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為黨權、女權、教育權奮鬥的民國新女性──呂雲章(下)
前文:一生為黨權、女權、教育權奮鬥的民國新女性──呂雲章(中)

1929 年,呂雲章出任河北省教育廳督學,成為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第一個「女督學」。1934 年,她出任河北省通縣女子師範學校校長。七七事變之後,她南下任安徽省教育廳督學。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當年鬧學潮的學生當了教育界的官員之後,卻屢屢受到共產黨煽動的學潮的衝擊。

此刻,呂雲章才將心比心,知道當年的老師楊蔭榆的蒼茫心情了。昔日被學生們視為親日派的楊蔭榆,因斥責日本軍人虐待中國市民而慘遭殺害——何為愛國,誰是愛國者,不是口頭上說了算。

因國難當頭,呂雲章又回到政治領域,推動女界共赴國難:1938 年,她出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1940 年,又出任國民參議會參政員;1945 年,在國民黨六中全會,她當選為寥寥可數的女性中央委員之一,旋又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46 年,她當選為國大代表;1948 年,她代表山東婦女(她的祖籍為山東),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公務繁忙之餘,呂雲章亦著述不斷,先後出版《婦女問題論文集》、《世界婦女運動史》等具有開創性的專著。

在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期間,呂雲章最精彩的舉動是:以中央執行委員身份,寫出提案,要求保障婦女參政名額百分之二十,「請于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修正案,增補,在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及各省縣市各級議會,均應有婦女名額,其名額以法律定之……」她在會內會外大聲疾呼:「不許女子參加立法,反而叫女子遵守法律,是太不公平的,惟有叫女子參加立法,女子才能遵守……」

傅斯年反對提案,呂雲章遂帶頭對其展開抵制活動。胡適也不贊成該提案,在宴會上,呂雲章向老師反復解說,希望他出來為婦女講話。為了確保該提案順利通過,呂雲章請宋美齡找來蔣介石聽取婦女代表的意見:

一天下午,總裁召集本黨籍代表在軍事委員會談話,談到婦女名額問題,他笑著對我說:「你們百分之二十的提案,管保通不過。」他這樣說,當然是受了某些反對的男同志影響,所以許多男同志聽到笑起來。我知道總裁對婦女的意見和態度,還不夠瞭解,正好蔣夫人晚上要在官邸茶會招待全體女代表,我率領眾人提前趕到,向蔣夫人說明,希望總裁能給予有力的支持,蔣夫人把總裁請出來,我與李曼瑰、陶玄、張岫嵐、錢用和都搶先發言,表示今日中國婦女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都處於劣勢地位,實在無法和男子作平等競選,這次國民大會僅有婦女代表八十人,而其中大多數還是遴選而產生,因此婦女參政,實耘本黨政策之扶植,將來憲法中若無保障名額之明文,則以後婦女在各級民意機構中,將無法表示任何意見。大家說得理直氣壯,態度堅定懇切,總裁也很受感動,他和顏悅色地說:「天已不早了,陳立夫、吳鐵城、陳誠等黨政負責人都到了,他們已經很累,你們不要再麻煩他們了,明天我將到大會發言。”次日,他果然出席大會,講到婦女保障名額時,說要保障婦女名額百分之二十……」

呂雲章堅持認為,「男同志對於男女平等總是忽視,也就是後來國民黨失敗的主因。」[1]她誇大了性別因素在國共鬥爭中的地位,國民黨固然忽視女性的解放與自由的議題,但共產黨的婦女政策與它的土地革命一樣,表面上看冠冕堂皇,實際上卻造成對女性更大的奴役和壓迫——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奴役和壓迫除了少數掌權的“新階級”之外的所有人,當然包括女性在內。

愛情偏偏轉瞬逝,負心多是讀書人

呂雲章從青年時代參與學生運動,是出於愛國之心,是為爭取教育的獨立和自由,教育權是人權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時,她對女性身份有強烈自覺,她看到寡母被族人欺負,自己不願服從哥哥的意志,脫離封建大家庭,在劇烈變動的時代裡,去尋找女性解放和女性獨立自主的新天新地。她投奔看似革命和先進的國民黨,卻又對國民黨秉承的儒家男權文化大失所望。她的一生,可以濃縮為黨權、教育權和女權的「三重變奏曲」。

呂雲章一度在婦女協會幫助婦女解決婚姻難題,其實,她自己也是婚姻失敗者,她的婚姻毀於丈夫的負心和第三者的插足——當然,她對工作的過度投入,也對家庭生活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

