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往地獄的慢船──讀《播磨丸》
作者:黃庭頎(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專案教師)

那些年,台灣與被稱為瓊島的海南島同屬日本殖民政府,將近兩萬一千位台灣人為求謀生來到這座小島。然而,隨著日本政府戰敗,這群人立刻陷入絕境,唯一能做的便是想辦法回到台灣的家。

《播磨丸》一書是作者李旺台於朋友家,聽朋友父親講起「地獄船」故事後,敷衍而成的歷史小說。

「播磨丸」或稱「哈利馬號」,原為石原產業會社所有,戰後為駐守海南島的國軍部隊自日軍手中接收。國民政府原規劃播磨丸作為運送在海南島臺灣人的主要船隻,沒想到該船最後卻被美方徵收,改作運送日人回日本之用。美方此舉,嚴重影響了臺灣人的返臺日程,經過雙方政府的斡旋,播磨丸最終在 1946 年五月上旬載運了六千七百名臺灣人返臺,也因急欲返臺的人數眾多,故超載二千二百人。這讓播磨丸在航行過程中面臨了許多困難,包括空間不足、食物不足、管理不便等問題,加上船隻原有損傷,導致原來四、五天就能完成的航程延宕多日,不過幸好在經過停靠香港的補給之後,播磨丸最終於五月十三日安全抵達高雄港。其後,播磨丸應美方要求轉往花蓮載送日本人,從此便未再回到海南島。

誠如作者所言,《播磨丸》的史料極少,即便翻查日治時期的報紙也僅有寥寥數語,而如此龐大的一艘船,究竟承載著什麼樣的歷史與記憶?航行的日子中又發生了什麼事?相信是所有聽聞過這段歷史的人都會感到好奇的。作者透過少許的史料,試圖在這艘船上交織出臺灣人、日本人以及大陸人的糾結與矛盾,並將一代人的痛苦與哀傷凝聚於文本之中。儘管小說情節是虛構的,然而歷史的幽靈至今仍盤旋在臺灣社會上空,影響著我們現今的日常生活。

《播磨丸》作者李旺台

回返蓬萊,夢還在遠方

《播磨丸》分為前後兩部,第一部〈瓊島〉主要講述事件背景。 1939 年起,日本政府為了發展海南島的建設以及維持社會治安,招募大量臺灣人前往,從事基礎建設、軍事工程,或是擔任警察、通譯。太平洋戰爭期間(1941-1945),更多的臺灣人被日軍徵召來到海南島擔任軍人或軍伕,然而在日本戰敗以後,國府陸軍總司令部接管海南島,對島上臺灣人進行集中管理,不同於日本人與韓國人,臺灣人的返鄉之路更加遙遠、困難。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李旺台選擇以日本石原產業作為主舞台,雖然登場人物高達二十餘位,不過劇情主軸聚焦於黃榮華、陳宏仁、李玉仁三位臺灣人,這顯然是作者的刻意設計,而他們正好分別代表日治時期臺灣知識青年的三種類型。

三位主角中,黃榮華登場最早,他是石原產業的技術工作者,精通日語,且與日籍主管維持良好關係,但也因此常被臺灣同胞們視為日本走狗,有時甚至遭到臺灣同胞的毆打。有趣的是,作者並未對黃榮華的日臺關係著墨太多,反而是透過日本主管伊藤的眼睛,看到了另一個面向-─臺灣人黃榮華與海南島黎民女子的婚事。根據學者研究所示,由於臺灣人是隨日本軍政府來到海南島,而日本又以軍事能力欺凌島民,因此海南島住民對臺灣人的印象往往與日本人相差無幾,儘管戰後臺灣人的國籍與海南島住民相同,但也未能在短期內扭轉海南島住民對臺灣人的印象,甚至這些歷史記憶間接地造成海南島住民與臺灣人發生衝突的因素。不過在黃榮華的故事裡,這位臺灣人因接受了海南島傳統婚嫁習俗,與當地女子生子,進而相愛結婚,最後更打算全家歸返臺灣。

其次是陳宏仁,臺北帝大醫學部學生,但是個性剛烈,參加在臺國民黨組織,在三位主角中,陳宏仁體現出最多臺灣人面對不同政權時的矛盾與糾結。他在中學時受到日本老師川崎先生的影響,養成隨時記下生活心得與勵志語的習慣,但川崎先生是用日語,陳宏仁則是使用外公教的漢文。由此可見,「日本習慣」與「中國認同」各自在陳宏仁心裡紮根,而隨著劇情推展,陳宏仁的日記映照出臺灣人對國民黨的日漸失望,以及對日本政府的愛恨。

