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兩百年來如何重新認識世界,邁向現代之路?
作者:馬厄利爾.詹遜(Marius B. Jansen)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明治天皇在 1868 年 4 月頒佈「國是五項誓文」,其中一項就是「廣求宇內知識」。

天皇要求日本破除舊有陋習,他說,「尋求知識於世界,以振興皇基。」這項誓文的象徵,就是由 1871 年至 1873 年政府派遣周遊世界、進行學習的大規模的岩倉使節團。

德川末期

從佩里東來日本到岩倉出使西方的 20 年間,日本政治多姿多彩。

在外來壓力下,極端主義應運而生;而極端主義引起社會激動,使人們對更深刻的潮流視而不見。

不過,從長遠看,在日本人的世界觀轉變時,日本又出現另一種更深刻的潮流。這可能是政治暴力的主要作用,使更多日本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應如何重建他們的社會這一問題上。

鴉片戰爭的消息,所起的作用是使中國優越性的信念聲譽掃地。中國軍事的虛弱於此完全暴露,那些認為中國楷模至上的日本保守分子尤其震驚。中國戰敗的消息,在日本引起了一種危機臨頭之感。

在幾個世紀前,受過教育的日本人也知道滿族征服明朝;但鴉片戰爭的意義之不同,在於這種新的威脅是非傳統性的,而是來自海上的;而且,據預料有可能殃及日本,所以日本受過教育的人對此空前關注。突然認識西學的重要性,有助於激發對西學研究的興趣。

事實上,西學在傳統的學問體系中已經開始得到認同。半個世紀以前,平田篤胤就已經預示新折衷主義。他在 1811 年說:漢學只是數種學問之一;在他看來,數種學問中最重要的自然是日本神道;漢學也重要,但比不上佛學廣博,蘭學則用處更大。而日本的學問(和學)則對這些傳統兼收並蓄。

平田篤胤

隨着新的外交關係與對外問題出現,產生了日本人出國的需要。1860 年,日本首次派遣使節赴美國交換《日美修好通商條約批准書》。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派赴西方的使團不論在次數、規模及其重要性方面都迅速增加。從日本使者的海外見聞報告書中,可以看出他們對西方的觀察愈來愈精細入微。

1860 年,赴美的日本使節團,左一為副使村垣範正。

最初到華盛頓的使團一共 77 人。美國詩人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在《百老滙的化裝遊行》(A BroadwayPageant)一詩中熱烈歡迎他們光臨紐約;日本副使村垣範正也在他的《遣美使日記》中寫下感受;但他的記述只說明他在旅遊觀光,沒有真正努力去觀察經濟與科學技術的重要意義,他的接觸面大部分限於官方的宴飲招待。

他對美國社會的一些奇異的特色諸如婦女在官方場合出現等稍許表示厭煩。但他訪問參議院時,國會開會的程序使他感到驚奇。

他這樣寫道:「其中一個人站起來,慷慨激昂地高呼,宛如狂人;他說完之後,接着又一人這樣振臂高呼。我們問個究竟,他們說,所有國家大事都是這樣由議員公開討論;副總統聽完所有意見後,乃作出決定。」

參觀史密森博物館(Smithsonian)時,村垣看到木乃伊與鳥獸標本在一起陳列而感到驚駭。他說,「這些外國人諢稱夷狄,果然不是徒有其名。」

最有趣的,可能是一個十分膚淺但有啟發性的評語。他們在返國途中,經安哥拉時停船泊岸,村垣發現當地土人頗似佛祖釋迦的面貌,「我們終於發現印度和非洲的土著都屬於同一個部落,釋迦一定是個酋長。」他繼續說,日本長久以來崇拜這些原始人,實屬荒謬。

這樣,新的與外國相對而言的國家聲望雖然還未就此定奪,但舊的聲望序列顯然已在解體。

1870 年代的使節

1870 年代的海外學習使節派遣的背景,因 1868 年頒佈的求知識於世界的誓文而得到根本的改變。但我們要記住,1868 年的誓文有長遠目標,也有讓締約國和日本精英人士安心的用意。

不過,日本的地方告示對平民的指示就頗為不同了。地方通告糅合傳統觀點與新時勢,其中有暗示儒家道德的弦外之音、禁止反叛逃亡、堅持排斥基督教和嚴禁攻擊外國人。但「破除舊陋習」的聲音就比較微弱了。

通過直接接觸,日本對西方的認識增加,由是有可能把西方國家和制度分等,從而作出仿效。這樣劃分國威等級可能是出自德川封建末期的等級制社會;而西方書籍對進步與發展階級的介紹,加強了日本人衡量各國的傾向。

最有影響的西方進步學說的傳播者是福澤諭吉,他三遊西方,經驗豐富。1872 年至 1880 年間,他寫成著名的小冊子《學問的進步》,銷售量將近 100 萬冊,大部分識字的成年人都可能讀過。福澤是既多產又受歡迎的作家,因此,在一個時期,所有有關西方的書籍都稱作「福澤本」。

