與經濟野心而生,但是這些學者的記載仍然為後世保留了一部份的臺灣,而這些自然生態在今日很可能已不復存在。

延伸閱讀:福爾摩沙大旅行:一名英國生物學家的基隆河之旅

除了陪同軍艦出任務,1840 年代造型有如利剪般的快速帆船問世,加上蘇伊士運河在 1869 年開通,在交通與通訊技術的支持下,19 世紀踏上臺灣島的旅行者不再只是孤獨的探密者,搖身一變成為反應快速的發訊者;透過各類調查報告在期刊的刊載,這些報導者或可取得更多的贊助,推進更宏大的調查事業,成就個人的事蹟。

柯靈烏從淡水乘平底舢舨前往基隆,在八芝蘭(今士林)一帶時正逢夕陽西下。自一旁小山丘上眺望,遠方綿延的山脈在日光照射下,景致份外輝煌動人。(source: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記下即將消逝的福爾摩沙風景

來自英國愛丁堡的攝影師湯姆生(John Thomson)出生於 1837 年,在 24 歲時便來到遠東地區。湯姆生跑遍整個中國,其間當然也包括 1871 年與福爾摩沙的短暫邂逅,他的專文〈福爾摩沙南部旅行札記〉曾收錄於英國皇家地理學會(Royal Geographic Society)1873 年的年鑑當中。

湯姆生於 1871 年拍攝的臺灣南部山區照片。(source: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湯姆生著名的攝影集《中國及其子民圖文集》(Illustrations of China & Its People),則以當年十分昂貴的相片印刷技術呈現於世人眼前,其中也包括他獵取的臺灣早年風貌。這批湯姆生於臺灣南部遊歷時所拍攝的風景照,也曾經以〈Voyage En Chine: Formosa〉登載於荷、德、法等國知名的地理期刊或專書中,這些刊物會透過重新繪製,將風景照片製作成更便於流通和傳布的銅版畫。

由湯姆生開風氣之先,諸多風景照片透過攝影家的工作室提供給上海、廣東和廈門等地,而作者、出版社也可透過交換、買賣,來為出版品中的文字或主張提供影像證據。就如同湯姆生所闡述的原則——「照片的直觀與真實性,能把書中的場景帶到讀者觸手可及的眼前。」

隨著數量逐漸增加的福爾摩沙風景照片在市場流通,一種新型態的圖文並茂的旅遊書——以圖佐證探險家文中關於景點與民族的敘述,也越來越常見。

這幅銅板畫收錄於 1875 年《周遊世界之新航海日誌》第 30 期,即是由前一張湯姆生之照片改繪而成。除版面左右鏡射外,畫面也增加了三位人物。(source: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宣教師擔任旅行者的導遊

除了圖文訊息的傳遞,19 世紀也是開始尋求深入瞭解「異文化」的學術萌芽期,來自美國密西根州的民族學者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於 1873 年 10 月來到臺灣,他走訪各地部落的調查工作,主要依賴宣教團的網絡:從臺灣府前往中部埔里等地,是跟著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牧師的路線,北上到艋舺就靠馬偕牧師引路;在臺灣南部的兩條踏查路線——一條從府城出發、前往東邊的崗仔林,另一條到萬金庄,則分別仰仗長老教會李庥牧師(Hugh Ritchie)與天主教道明會的協助。

循著定期運茶航運往來各地的史蒂瑞,為了回饋故鄉鄉親的協助,他將從臺灣探訪到的點滴訊息寫成〈來自福爾摩沙的信件〉,隨著船班即時寄回美國,陸續刊登在密西根州安伯城的報紙(Ann Arbor Courier)。史蒂瑞 1873 年 12 月 1 日於淡水、1874 年 2 月 1 日於府城整理的紀行文章,在他一離開臺灣不久即在 1874 年 4 月 10 日至 7 月 3 日起分 9 回開始連載報導。

