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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遮蔽的真實:對中國的幻想如何左右了美國外交決策?

百噸 2017-10-07

許多美國人心中,長期存在一種「中國幻象」,他們認為,透過中美的廣泛交流以及中國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中國將接受美國的價值觀,並由強力的中產階級推動政治轉型走向「民主化」,成為美國在亞洲的友好夥伴。然而,現實的發展並非如此。


本書《中國幻象:美國亞洲劫難的歷史與真相》所欲探索的,即是美國人的「中國幻象」是什麼,又緣何而生、造成什麼後果,而至今美國是否已擺脫「中國幻象」?作者詹姆斯・布萊德利(James Bradley)將書中的時間軸定在 1840 年代到 1950 年代,除探索根源之外,論述的重心放在這個幻象如何使美國人誤判國民黨中國,導致後續一連串災難。


例如作者父親曾經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兄長曾參與的越戰。他認為父兄參與這些戰爭的原因,是「中國幻象」造成政府的整體認知偏差,進而形成錯誤的政治決策。如果當時沒有這些錯誤印象,或許美國可以避免與日本交戰,或者可以提早認清國民黨中國的真面目,選擇與毛澤東來往,避免後來的韓戰;而後的「丟失中國」爭論、麥卡錫主義也不會出現,中國通們和亞洲的情報資訊將受到審慎評估,美國更不會因此捲入亞洲巨大的紛爭。

 

中國幻象是什麼?緣何而生?何時出現?

若簡短摘要本書指出的中國幻象,即是:「中國人喜愛並努力師法美國,未來將會基督教化與美國化,且兩國擁有一致的目標,中國將會是美國的夥伴。」


在鴉片戰爭之後,美國商人藉由鴉片貿易賺取財富,但回到美國時不僅隱瞞自己的生財之道,也同時帶回他們對中國的片面想法:中國是個混亂的國家,四處皆是可憐、落後又吸毒的異教徒,它不可能從內部改造自己。所幸西方人願意給予幫助,從外部帶來影響,這個國家才得以有機會改變。


這個想法影響了傳教士,激發他們改變中國的熱情。但是傳教士在抵達中國後,也與商人一樣住在與當地人隔絕的租界裡,這些在有限眼界下認識、想像的中國,透過傳教士帶回美國,並傳頌於佈道會所:這個國家腐爛、分崩離析,需要美國基督教價值的拯救。


兩種想像的揉雜,構成美國對中國的基本印象與認定的「天職」──美國要以美國文明與價值,拯救、改造中國,使中國基督教化、美國化。


日本與宋查理

不過,最早使美國人產生幻覺的國家,其實是日本。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搖身一變,成為足以與俄羅斯抗衡的強國。正當美國於中國的傳教並不如預期時,伊藤博文與特使金子堅太郎在華府製造「日本已美國化」的幻象,藉由金子堅太郎與當時老羅斯福總統同是哈佛校友的情誼,成功使老羅斯福相信:日本已經「美國化」,日本在亞洲的強大將會成為美國在亞洲利益的保衛者,並將美國文明價值傳播,指導不文明的中國。因此,羅斯福透過秘密外交協助日本,調和日俄戰爭,更默許日本吞併已與美國簽訂條約、美國曾經許諾維護其獨立的朝鮮,使日本在亞洲得以擴張其帝國。


另一方面,宋氏三姊妹的父親宋查理,因緣際會得以前往美國,成為一個被美國南方衛理公會(南美以美教會)接納的教徒,更深造神學,是美國傳教士心目中的華人信徒樣板。許多美國人更熱切希望改造中國成為信仰基督教的國家,熱絡地捐款給在中國的美國傳教士。


這在當時是相當轟動的新聞。由於美國排華現象正熾,美國工人認為低劣的中國人搶走工作,於是發動工會施壓政客、進行屠殺等行為時有所聞。1882 年《排華法案》通過後,排華風氣更為嚴重,大多數曾經被「進口」到美國的華工被迫離開,留下來的人也被隔離在唐人街。因此,宋查理的出現令人又驚又喜。


這構成一個微妙的現象:美國人一方面希望中國「美國化」與「基督教化」,另一方面卻把接觸面縮小到只剩下傳教士、商人與極少數中國人身上。因此,他們只能看到自己想要看的,而當這個「幻象」遭到利用時,美國人毫無能力辨別真實與幻象。


「中國幻象」:蔣介石治下的中國

美國人寄望宋查理回到中國能夠改造他的同胞,使中國人都成為像他一樣服膺美國價值的華人基督徒。但是美國人沒有料到,宋查理會利用美國對中國的幻象來大發其財,並將他自己的子女:宋靄齡、宋慶齡、宋美齡、宋子文等人都送到美國接受一流教育。同時,也將這些錢用以資助孫文的革命。他告訴美國人,孫文是中國的華盛頓,也是基督徒,他將會改造中國。 