當年,為了考取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呂雲章參加英文補習班,英文老師何先生有一個名叫周傳儒的同學,是清華大學的學生,願意幫忙。在呂雲章眼中,周「是一個矮個子,滿臉都是疙瘩,穿一身灰色法蘭絨的西服」,她對其第一印象並不佳。

周傳儒出生於四川一個貧寒家庭,早年考入北師大,趕上新文化運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好時代,「我自己雖然不是一個卓越的學者,然而生在『五四以後學術昌明』時期,到圖書多、人才多、良師益友多的北京去學習。這樣的機會,成全了我們。」[2]周傳儒是梁啓超的弟子,梁啓超講課不用教材,自擬大綱,隨堂開講,為之筆記及整理的,就是周傳儒。每逢週三梁啟超設「儒家哲學」講座,聽課學生編了一個謎語:「梁任公週三講孔孟——打一人名。」謎底乃「周傳儒」。

周傳儒對政治沒有呂雲章那麽熱忱。三一八慘案後,他亦深受刺激,在《清華週刊》質問説:「縱令不為學生,而為暴徒,不為外交,而為內政,不為請願,而為襲擊,不為協作,而為破壞;以政府之威力,衛隊之眾多,阻之,驅之,捕之,何所不可?奈何對此數千赤手空拳之男女學生,竟下毒辣手段,索其性命,殘其肢體,使之血肉橫飛,親朋慘痛。」

很長一段時間,呂雲章沒有將周傳儒的追求放在心上。她在回憶錄中記載,有一天,周傳儒忽然來到女生宿舍,穿一身破西服,人瘦得「三根青筋挑著一個腦袋,面黃肌瘦。他說這次考理科留學,他是學文科的,看了二十幾本原文的理科書,所以瘦得這樣的難看。清華考完後,他在天津梁啟超家裡住了些時,又到上海,在一家小旅館等放榜。」[3]

呂雲章在上海組織婦女協會時,周傳儒南下與之會面。周沒有工作,手上拿著梁啓超寫的一封推薦信,推薦其到中國銀行當經理,那是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呂雲章是忠心耿耿的國民黨員,對跟北洋政府攪在一塊的梁啓超不以為然,勸周不要依附於研究系。周對呂言聽計從,居然當面把老師的介紹信撕掉。愛情讓人盲目,情人比恩師的份量更重。

呂雲章很受感動,答應了周的求婚,那時她已是 34 嵗的「老姑娘」,早已過了憧憬浪漫愛情的年紀:

我知道我母親不喜歡他,他的相貌不很好,家庭也不好。如果不答應他,他就要自殺,七、八年的朋友,我哪能看他自殺呢?何況我自加入黨就把生命看得很輕,共產黨殺國民黨,在上海是國民黨殺共產黨,互相殺害,我越發對於生命不以為然了,誰知一人能活幾天,結婚就結婚吧。[4]

他們在慶雲里租了一間二樓,有現成的傢具,完全是乳白色的。然後在新新公司西餐廳請了幾個朋友,很簡單就結婚了。周傳儒穿着那件法蘭絨的灰色舊西服,呂雲章做了一件米色旗袍。從五四運動之後,大家只宣布結婚,既不贊成舊式的儀式,也沒有什麽新的儀式,僅是兩人合照了一張照片。

從此,兩人過起不能再簡單的小家庭生活,什麽事情都在這間小屋子裡做,也覺得很有趣味。「我要做飯要辦公,他不久就在暨南大學教了幾個鐘點,早上七點就得乘火車去,晚上七點才能回來。我六點就得起床,在一個小洋爐子上做飯。」[5] 那是他們一生中少有的柴米油鹽、恩愛夫妻的日子。

1931 年,周傳儒連續考三次,以歷史學全國第一名考取清華官費留學,他選定入讀英國劍橋大學,專攻世界史和近代外交史,後又入德國柏林大學,五年寒窗,乃於 1936 年獲博士學位。這段時間,二人長期分居,感情逐漸淡漠。在德國,其貌不揚的周傳儒獲得一位德國姑娘的青睞,兩人不僅同居,周傳儒還攜其一同回國。歸國後正逢國難,遂輾轉執教於流亡中的東北大學;1939 年,轉任在陝西城固的西北聯大歷史系;1940 年,又轉任在陝西三原的山西大學歷史系主任兼文學院長,“游離轉徙,席不暇暖,灶不得黔”。