而在 19 世紀臺灣的探查旅行中,宣教師往往是最早踏入當時所謂蠻荒、未知地區的先鋒。

根據史蒂瑞的觀察,天主教在福爾摩沙和基督教有著不同的宣教方式。天主教神父往往靜態地在教堂附近村落傳教,基督教牧師則因初時遭受漢人的排斥與猜忌,他們的招收對象常轉向山區的原住民,也比許多旅行者更早前進內山地區。於是,遂有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醫師前往六龜山區;馬偕牧師走訪蘭陽平原;甘為霖牧師進入埔里盆地;李庥牧師前進屏東平原、臺東。宣教與醫療之際,這些宣教師也對民情風俗、自然環境廣泛觀察,遂在一篇篇的宣教記事中,留下了對今人而言極為寶貴的旅行見聞。

以甘為霖牧師為例,他 33 歲來臺,待了 46 年,除了散布福音教義,也開拓盲人教育、從事歷史研究,將他一生最重要的歲月完全奉獻給臺灣。1873 年 5 月,甘為霖往臺灣中部開拓宣教、醫療的活動,進入埔里盆地,發現臺灣景觀的重要指標——日月潭;是年 10 月,他又陪同英國駐打狗領事布洛克(T. L. Bullock)及前述的史蒂瑞前往日月潭、埔里盆地,再向東冒險進入霧社山區,成為最早進入中央山脈的旅行者。許多來臺的西方旅人都受到甘為霖的指引與照顧。

地圖中的紅線即 1873 年甘為霖與英國領事布洛克和美國學者史蒂瑞前往中部山區探險的路線。(source: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不同於短暫探查與停留的研究者與報導者,宣教師因長期駐留,對當地的瞭解脫離了浮光掠影的片面印象,例如甘為霖曾編纂《福爾摩沙新港語馬太福音》與《福爾摩沙之虎尾壠語基督教義教學文本》,為因為缺乏文字符號與族群消失而湮滅的平埔族語保留難能可貴的記載;《荷蘭統治下的福爾摩沙》與《福爾摩沙島宣教成功之紀錄》則追溯串連了 17 世紀荷蘭時代的統治歷史。

知識殿堂裡的福爾摩沙

在經過研究者、報導者的累積之後,開始出現通論式的著作。

《福爾摩沙島史》(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源自於作者里斯(Ludwig Riess)於 1895 年在日本東京發表的兩篇演講內容,刊登於德國東亞文化研究協會期刊。里斯是德國籍猶太裔的史學家,1887 年獲得柏林大學教授的推薦前往日本,執教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1893 年里斯短暫返歐,適逢荷蘭海牙檔案館陸續整理出版荷蘭東印度公司(VOC)檔案,他於是將大量珍貴研究資料帶回日本,並透過《史學雜誌》陸續撰文介紹荷蘭海牙有關日本歷史的古文書,對日本的史學發展有相當大的助益。至於里斯的這段尋覓史料的經歷,如何意外串連起 20 世紀臺灣歷史研究開始回溯 17 世紀荷蘭時代,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法國外交官于雅樂(Camille Imbault-Huart)出版於 1893 年的《福爾摩沙之歷史與地誌》(L’île Formose : Histoire et Description)最初寫作的動機雖與清法戰爭的時事背景有關,但其內容反映了當時法國漢學界對臺灣相關知識的好奇與初步整理,所徵引的資料除了幾個世紀以來西文書籍,也包括中國史家的著作、方志以及 19 世紀中葉以來長居中國的西洋人的研究資料、教務會訊、海關資料等等。另外,作者收集到的福爾摩沙島風景照片,也分別以版畫或相片印刷的形式編輯成書。從這個角度看來,此書讓我們得以一窺當時與臺灣有關的知識在西洋人社群中累積與流通的情況。

到了 20 世紀的今天,經過 3 個世紀、無數人的足跡,這世上幾乎沒有未經探索的「無人之境」,所謂的探險,只能是起於放逐,歷經自省,終於反思。當我們展讀這些探險者所留下的記載時,也許該抱持的心態並非從中尋覓史實,而是經由對歷史進程的梳理,形成對自身的定位與瞭解,用自己的語言,說自己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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