李玉仁登場最晚,但性格塑造卻最為正面,作者更為他設計了一段特別的經歷-─曾在滿州國外交部任職,是信仰社會主義的左派。 1930 到 1940 年代約有五千人陸續至滿州國勇闖,其中亦有擔任要職者。小說中的李玉仁在滿州國任職三年後回到臺灣,再因逃避徵兵而到石原產業擔任通譯。

比起前二位主角,李玉仁明顯更像個知識分子,他為被困在海南島的臺灣人開講座,帶來了政治、思想上的新知,不僅分析了國共之間的複雜關係,更表明身為富裕的地主之子,想為改變臺灣社會剝削弱勢的願望。

第一部中,作者讓李玉仁淘淘不絕地說話,以營造其左派知識分子形象,然而可惜的是,眾人等待救援的背景中,李玉仁的長篇論述,反而使這個角色在情節中顯得相當突兀,格格不入。雖然隨著播磨丸事件的展開,李玉仁的形象逐漸從教師轉向軍師,後半甚至和陳宏仁共同管理播磨丸,但在不少地方,他仍會出現旁白般的言論,彷彿始終站在與主線劇情有著一步之遙的地方,使得此角色成為本小說的遺憾之處。

緩駛,人間即煉獄

《播磨丸》的第二部〈播磨丸〉主要聚焦於返航過程,敘述力道比起第一部顯得簡潔俐落許多,也較易使讀者投入。由於目前所見的史料中,多半未見這十八天航程的記載,因此這段空白便是作者得以發揮所長之處。作者在〈播磨丸〉中,安排了許多小事件以突顯船隻因人數眾多而管理困難的部分,同時讓第一部苦心孤詣營造的主角形象發揮了作用,不論是性格剛烈的陳宏仁、知識淵博的李玉仁,還是溫柔多情的黃榮華,都在此時擔任起有魄力的管理者角色。

作者花費了相當筆墨描述航程中所有發生的困難與衝突,包括族群的爭執、人員疾病、飲食問題等等,可以說各方各面都盡量顧及。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描述衝突時非常細緻地刻畫語言多元的現象,而這也是從第一部就著力最深之處。包括管理團隊報告時總需日、臺語雙聲道、航程中偶發的閩客衝突,乃至於李玉仁跟登船朝鮮人的閒聊,顯然都是作者刻意營造的場景。不難想見在這趟地獄之旅中,人聲交雜,人生也交雜。

在返航過程裡最為戲劇化的情節,當為黃榮華的海南島妻子黎秀琴的離世。懷有身孕的黎秀琴在航程途中遭到日本船員的強暴,雖然船上的管理者們處決了強暴者,卻沒能挽救強暴惡行在黎秀琴身上所造成的傷害,在播磨丸同時經歷一場暴風雨後,黎秀琴因延誤治療而失去性命。對女性而言,黎秀琴的遭遇毋寧是場悲劇,這位純樸的海南島女子在播磨丸經歷了生命中最難堪的時刻,她最終沒能與丈夫踏上臺灣,離了家,也無法回家。黎秀琴代表著播磨丸上每一位犧牲者,這段虛構的情節成為第二部裡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也為航程中各種困難編織出一條較有條理的敘事線,讓讀者感受到作者說故事的高超功力。

《播磨丸》小說很容易令人聯想到近日上映的好萊塢知名導演克里斯多夫.諾蘭(Christopher Nolan)執導電影《敦克爾克大行動》,該片兩極的評價讓人感受到歷史敘事的操作不易,即便是說故事好手也未必能輕易駕馭。歷史小說亦是如此,播磨丸返臺事件固然是個極具吸引力的歷史故事,但小說家如何在真實與虛構之間取得平衡,並且營造應有的戲劇張力,是所有寫作者需花費心力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作者李旺台相當用心地經營小說中的各個角落,甚至試圖將它們聯繫到海南島之外,形成一個更為宏觀的敘述框架。筆者認為在這個企圖之下,李旺台是成功的,而這部小說不僅填補了臺灣史的一頁空白,更記述了一代人的苦難、悲哀與期盼。

*參考資料
湯熙勇,〈脫離困境:戰後初期海南島臺灣人之返臺〉,《臺灣史研究》,第十二卷第二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5年),頁167-208。

#本書評寫作蒙劉柏正、吳政緯同學指正,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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