在山西大學任教期間,周傳儒一改早年的書生氣,熱衷於政治活動,跟執掌教育權的 CC 系以及「西北王」胡宗南牽上線,一度在胡宗南開辦的軍官學校任教。有一次,胡宗南請學人餐敘,陪同周傳儒出席的德國情人的美貌,讓美軍顧問看得目不轉睛。

那時,呂周二人尚未離婚,呂一氣之下,遷住在太原郊區榆次的一座天主教教堂,「我不能像舊式女子忍耐,過寄生生活,又不能像潑婦大吵大鬧,使之無法工作」。兩人展開談判,呂提出,若要維持婚姻,「德國女人不能到太原」。周同意了。然而,德國女人剛剛離開,周又有了新的情人,在太原南門外「金屋藏嬌」。呂雲章感慨男人多是負心漢,自己專門從事婦女運動尚且如此,遂與周離婚,將結婚戒指捐獻給綏遠抗日將士。[6] 從此,兩人勞燕分飛,再未謀面。

1947 年,周傳儒與四川大學英文系的女學生邱仲姑結婚。隨即,天翻地覆,中國變色,每個人都得作出是去是留的選擇。自以為「躲進小樓成一統」的周傳儒選擇留在中國,等待他的是厄運連連,雖然長壽,卻「壽多則辱」。[7] 而呂雲章與國民黨淵源極深,深知共產黨的本質有多麽殘酷,故而毅然隨國民政府遷台。

呂雲章到台灣後,健康不佳,眼病加重,因婚變心情和健康皆受損。在一次開會中,她跌倒中風,長期臥床。但她對於政府重要施政及議案仍托立法院舊友代為提案和質詢,必要時也扶病參與表決,口述意見發表於報章雜誌。

1972 年 12 月一天夜裡,呂雲章被入室行竊的小偷用棍棒打傷,腦血管破裂,從此神志不清。1974 年 6 月 19 日,因肺炎在台北中心診所逝世。

呂雲章爭取現代中國女性解放的努力並未全部成功,但以她為代表的中國婦女活動者,透過她們五十年的努力挑戰了最根本性中國政治權力理念”。[8]


[1] 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

[2] 師大畢業後,周傳儒考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的講習班,並留館為編輯,彼時葉聖陶、沈雁冰、胡愈之、鄭振鐸、周建人等皆是“商務”的編輯,張其昀、向達等則是館外編輯。周與之相處,所謂“久坐必有禪”,他稱“這些人都不經留學,而比留學生更吃香”。在同人的砥勵之下,他於編餘撰寫出版了《新摘世界史》、《義大利現代史》、《四川地理》、《南美洲地理》等,並翻譯了《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的地理部分。1925 年,周傳儒以全國前十名的成績,考取清華大學研究院國學門,師從王國維、梁啟超,潛心國學研究。“見王靜安、梁啟超、章太炎及北大、師大、清華諸大師,皆通經義,始恍然於經學、小學、史學,亦自有光芒,自有身價。”參閱散木:《學人周傳儒和其前妻呂雲章的故事》。

[3] 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

[4] 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

[5] 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

[6] 散木:《學人周傳儒和其前妻呂雲章的故事》。

[7] 1950 年,周傳儒在重慶的西南師範學院任教,隨後被安排至瀋陽師範學院、遼寧大學。1957 年,被劃為右派,被開除公職,並降為資料員。周傳儒負氣不就,拒領工資,遂以拾破爛為生,此後拾荒二十一年。新中國的奇妙之處就在於,能將一名優秀的學者變成拾荒匠。文革期間,被抄家數十次,存書存稿多致毀滅。在沒有書,不能進圖書館,各雜誌、書刊不收稿的萬難中,仍完成《六十年來中國史學界變遷發展史》、《戊戍政變軼聞》、《梁啟超與王國維》、《史學大師王國維》、《李鴻章環遊世界與中俄密約》、《蘭亭序真偽問題考證》、《原始積累與獨佔公司》等著述和論文。參閱散木:《學人周傳儒和其前妻呂雲章的故事》。

[8] 呂雲章關注的焦點是女性在革命運動中的地位和角色。按照這種邏輯,中國的婦女參政家們構建了跨越政治分界的女權主義橋樑,堅持無論何種政治立場,都要維護婦女權利的概念。她們不僅實現了中國性別政治的急劇革命,也改變了整個中國的政治版圖。見李木蘭:《性別、政治與民主:近代中國的婦女參政》,頁280。

