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之窗,戰爭之眼:文學裡的政治,東亞世界中的漢詩

作者:邱怡瑄

「漢詩」與東亞文化圈

「漢詩」,通常是指產生於中國域外,但使用中國古典詩歌的聲韻、句式規則,進行吟詠和寫作的文學形式。

即使語言、文化和審美趣味在不同文化圈中各有偏好,但「漢詩」獨具的「唱和」形式,以及共享的文學典範,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等共同的文化資源,都使「漢詩」成為東亞文化圈中重要而獨特的溝通媒介。當異文化相遇時,「漢詩」成為交流的管道,藉此觀覽彼此的文化軟實力,這也是所謂「行人之辭」或「賦詩外交」傳統的賡續。

在《左傳》記載「賦詩外交」的時代,外交使節間交流晤對的「行人之辭」,是直接取用自《詩經》中現成的詩句,但明清以後的近世使節文化中,更看重使節即席依照對方所押詩韻,以捷才和學養援筆立就、互相唱和的能力。為了在這樣的場合中脫穎而出,展現自己國家的文化底蘊,這時的漢詩不僅是檢驗、理解彼此國力與文化教養的「詩戰」,也成為賓主間的一種文化默契與國力的較勁。

伴隨朝天使、燕行使等使節文化的浸淫,在東亞文化圈中,不論是官方或私人的交際場合中,「漢詩」的唱和吟詠,都可說是宛若「儀節」的一種文學活動。我們甚至可說,「漢詩」是東亞文化圈裡認識異國與異文化的一道窗口,因為共享著同樣的文學形式和傳統,因此更有機會讀懂「他者」漢詩中的異質性,並且觀摩學習。

東亞文化圈中,日本與韓國都是漢詩寫作傳統底蘊深厚的國家,如韓國新羅末期的崔致遠(857-?),曾在以詩賦取士的唐代科舉中考取進士,被稱為「東國文學之祖」;日本漢文學則從平安時代以貴族為主體的漢文傳統,發展到以京都五大寺院禪林僧侶為核心寫作的「五山文學」,乃至江戶時期藩士儒者競為漢詩的現象,皆可謂百花競妍,各擅勝場。

而在晚清「開眼看世界」的風潮下,輯錄與閱讀異國漢詩,也成為一種理解世界的渴求。如活躍在咸豐、同治年間的的董文渙(1833-1877)輯錄有《韓客詩存》,知名學者俞樾(1821-1907)則有煌煌鉅製的《東瀛詩選》。過去中國詩人對域外漢詩的看法,多半還是有自居漢文化中心的意味,採用一種遊觀四方列國文學之盛、風俗之美的角度,去理解和定位域外漢詩。

然而,在甲午戰爭之後,這樣的情勢卻發生了重大的翻轉。

「吾中國向無軍歌?」

梁啟超(1873-1929)在《飲冰室詩話》中曾感慨中國「音樂靡曼」,乃「中國人無尚武精神」之證,與此相對,他認為日本將領乃木希典(1849-1912)寫作的漢詩「詩雖平平,然能寫出日本武士道之氣概,讀此而知日人所以享戰勝之名譽者,非偶然也。」[1]梁啟超並非直接肯定日本漢詩的文學成就,但他強烈意識到對方漢詩中「詩魂」與「文運」之間精神力量的聯繫。

隨後,梁啟超開始積極思考如何學習日本漢詩中的「尚武」精神,並推行軍歌運動等,他在一篇題為〈祈戰死〉的雜文中,描述親眼見到日本軍人「昂然行於道」時,紅白旗幟飛舞、老少熱烈相迎,「其為榮耀,則與我中國入學、中舉、簪花時不是過也」的「尚武」精神。

梁啟超(1873-1929),民國初年的中國近代思想家,著有《飲冰室詩話》。(Source:Wikimedia

梁啟超也由此反思中國歷代詩歌中,是否缺乏此種「尚武」的清剛之氣──他甚至說「中國歷代詩歌皆言從軍苦,日本之詩歌無不言從軍樂」、「吾中國向無軍歌,其有一二,若杜工部之前後〈出塞〉,蓋不多見,然於發揚蹈厲之氣尤缺,此非徒祖國文學之缺點,亦抑國運升沉所關也。」

其實,梁啟超之所以對日本文學有這樣的觀察,是將甲午戰爭前後,日本漢詩大量出現「吟詠戰爭」題材的風潮,片面且集中放大了,不過在幕末到明治間的日本漢詩,確實在寫作題材或思想內涵上都與此前的漢文學有所區隔。