 

然而,孫文不僅在革命後的政治路上徹底失敗,更拐跑宋查理心愛的次女宋慶齡;而孫文本想追求的長女宋靄齡,則是嫁給畢業自耶魯、容易操控的孔祥熙。


孫文死後,宋靄齡拉攏蔣介石,不僅將宋美齡嫁給他並提供金援,以此結為同盟,條件除了分共與利益輸送外,就是成為基督徒。蔣介石允諾,接受了財閥的援助,發動清黨,並逐步將自身打造成「希望中國變成美國的基督徒」,宋氏家族自然也不遺餘力打造「中國渴望、也努力在讓自己美國化與基督徒化,而這個努力從上自下都努力著,由基督徒蔣介石和宋美齡夫婦領導著」的形象。


然而,如果只有中國媒體如此,顯然不會有什麼效果。當年來到中國的傳教士中,賽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和路思義(Rev. Henry W. Luce)兩位牧師,他們的後代,是日後影響美國人對中國觀感最深的人:小說《大地》的作者賽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與《時代》(Time)、《財富》(Fortune)等雜誌的創辦者亨利・魯斯(Henry Robinson Luce)。

 

賽珍珠以如椽之筆,在租界裡描繪他所想像的「高貴的中國農民」,使美國人進一步認為中國人與美國人沒有什麼不同,唯一的差異只在是否美國化、基督教化。亨利・魯斯則是透過其媒體帝國,不斷地將上述宋氏家族欲打造出的中國幻象,烙印進美國人的腦海。然而,魯斯和賽珍珠卻都沒有提到中國共產黨。


與此同時,日本在美國的形象急遽惡化。美國不僅對於日本侵略中國的行為感到不滿,此時日本也已經沒有像金子堅太郎一樣對美國熟稔的人才,能擔負起經營形象的工作。相對地,中國不僅有賽珍珠和亨利・魯斯,宋氏家族更在宣傳上投注大量金錢,並透過營造假象,使許多傳教士相信中國正在朝他們寄望的目標前進,因而自願成為中國在美國宣傳的保證。這個努力的結果就是「不支持美國參加日本侵略委員會」(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Non-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Aggression,簡稱委員會)的成立,以及「美國不道德,一直協助日本屠殺高貴的中國農民,應該要禁運石油廢鐵給日本,這樣日本就不敢再發動侵略戰爭,美國就不再手沾鮮血」等等這類論調的擴散蔓延。


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後來就演變為著名的「中國遊說團」(The China Lobby)。


美國受到幻象的驅策而參戰

委員會當時最大的成就,就是吸收到當時屢任高位、擁有眾多門生的亨利・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史汀生在 1930 年代受幻象影響,加上日本背離美國戰略利益的因素,立場從厭惡轉而傾向支持中國。在他加入委員會後,透過他的人際網絡,委員會對政壇、社會的影響力巨幅成長。


受到幻象影響的,還有華府內部的重要成員,而宋子文透過收買、遊說等方式,加上是小羅斯福總統哈佛校友的親密「關係」,也成功使羅斯福的立場傾向中國。儘管根據駐日大使的情報,不能驟然對日開戰,但受到中國遊說團的影響,他知道戰事無可避免,但在「歐洲優先」的政策下,不能讓日本陷入無石油的困境中,進而將軍事目標轉往美國等地,因此遲遲不肯禁運。


羅斯福的策略最終毀在信仰中國幻象的國務次卿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和財政部長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手上,他們運用官僚機制妨礙日本購買石油。這令日本認為美國與中國站在同一陣線,於是決定朝東南亞擷取戰爭原料,而美國則因生產原物料均來自東南亞,決心與日本開戰。然而,事實上上述決策並非出自小羅斯福的意志,而是操控在信仰中國幻象的官僚之手。


操作幻象者:「中國遊說團」

中國遊說團幕後的操控與投資者,正是以宋靄齡為首的宋氏家族。他們既熟知當時美國人對中國的想法,也握有足以蒙蔽欲探索真相的美國人的權力與資源,而且在美國更有知名且廣大的盟友。


宋氏家族透過媒體形塑中國的形象,使美國人相信中國正朝美國化、基督教化的道路前進,蔣介石信仰小羅斯福的「新政(New Deal)」,只要給中國錢,他們會努力改革,只要給中國武器,他們會捍衛美國的利益,並擊敗日本人。而日本人向來畏懼美國人,只要美國禁運石油與廢鐵,日本人將會屈服。