一生為黨權、女權、教育權奮鬥的民國新女性──呂雲章(下)
前文:一生為黨權、女權、教育權奮鬥的民國新女性──呂雲章(中)

1929 年,呂雲章出任河北省教育廳督學,成為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第一個「女督學」。1934 年,她出任河北省通縣女子師範學校校長。七七事變之後,她南下任安徽省教育廳督學。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當年鬧學潮的學生當了教育界的官員之後,卻屢屢受到共產黨煽動的學潮的衝擊。

此刻,呂雲章才將心比心,知道當年的老師楊蔭榆的蒼茫心情了。昔日被學生們視為親日派的楊蔭榆,因斥責日本軍人虐待中國市民而慘遭殺害——何為愛國,誰是愛國者,不是口頭上說了算。

因國難當頭,呂雲章又回到政治領域,推動女界共赴國難:1938 年,她出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1940 年,又出任國民參議會參政員;1945 年,在國民黨六中全會,她當選為寥寥可數的女性中央委員之一,旋又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46 年,她當選為國大代表;1948 年,她代表山東婦女(她的祖籍為山東),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公務繁忙之餘,呂雲章亦著述不斷,先後出版《婦女問題論文集》、《世界婦女運動史》等具有開創性的專著。

在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期間,呂雲章最精彩的舉動是:以中央執行委員身份,寫出提案,要求保障婦女參政名額百分之二十,「請于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修正案,增補,在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及各省縣市各級議會,均應有婦女名額,其名額以法律定之……」她在會內會外大聲疾呼:「不許女子參加立法,反而叫女子遵守法律,是太不公平的,惟有叫女子參加立法,女子才能遵守……」

傅斯年反對提案,呂雲章遂帶頭對其展開抵制活動。胡適也不贊成該提案,在宴會上,呂雲章向老師反復解說,希望他出來為婦女講話。為了確保該提案順利通過,呂雲章請宋美齡找來蔣介石聽取婦女代表的意見:

一天下午,總裁召集本黨籍代表在軍事委員會談話,談到婦女名額問題,他笑著對我說:「你們百分之二十的提案,管保通不過。」他這樣說,當然是受了某些反對的男同志影響,所以許多男同志聽到笑起來。我知道總裁對婦女的意見和態度,還不夠瞭解,正好蔣夫人晚上要在官邸茶會招待全體女代表,我率領眾人提前趕到,向蔣夫人說明,希望總裁能給予有力的支持,蔣夫人把總裁請出來,我與李曼瑰、陶玄、張岫嵐、錢用和都搶先發言,表示今日中國婦女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都處於劣勢地位,實在無法和男子作平等競選,這次國民大會僅有婦女代表八十人,而其中大多數還是遴選而產生,因此婦女參政,實耘本黨政策之扶植,將來憲法中若無保障名額之明文,則以後婦女在各級民意機構中,將無法表示任何意見。大家說得理直氣壯,態度堅定懇切,總裁也很受感動,他和顏悅色地說:「天已不早了,陳立夫、吳鐵城、陳誠等黨政負責人都到了,他們已經很累,你們不要再麻煩他們了,明天我將到大會發言。”次日,他果然出席大會,講到婦女保障名額時,說要保障婦女名額百分之二十……」

呂雲章堅持認為,「男同志對於男女平等總是忽視,也就是後來國民黨失敗的主因。」[1]她誇大了性別因素在國共鬥爭中的地位,國民黨固然忽視女性的解放與自由的議題,但共產黨的婦女政策與它的土地革命一樣,表面上看冠冕堂皇,實際上卻造成對女性更大的奴役和壓迫——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奴役和壓迫除了少數掌權的“新階級”之外的所有人,當然包括女性在內。

愛情偏偏轉瞬逝,負心多是讀書人

呂雲章從青年時代參與學生運動,是出於愛國之心,是為爭取教育的獨立和自由,教育權是人權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時,她對女性身份有強烈自覺,她看到寡母被族人欺負,自己不願服從哥哥的意志,脫離封建大家庭,在劇烈變動的時代裡,去尋找女性解放和女性獨立自主的新天新地。她投奔看似革命和先進的國民黨,卻又對國民黨秉承的儒家男權文化大失所望。她的一生,可以濃縮為黨權、教育權和女權的「三重變奏曲」。

呂雲章一度在婦女協會幫助婦女解決婚姻難題,其實,她自己也是婚姻失敗者,她的婚姻毀於丈夫的負心和第三者的插足——當然,她對工作的過度投入,也對家庭生活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