研究日本漢詩的學者蔡毅曾以「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的分庭抗禮,來分析近代日本漢詩的發展脈絡。[2] 他指出,森春濤(1819-1889)、森槐南(1862-1911)帶起的文明開化新詩風潮,將「漢詩」由原來書寫風月花鳥、禪心雅趣的「無用」閒吟,轉而為能夠參與政治,表現時代風貌的「有用」之學。

這裡的「有用」,當然是貼緊著國家社會的「群治」功能,未必符合近代文藝思潮對「文學」講求審美與非功利性的定義,但這種訴求裨益教化的「致用」傾向,確實是日本漢詩在明治維新後猶能繼續發展騰躍的關鍵。梁啟超後來不斷提倡「文學救國」論,其實多少也受到此思潮的影響。

森春濤(1819-1889)肖像。(Source:Wikimedia

無獨有偶,中國近現代古典詩歌發展也迎來了一個特殊現象──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因為新舊文學之爭而面對空前危機的古典詩歌,反倒在中日戰爭爆發後,大量出現呼籲抗敵、歌詠戰役的詩作,當時的古典詩詞刊物如《民族詩壇》、《中興鼓吹》等,正是以「抗戰詩歌」為其寫作的主旋律。這和日本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期間大量出現的「戰爭漢詩」現象,剛好相應相映成趣。

除了戰爭因素外,日本漢詩能在近代有如此「尚武」的表現,有其自身的文化淵源。

首先是幕末到明治,寫作漢詩文的能力仍是曩昔身為藩士、幕士,如今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們仍普遍具備的基本技能;其次,日本將「詩」視為言志的載體,認為精神意志應藉由詩句來展現。

而日本淵源久遠的武士道精神,更把「忠勇奉公」的意志貫徹到漢詩的寫作中,因此活躍於明治時期的重要漢詩人,不只傳統印象中的「文人」們,也有具備軍事將領身分的山縣有朋(1838-1922)、乃木希典(1849-1912)與坪井航三(1843-1898)等「武將」寫作的「武人之詩」。

左起分別為山縣有朋(1838-1922)、乃木希典(1849-1912)與坪井航三(1843-1898)。(Source:Wikimedia)

戰爭詩歌再反思

梁啟超在日本漢詩的「尚武」精神中,原本看到藉由精神力量以謀求富強之道的希望。然而,他卻也對後態始料未及,這種「尚武」與「奉公」精神,在民族主義的極端發展後,成為撕裂中日之間多年邦誼的尖銳戈矛,劃下鮮血淋漓的歷史傷口,至今仍難以平復。

若以甲午戰爭中,日軍主將山縣有朋寫作的兩首漢詩為例,或許就能反思「戰爭漢詩」留給我們的諸多歷史訊息:

 馬革裹屍元所期,出師未半豈容歸。如何天子召還急,臨別陣頭淚滿衣。
                                                               〈奉敕將發滿洲示兩師團〉
 風動旌旗收戰塵,滿城車馬太平人。山河新入版圖裡,共祝君王萬歲春。
                                                               〈丙申元旦試筆〉明治廿九年丙申 

第一首寫的是甲午戰爭前夕,山縣有朋出征前懷抱著「馬革裹屍」的悲壯決心。一旦出征,即是將魂、命都交付給國家,因此詩云「出師未半豈容歸」,不只將自己的決心發諸吟詠,同時也是要告訴自己的軍士們應當視死如歸。然而生而為人,難道真的沒有個人生死的憂懼?最後一句的「臨別陣頭淚滿衣」暗暗透露隱微的、不知生死前途將如何的情緒。

第二首則是在戰勝後的 1897 年春天,當時是「乙未割台」後的第一個新春。戰局已定,故言「滿城車馬太平人」,作為勝利宣言之詩,這裡的吟詠把喜悅和榮耀轉化為「忠君」的奉戴,「山河新入版圖裡,共祝君王萬歲春」,彷彿過往那些疑懼都不曾存在。

然而,在一樣美麗的春天裡,因為割台而內渡的丘逢甲卻噙著眼淚看向春山,吟詠著「春愁難遣強看山,往事驚心淚欲潸。四萬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臺灣」。一樣的春天,不同的心緒;一樣的文體,兩樣的心情。

戰爭之眼與理解之窗

只看「戰爭漢詩」的名稱,我們或者會想像這些詩歌內容,可能都是血腥而赤裸的軍國宣言,但其實這當中,也有著意味深長的低迴沉吟。如乃木希典寫於日俄戰爭期間最有名的兩首詩作,分別為〈金川城下作〉及〈凱旋有感〉,就都是可以直接從中體會戰爭帶來痛苦的詩作:

 山川草木轉荒涼,十里風腥新戰場。征馬不前人不語,金州城外立斜陽。
                                                                       〈金州城下作〉
 王師百萬征強虜[3],野戰攻城屍作山。愧我何顏看父老,凱歌今日幾人還。
 〈凱旋有感〉 

前詩的寫作背景是日俄戰爭期間,詩中的「新戰場」,是指乃木希典過去曾在甲午戰爭中於此地輕鬆取勝,然而故地卻已成新戰場,根據乃木希典日記,這首詩是寫於 6 月 7 日乃木希典至南山高地上,憑弔包括自己戰死此地的兒子及其他戰死將士所作。[4]「征馬不前」句,是轉化李華〈弔古戰場文〉中的「鷙鳥休巢,征馬踟躕」意境而來,配合其「本事」脈絡,這首詩著力要描寫的不是征伐之勝,而是戰場中生死無常的悲傷。

而〈凱旋有感〉則是戰事底定後所寫,詩中的「王師」與「強虜」,是以日本立場出發,以俄國為強虜,以日本為「王師」。此詩雖曰「凱旋」,但「野戰攻城屍作山」,幾乎是「實錄」記載當時日本的慘勝。

位於乃木神社內的詩碑。(Source:乃木神社

面對俄國堅強的防禦工事和戰術,乃木希典卻要求要在短時間內拿下旅順要塞,因此自 1904 年 6 月下旬,他以 3 個師團、2 個預備團、2 個野戰炮兵旅團,共計五萬餘人的兵力一輪輪發動猛攻,用人海戰術、地道夜襲、敢死隊等幾乎是「屍山血海」的方式,不惜一切地謀求勝利。最後東京派出兒玉源太郎取代乃木希典的指揮權,以死傷六千二百餘名的代價攻下 203 高地,乃木希典僅存的次子也殞命在這場戰役中。

此詩引用項羽「無顏見江東父老」的典故,詩歌中洋溢的情緒不是凱旋的喜悅,而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的痛悔。其實這樣的漢詩,就如同是我們近身觀看戰爭的一種方式,詩中固然記錄了殺戮與毀滅的不仁,卻也有人性最真實的脆弱與徬徨。

漢詩共享的文化資源,如前述詩中李華、項羽等歷史典故,可以視為東亞文化圈裡彼此理解、溝通的一種鑰匙。

結語

在和平之際,漢詩曾經是東亞文化圈裡鞏固和平邦誼的交流媒介,即使彼此間難免爭鋒較勁,但它終究是推動了異文化圈之間的理解,達到「以文會友」的邦誼;在戰爭時期,「漢詩」在日本的「尚武精神」傳統中,竟意外成為紀錄戰事的「戰爭之眼」,戰爭帶來的毀滅、殺戮、疑惑甚至罪行,其實在詩句中斑斑可考,血淚俱在。

在硝煙理應漸散,歷史應被記取的今日,或許我們也不妨通過「漢詩」的窗口,去理解戰爭背景中「他者」的脈絡與動機。也許梁啟超當年認為是「吾國文學缺陷」的「詩歌皆言從軍之苦」,反而更是值得記取並珍惜的一種文學特質。


[1]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第 123 則,收入梁啟超:《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9冊,頁 5359。

[2] 蔡毅指出幕末的藤森天山在《近世名家詩鈔.序》就提出「參與政治」是使漢詩由無轉為有用的途徑。而森氏父子的寫作,堪稱是明治後漢詩「有用派」的代表。蔡毅:《日本漢詩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 119-123。

[3] 《乃木將軍詩歌集》所錄,此句為「皇師百萬征強虜」,《新釋漢文大系》指出二戰時期日本習慣用「皇師」,而非出自《詩經》的「王師」,但乃木所作應為王師。同前註,頁 638。

[4] 新釋漢文大系中的《日本漢詩》曾對這首詩寫作時間作了時間上的考證,並引出乃木希典的日記全文。同前註,頁 636。

延伸閱讀

1.夏曉虹,〈軍歌與國運〉,《晚清的魅力》(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頁 31-42。

2. 夏曉虹:〈日本漢詩中的甲午戰爭〉,《晚清的魅力》,頁 43-52。

3. 查屏球編,《甲午戰爭日本漢詩選錄(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頁 1-7。

4. 宇野直人,《漢詩をよむ:日本の漢詩(幕末~昭和)》(東京:NHK 出版,2012),第十五回〈武人之詩魂〉,頁 138-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