幾年後,福澤在《文明論之概略》中提出文明發展的三個階段:野蠻之國、半開化之國(包括中國和日本),與文明之國。「文明之國」不但有文化與文學,還有好奇心與科學。至於日本應如何上升到最後階段,福澤的讀者是心明眼亮的。

由 1871 年到 1873 年歷時 21 個月的岩倉使團,讓政府領導人親身觀察世界。

這不是一般的遊歷。在他們離開期間,不採取任何未經他們討論的重要變革。為擴大使團的考察範圍,政府各部門都派出代表,於是使團的書記官、專員以及其他官員接近 50 名;這 50 只不過是全團的中心人物而已。

長州、肥前、熊本和富山的舊藩主,萬里小路秀麿和清水谷公考兩位公卿都帶着隨員參加;北海道開拓使也派出代表;此外,還有五名作為學習西方女子教育前導的少女以及幾十名留學生隨團出去;整個使團的人數近百。

在送行儀式中,天皇勅令使團訪問跟日本有邦交的國家,觀察他們制度的各方面並提出報告。他們於尚在建設中的橫濱火車站舉行歡送儀式;一位明治初期的畫家(山口篷春),以西洋畫的技巧全力描繪碼頭送別時的絢爛與肅穆場面。

1871 年由長崎出發的岩倉使團。

使團的幾名重要成員中,伊藤博文是唯一曾去過外國的。在級別較低的成員中,故意安排幾個攘夷論者參加,是希望他們從中得到教育。但這個目的只是部分達到了:一名攘夷論者村田新八在法國多留了一年,接受軍事教育,回國後正好加入西鄉隆盛麾下,在平定薩摩藩叛亂的西南戰爭中充當指揮官。

另一名攘夷論者安場保和長期學不會阿拉伯數字,連酒店每層樓的阿拉伯數字也分不清,更不用說房間號碼了。他最後說服大使給予情面,讓他回國。海外遊歷並不對所有人都能起作用。

然而,大多數團員通過這次遊歷取得一致見解:贊成進行穩步而溫和的改革。激進分子認識到日本與西方國家的差距後,冷靜了下來;保守分子也明白反對改革沒有希望。使團在美國逗留了 205 天。這是該團首次、也是最長的一次對日本以外世界的觀察。

美國歷史的經驗證明了聯邦共和制的力量,美國人民亦以信心堅強和精力充沛著稱。不過,諸使節從沒有忘記創建新日本的要務,他們決心識別現代化政體的內容與形式。

但美國選舉制度使他們懷疑,美國人民和領導人是否有能力選擇和支持真正的人才,不要那些只會譁眾取寵的人。歸根結蒂,使岩倉使團對美國感興趣的是意志、資源與生產力的結合。這些也是吸引明治初期學生到美國的因素。

英國在領土規模、歷史和生產力結合方面為日本提供更多的榜樣。因此,使團在英國停留了 122 天。久米就英國寫了 443 頁報告,而對美國才寫了 397 頁。關於德國和法國各自的篇幅則是英國的一半,而俄國以其廣大地土,其篇幅僅及英國的四分之一。

實際上,俄國的文明程度看來在西方國家中是最低的。它的產品粗劣,貿易與工業受外國人操縱,國家財富由專制政府和貴族壟斷,農民生活之窮困令人震驚。愈向歐洲東部走,文明程度似乎愈低。

不過,使團返國後得出的結論是,目前對日本獨立自主的威脅,並不像某些人想像中那麼迫切。例如,俄國太落後,而且太受其國內問題困擾,不會成為威脅。日本應該先整頓內部和提高國際地位與聲望,而不是準備應付過早的衝突。

日本已經更清楚地看出它必須效法的「西方國家」與它之間的差別了;而日本進行現代化時,可以在這種種差別中作出選擇。就當代歷史而言,新近統一的德國和意大利看來提供了類似的例子;實際上,日本很快就仔細研究德國和奧地利的先例。

但是,日本不會直接或自動地採用特定的制度。當使團分成專門小組詳細考察教育、政治,和經濟發展時,每個小組都在各自考察的國家中發現特別有興趣的項目。

使團訪問每一個發達國家時,有一件打動訪問者的事情︰這些發達國家都尊重本國的歷史。西方國家現在的進步,深深源於人民的歷史經驗。東方沒有西方的博物館,而這些博物館是啟發國民心智的手段。

使團也感到日本需要進行變革,必須停止對基督教的禁令,因這種政策給使團招來責難。這些日本人至少在美國和歐洲的基督教國家中,看見基督教培養的市民美德,從而對基督教產生敬仰。

本文摘自香港商務出版《日本的世界觀──兩百年的變遷》

透過人物講故事,
告訴你日本人世界觀的轉變

本書是詹遜教授的學術研究結晶之一,
書中以杉田玄白、久米邦武、松本重治三個歷史人物為主線,
帶你看日本兩百年來如何重新認識世界
如何給自己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