當年,為了考取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呂雲章參加英文補習班,英文老師何先生有一個名叫周傳儒的同學,是清華大學的學生,願意幫忙。在呂雲章眼中,周「是一個矮個子,滿臉都是疙瘩,穿一身灰色法蘭絨的西服」,她對其第一印象並不佳。

周傳儒出生於四川一個貧寒家庭,早年考入北師大,趕上新文化運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好時代,「我自己雖然不是一個卓越的學者,然而生在『五四以後學術昌明』時期,到圖書多、人才多、良師益友多的北京去學習。這樣的機會,成全了我們。」[2]周傳儒是梁啓超的弟子,梁啓超講課不用教材,自擬大綱,隨堂開講,為之筆記及整理的,就是周傳儒。每逢週三梁啟超設「儒家哲學」講座,聽課學生編了一個謎語:「梁任公週三講孔孟——打一人名。」謎底乃「周傳儒」。

周傳儒對政治沒有呂雲章那麽熱忱。三一八慘案後,他亦深受刺激,在《清華週刊》質問説:「縱令不為學生,而為暴徒,不為外交,而為內政,不為請願,而為襲擊,不為協作,而為破壞;以政府之威力,衛隊之眾多,阻之,驅之,捕之,何所不可?奈何對此數千赤手空拳之男女學生,竟下毒辣手段,索其性命,殘其肢體,使之血肉橫飛,親朋慘痛。」

很長一段時間,呂雲章沒有將周傳儒的追求放在心上。她在回憶錄中記載,有一天,周傳儒忽然來到女生宿舍,穿一身破西服,人瘦得「三根青筋挑著一個腦袋,面黃肌瘦。他說這次考理科留學,他是學文科的,看了二十幾本原文的理科書,所以瘦得這樣的難看。清華考完後,他在天津梁啟超家裡住了些時,又到上海,在一家小旅館等放榜。」[3]

呂雲章在上海組織婦女協會時,周傳儒南下與之會面。周沒有工作,手上拿著梁啓超寫的一封推薦信,推薦其到中國銀行當經理,那是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呂雲章是忠心耿耿的國民黨員,對跟北洋政府攪在一塊的梁啓超不以為然,勸周不要依附於研究系。周對呂言聽計從,居然當面把老師的介紹信撕掉。愛情讓人盲目,情人比恩師的份量更重。

呂雲章很受感動,答應了周的求婚,那時她已是 34 嵗的「老姑娘」,早已過了憧憬浪漫愛情的年紀:

我知道我母親不喜歡他,他的相貌不很好,家庭也不好。如果不答應他,他就要自殺,七、八年的朋友,我哪能看他自殺呢?何況我自加入黨就把生命看得很輕,共產黨殺國民黨,在上海是國民黨殺共產黨,互相殺害,我越發對於生命不以為然了,誰知一人能活幾天,結婚就結婚吧。[4]

他們在慶雲里租了一間二樓,有現成的傢具,完全是乳白色的。然後在新新公司西餐廳請了幾個朋友,很簡單就結婚了。周傳儒穿着那件法蘭絨的灰色舊西服,呂雲章做了一件米色旗袍。從五四運動之後,大家只宣布結婚,既不贊成舊式的儀式,也沒有什麽新的儀式,僅是兩人合照了一張照片。

從此,兩人過起不能再簡單的小家庭生活,什麽事情都在這間小屋子裡做,也覺得很有趣味。「我要做飯要辦公,他不久就在暨南大學教了幾個鐘點,早上七點就得乘火車去,晚上七點才能回來。我六點就得起床,在一個小洋爐子上做飯。」[5] 那是他們一生中少有的柴米油鹽、恩愛夫妻的日子。

1931 年,周傳儒連續考三次,以歷史學全國第一名考取清華官費留學,他選定入讀英國劍橋大學,專攻世界史和近代外交史,後又入德國柏林大學,五年寒窗,乃於 1936 年獲博士學位。這段時間,二人長期分居,感情逐漸淡漠。在德國,其貌不揚的周傳儒獲得一位德國姑娘的青睞,兩人不僅同居,周傳儒還攜其一同回國。歸國後正逢國難,遂輾轉執教於流亡中的東北大學;1939 年,轉任在陝西城固的西北聯大歷史系;1940 年,又轉任在陝西三原的山西大學歷史系主任兼文學院長,“游離轉徙,席不暇暖,灶不得黔”。

