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前夕,英國駐日大使如何靠外交手腕,成功扭轉英日中貿易戰局勢?

數年前,在尋找研究資料的過程中,我意外在英國倫敦檔案館發現一封非常有意思的信件。那是一封由英國工業總會(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ies, FBI)理事蓋伊.洛科克爵士(Sir Guy Locock)在 1939 年 1 月 26 日寫給英國外交部的信件。

想不到這封信輾轉引領我找到當時東亞關係上的關鍵人物——1937 年至 1941 年駐日本東京大使羅伯.克雷吉爵士(Sir Robert Craigie)。

後世對克雷吉爵士在處理英、日關係的評價存有分歧。一說認為他對日本事務沒有經驗,常給予日本無保證的緩靖承諾以爭取日本溫和派的支持,有「張伯倫之友」(Chamberlain man)的稱號;一說認為他洞識英國當時在東亞已處於弱勢,嘗試從外交途徑避免英、日雙方開戰。這些評價主要立基於他在三件歷史重要事件上的態度:1939 年的天津事件、1940 年的淺間丸事件及滇缅公路事件,以及 1943 年他對邱吉爾政府的批評。

但有一點是雙方都會接受的,那就是克雷吉爵士的外交手腕相當溫和、仁慈,如在天津事件中向日本交出中國嫌犯,在淺間丸事件中釋放了部分德國海員、臨時封閉滇緬公路等。

而這次所獲的洛科克爵士信件,將讓我們看到克雷吉爵士外交手腕的多樣性。

蓋伊‧洛科克爵士的信件

洛科克爵士的信件內容大概是報告南中國的營商環境每況愈下,原因是廣東珠江及其他水域被日軍封鎖了。這樣下去,不但香港的經濟會受到威脅,就連與香港貿易的英國商人亦受到牽連。

讀到這裏,起初以為 1938 年廣州淪陷,日軍佔據廣東多處地方,封鎖珠江等多處水域,以防反擊、鞏固佔領區域,實屬正常。不過,信中有這樣的一段:

日本商人正不斷從水路將來自日本及台灣的免稅貨品運入廣東省內。這說明在珠江水域上航運是十分安全的。而在南中國的日本人對英國人並非不友善,只是我們無法利用這優勢,繼續堅持保障英國人在這一區的商業權益。

從洛科克爵士的語氣去推測,似乎當時日軍是以珠江流域不安全為由,禁止船隻航行。但據他所收到的情報所示,事實並非如此,珠江流域並非不安全,如上面引文所示,大量來自日本及臺灣的免稅貨品被日本商人運入廣東省內。亦即,日軍繼續以河道「危險」為由,封鎖珠江流域,阻止非日本商船航行,實違犯了自由航行、門戶開放政策及公平貿易等原則,這使洛科克爵士非常不滿。

那麼,日軍真正的動機是什麼呢?這又如何反映東亞地區的日本與英國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關係呢?只可惜記載這方面的歷史資料不多。

(資料來源:Guy Locock, Letter to Foreign Office about Shipping Situation in South China, 26 January 1939. Reference No. FO/371/23451/79. The National Archives (London).)

封鎖兩江的概況

雖然關於珠江的資料不多,卻意外在《揚子江航行問題ニ関スル米英ノ要求 附 珠江開放問題及內河航行問題》的日本檔案中找到線索。原來日軍不只在 1938 年封銷了廣東的珠江流域,早在 1937 年,它就已封鎖了長江流域(當時稱為「揚子江」)。

長江在商業上的重要性可反映在各國公司於沿岸的投資金額。以漢口為例,英國人便投資了五千萬鎊在當地建設船塢、碼頭等。所以,克雷吉爵士曾就日軍封鎖長江流域一事提出嚴厲指責,直斥長江一事將對國際貿易造成重大傷害。

其後,在 1938 年 10 月廣州淪陷後,日軍還將另一通商主幹道珠江流域封鎖。克雷吉爵士便在 1938 年 11 月,就封鎖長江及珠江流域問題會晤日本外相有田八朗。然而,在整個解除封鎖的談判中,正如日本文件所示,日本、英國等都將珠江的解封問題附於長江問題,一併處理。亦即,若日軍解除對長江封鎖,珠江亦會跟隨。