在美國,宋氏家族組織委員會製造中國幻象,而賽珍珠的小說《大地》改拍成電影,更成為煽動情緒的最佳素材。因此民調中,美國人民重視中國更甚歐陸。他們相信,中國人正在遭受日本侵略的苦難,而日本背後卻是美國在助紂為虐。因此美國人民的情緒一面倒地站在中國一側。而美國政府內部,除了國務院少數顧忌開戰的人,多數均受到幻象影響、支持中國,包含美國總統。亨利・魯斯也透過其成功的雜誌發佈大量新聞,將蔣宋等人美化成「美國化的中國人」,指出中國正在美國化,未來中國將是美國在亞洲的盟友,而其他媒體不假思索,盡數複製這樣的訊息,幻象於是蔓延開來。


而宋家成員中,宋子文擁有哈佛學歷,受到西方人喜愛,與小羅斯福同是校友,在華府透過相信中國幻象的羅斯福親信,在羅斯福暗示與協助下,以民間公司和秘密外交方式,取得大量資源。宋美齡以典型美國化、卻又帶有東方特質的女性於美國國會演說時,更使許多人傾倒,信服中國幻象而支持國民黨中國。


另外,作者指出,戰爭期間訪問中國的特使、將軍、記者、傳教士等人,也都受到蔣宋集團以「演戲」的方式欺矇他們在抗日並表現優良。但事實上宋家正透過美國的援助大發其財,戰事上也未有順利的進展,蔣介石更一直希望美國能加入戰局,向日本開戰。最後,他們成功了。


幻象遮蔽的真實?

 

作者認為,羅斯福因蔣宋集團遮蔽真實與製造幻象而誤判情勢,美國不僅因此錯過與中共打交道的機會,不願意接觸在江西就已顯露即將取得政權的毛澤東,也不願意聽從國務院派駐在中國的中國通,如謝偉志(John Service)、戴維斯(John P. Davies, Jr.)、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等人的建言,而失去藉中共抗日之勢、與中共成為盟友的機會。


中國幻象使小羅斯福視中國為世界四強,更使中國得以成為聯合國的安理會成員。而接任的杜魯門起初蕭規曹隨,支持蔣介石。等到蔣介石兵敗如山倒,部分華府人士才認清現實。


「誰丟失了中國?」與麥卡錫主義

 

為什麼美國會覺得自己丟失了中國?


因為中國遊說團一直告訴美國人,戰後蔣介石的新中國將會崛起,成為美國的盟友,中國仍然受到美國的指導與保護,最後將美國化與基督教化。然而,最後卻是住在窯洞的無神論者:中共取得了中國。


美國人對於失去幻象中的新中國感到無比憤怒,認定必有人協助中國共產黨。因此,在蔣介石失敗潰逃至台灣以後,美國出現「誰丟失了中國」的辯論。這時,宋家和中國遊說團展現其影響力,成功遊說共和黨、軍人和基督教徒繼續支持蔣介石,而麥卡錫指控謝偉志等人當年預測中共將取得政權的說法是協助中共取得中國的鐵證,引起一連串的風暴,也使國務院再無中國通。


這個「誰丟失了中國」的政治辯論,及其引起的政治動盪,給美國政治人物留下深刻的陰影,更使美國對亞洲的理解更是依靠各種「幻象」來認識,也不願意再「丟失」任何一個國家。直到  1970 年代,尼克森採取大幅度轉變的中國政策後,國務院的中國通們才重獲平反。


中國幻象下的臺灣?

 

透過本書的敘述,得以看到美國整體對中國幻象的緣起緣滅,也能理解美國共和黨與中華民國之間深厚的淵源。這點對戰後臺灣史相當重要。中國遊說團的成員們在戰後一直是中華民國的有力支持者,即便在中美斷交後,仍然是卡特、雷根等總統身旁不可小覷的力量。


作者對於他口中的「中國幻象」頗為厭惡,連帶地對蔣介石治下的中國和抗日戰爭多所批評,似乎毫無正面價值。不過,蔣介石抗戰的意義,牛津大學教授芮納・米德的《被遺忘的盟友》一書,已經給予不同的評價,有意者或許可對照閱讀。


此外,作者企圖破除蔣介石時代的「中國幻象」,卻對中共多所讚賞,沒有注意到中共政權內部的恐怖與問題,不免顯得過度偏袒中共。作者自己是不是從一個幻象跳到另一個幻象,中了中共營造給美國人的「中國幻象」呢?足堪玩味。


正如作者所言,長期以來,美國一直對中國存有各種「幻象」,因此對中國的行徑向來較為寬容,甚至願意退讓。這在戰後臺灣外交史上已是血跡斑斑,特別是尼克森以降的美中交往,甚至連天安門事件也無法使美國改變,那麼,處於美中帝國夾縫中間、地位妾身未明且處境無比危險的臺灣人民,該如何是好?值得人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