在山西大學任教期間,周傳儒一改早年的書生氣,熱衷於政治活動,跟執掌教育權的 CC 系以及「西北王」胡宗南牽上線,一度在胡宗南開辦的軍官學校任教。有一次,胡宗南請學人餐敘,陪同周傳儒出席的德國情人的美貌,讓美軍顧問看得目不轉睛。

那時,呂周二人尚未離婚,呂一氣之下,遷住在太原郊區榆次的一座天主教教堂,「我不能像舊式女子忍耐,過寄生生活,又不能像潑婦大吵大鬧,使之無法工作」。兩人展開談判,呂提出,若要維持婚姻,「德國女人不能到太原」。周同意了。然而,德國女人剛剛離開,周又有了新的情人,在太原南門外「金屋藏嬌」。呂雲章感慨男人多是負心漢,自己專門從事婦女運動尚且如此,遂與周離婚,將結婚戒指捐獻給綏遠抗日將士。[6] 從此,兩人勞燕分飛,再未謀面。

1947 年,周傳儒與四川大學英文系的女學生邱仲姑結婚。隨即,天翻地覆,中國變色,每個人都得作出是去是留的選擇。自以為「躲進小樓成一統」的周傳儒選擇留在中國,等待他的是厄運連連,雖然長壽,卻「壽多則辱」。[7] 而呂雲章與國民黨淵源極深,深知共產黨的本質有多麽殘酷,故而毅然隨國民政府遷台。

呂雲章到台灣後,健康不佳,眼病加重,因婚變心情和健康皆受損。在一次開會中,她跌倒中風,長期臥床。但她對於政府重要施政及議案仍托立法院舊友代為提案和質詢,必要時也扶病參與表決,口述意見發表於報章雜誌。

1972 年 12 月一天夜裡,呂雲章被入室行竊的小偷用棍棒打傷,腦血管破裂,從此神志不清。1974 年 6 月 19 日,因肺炎在台北中心診所逝世。

呂雲章爭取現代中國女性解放的努力並未全部成功,但以她為代表的中國婦女活動者,透過她們五十年的努力挑戰了最根本性中國政治權力理念”。[8]


[1] 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

[2] 師大畢業後,周傳儒考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的講習班,並留館為編輯,彼時葉聖陶、沈雁冰、胡愈之、鄭振鐸、周建人等皆是“商務”的編輯,張其昀、向達等則是館外編輯。周與之相處,所謂“久坐必有禪”,他稱“這些人都不經留學,而比留學生更吃香”。在同人的砥勵之下,他於編餘撰寫出版了《新摘世界史》、《義大利現代史》、《四川地理》、《南美洲地理》等,並翻譯了《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的地理部分。1925 年,周傳儒以全國前十名的成績,考取清華大學研究院國學門,師從王國維、梁啟超,潛心國學研究。“見王靜安、梁啟超、章太炎及北大、師大、清華諸大師,皆通經義,始恍然於經學、小學、史學,亦自有光芒,自有身價。”參閱散木:《學人周傳儒和其前妻呂雲章的故事》。

[3] 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

[4] 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

[5] 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

[6] 散木:《學人周傳儒和其前妻呂雲章的故事》。

[7] 1950 年,周傳儒在重慶的西南師範學院任教,隨後被安排至瀋陽師範學院、遼寧大學。1957 年,被劃為右派,被開除公職,並降為資料員。周傳儒負氣不就,拒領工資,遂以拾破爛為生,此後拾荒二十一年。新中國的奇妙之處就在於,能將一名優秀的學者變成拾荒匠。文革期間,被抄家數十次,存書存稿多致毀滅。在沒有書,不能進圖書館,各雜誌、書刊不收稿的萬難中,仍完成《六十年來中國史學界變遷發展史》、《戊戍政變軼聞》、《梁啟超與王國維》、《史學大師王國維》、《李鴻章環遊世界與中俄密約》、《蘭亭序真偽問題考證》、《原始積累與獨佔公司》等著述和論文。參閱散木:《學人周傳儒和其前妻呂雲章的故事》。

[8] 呂雲章關注的焦點是女性在革命運動中的地位和角色。按照這種邏輯,中國的婦女參政家們構建了跨越政治分界的女權主義橋樑,堅持無論何種政治立場,都要維護婦女權利的概念。她們不僅實現了中國性別政治的急劇革命,也改變了整個中國的政治版圖。見李木蘭:《性別、政治與民主:近代中國的婦女參政》,頁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