在 1938 年 11 月的會晤上,克雷吉爵士促請日方盡快解決長江流域的自由航行問題。同時,他亦對日本主張的「日本、滿州、中國三國經濟壁壘」(日文為「日支滿三國ノ経済「ブロツク」」)表示憂慮,認為這只會打擊日本經濟,並藉此重申英國堅持門戶開放政策及公平貿易原則。

在會晤上,有田八朗亦透露了解除封鎖的條件,除了意料之內的條件,如水域必須安全、航行須預先獲批准、禁止運送軍備外,還要求英國須採用日本軍票作為交易貨幣。

(資料來源:Robert Craigie, Behind the Japanese Mask(London; New York etc.: Hutchinson & co., ltd, 1945))

日本封江背後的動機

為何日本有此要求?這其實是日本與英、美等國在中國貿易戰的延續。

據有田八朗的理解,在這段時期裡,日本商人只能在中國的軍事佔領範區作生意,其他中國地區的貿易基本上由英、美等國壟斷。也就是說,日本的貨物無法外銷到佔領區以外的地方。

1938 年 11 月 3 日,日本攻陷上海、南京、廣州和漢口後,日本首相近衞文麿隨即宣布「東亞新秩序」,日本、滿州、中國三國必須通力合作,互惠互利。

同月 11 日,日本法律學者高柳賢三曾以經濟角度解釋「日本、滿州、中國三國經濟壁壘」,他指出三國壁壘其實是仿效大英國協(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原則上是東亞版的國協。日本將如英國般在國協中擔當重要角色,主導軍事、外交等事務,三國亦會有緊密的經濟合作。這顯然呼應著當時日本在中國貿易的停滯情況。

除了不利日本的歷史環璄因素外,日本軍票的有限度流通,間接增加了日本人在中國的經商成本,亦令日本在中國貿易上進一步陷入困境。日軍為保日本軍票的價值以應付軍事開支,強制日本人在中國以軍票結算。然而,由於中國政府及愛國商人拒絕採用日本軍票,而英、美等國亦一直堅持以法幣結算,因此日本軍票只能在佔領區作有限度的流通。

看出問題了嗎?亦即,日本商家需要用法幣去購買中國不同地區的貨品,而他們只能大約以 14:9(日本軍票:法幣)的兌率去換取法幣,無疑比一直支持法幣的中國及英、美等商人高出不少成本。

(資料來源:5.揚子江航行問題ニ関スル米英ノ要求 附 珠江開放問題及內河航行問題。檔案編號A-1-1-0-30_032, 5,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參考編號 B02030575000, 亞洲歷史檔案中心(JACAR))

在這樣的商業競爭與貨幣戰爭的背景下推論之,日軍在 1938 年封鎖兩江,一方面想迫使英、美等國改用日本軍票,從貨幣政策上打破英、美等國在中國的貿易壟斷,以扭轉其劣勢;另一方面,也想藉著禁止外國商船航運的機會來鞏固自身在中國的貿易地位。

1938 年的中國上海海關數據指出,日本當時的貿易額已超越美國、德國及英國等三國。這亦在一定程度上應證了 1939 年洛科克爵士在上述信件中所提及他對香港前景的憂慮。

克雷吉爵士的決定

讓我們回到克雷吉爵士與有田八朗的會晤。

雖然封鎖兩江對英國在中國的商業利益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但克雷吉爵士並沒有妥協,依舊拒絕使用日本軍票來換取英國商船的航運權。

原因之一,便是長遠來說,它明顯影響英國在中國貿易利益,可能得不償失。再者,這有違英、美當時的「中立」立場。自 1937 年日本正式發動侵華戰爭以來,英、美一直都堅守「中立」立場,同時強調日本不應單方面以武力去改變現狀。

因此,正如前文所述,英、美兩國一直在財政方面支持中國政府,使之有較穩健的財政基礎,繼續抗戰。除了堅持使用法幣結算交易外,在 1939 年 3 月,英國財政大臣約翰‧西蒙爵士(Sir John Simon)還宣布,英國與中國的主要銀行將投資 1000 萬鎊的基金,以鞏固中國法幣,英方這邊由財政部擔保,先支付 500 萬鎊。

最後,在克雷吉爵士及美國的施壓下,加上日方態度轉變,日軍最終在 1940 年有限度放寬外國商船在兩江航行,故事亦暫告一段落。

由書信、自傳、日本檔案留下來的這段小插曲,讓我們得以看到克雷吉爵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外交手碗的多樣性。正如文章一開頭所述,克雷吉爵士在處理天津事件、淺間丸事件及滇缅公路事件上,處處忍讓、手段溫和。但是,在兩江封鎖的外交風波中,他也顯示出強硬的一面。

克雷吉爵士似乎毫無懼色地向日本施壓,捍衛英國在中國的商業利益,以及維持當時中國現狀。雖然克雷吉爵士將英國的利益置於各國的利益之上,但這小插曲顯示出他在外交上具備軟硬兼施的能力。

在經貿大戰之後

或許我們會問,為什麼克雷吉爵士有此靈巧的外交手腕,都不能進一步延遲,甚至阻止太平洋戰爭爆發?

答案可能如克雷吉爵士在自傳所述,自 1940 年以來,日本溫和派受到嚴竣的言論自由管制,以及政治暗殺的威脅,迅速退出政治舞台。那種肅殺的氛圍,甚至驅使克雷吉爵士將他們寫給他的信件燒毀,免得他們連受累。日本軍國主義之勢因欠缺溫和派的牽制而日益不能逆轉。

但問題不應只著眼於國內的溫和派,還有國際局勢的迅速變化。日本政治外交史學者黑澤文貴指出,在 1920 年代,日本的外交政策尚算積極維持多邊合作關係,因為日本須在由英、美兩國主導的國際形勢中增加自身在中國的影響力。到了 1930 年代,這多邊合作的外交方向已無以為繼,原因之一是在 1929 年後貿易壁壘在各國興起,日本亦步亦趨,進一步步向「封閉經濟」(Autarky),謀求自給自足。

就上述鎖封兩江的情況而言,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已將經濟、貿易問題置於英、美等國的國際關係之上。另一方面,英、美兩國對其制裁越來越嚴苛,雪上加霜。在這逆境下,日本孤注一擲,選擇了軍國主義,太平洋戰爭便無可避免。

從今天所現僅有的史料來評價過去,對過去人的人和事多少有點不公允,因為史料在歷史的發展中可能因各種原因亡佚,一如克雷吉爵士曾燒毀一批由日本溫和派人士所寫的信件,今日我們便無機會解讀它。

與其停留在對他的評價,不如切切實實從他的故事中取經。他以五年的持堅告訴我們,以和平手段或談判去處理國際糾紛絕非易事,隨時換來「養虎為患」的後世劣評,卻能探索到前所未有的嘗試和可能性,使戰爭不再是唯一的解決方法。盼望現今各國能借鏡克雷吉爵士靈活多樣的外交手腕,把北韓核危機、中美貿易問題等國際問題轉危為機。

參考資料

  1. 5.揚子江航行問題ニ関スル米英ノ要求。檔案編號A-1-1-0-30_032, 5,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參考編號 B02030575000, 亞洲歷史檔案中心(JACAR)。
  2. Fumitaka, Kurosawa, ‘Great Britain and Japanese View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interwar period’, in Philip Towle and Nobuko Margaret Kosuge eds. Britain and Japa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ne Hundred Years of Trade and Prejudice. London; New York: I.B. Tauris, 2007.
  3. Craigie, Robert. Behind the Japanese Mask. London; New York etc.: Hutchinson & co., ltd, 1945.
  4. Locock, Guy. Letter to Foreign Office about Shipping Situation in South China, 26 January 1939. Reference No. FO/371/23451/79. The National Archives (London).
  5. Lowe, Chuan-hua. Japan’s economic offensive in China. London: G. Allen and Unwin, 1939.
  6. Lowe, Peter, ‘Britain and the opening of the war in Asia, 1937-41’, in Ian Nish ed, Anglo-Japanese alienation, 1919-1952 : papers of the Anglo-Japanese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7. Nish, Ian, Lowe, Peter and Hoare, J.E. eds. British Envoys in Japan 1859-1972. Folkestone, Kent: Global Oriental,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