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每個殖民地人民都想脫離英國──美國獨立戰爭中被消音的「效忠派」

常言道「歷史是勝利者所寫的」,因為只有贏家的歷史版本會留下來,而後世根據勝利者留下的資料寫出之歷史,難免脫離不了勝利者的視角。

或許有人會反駁說,現在失敗者、或弱勢群體的歷史已經逐漸浮上檯面了。但如果深入追究,我們也會發現,這些歷史也是待弱勢者在社會輿論上佔有一席之地後,才慢慢地顯露出來。例如現在非裔美國人的人權成為政治正確後,對非裔美國人的研究便蓬勃發展了起來。

同樣的例子也可適用於婦女、原住民、其他少數族群或 LGBTQ 族群的研究。我們對於過去的認知,就在不斷衍生的各種運動中逐漸地增補與修正,持續以新的歷史記憶來挑戰舊的歷史記憶。但也正因為歷史記憶是經過記憶者預設理念詮釋之後的產物,所以也不能說是一個完全可靠的歷史事實來源,在研究使用上仍需謹慎小心。

當每年七月美國人大肆慶祝獨立紀念日,宣揚愛國精神之時,我們也不禁要問:這是誰的獨立紀念日?是誰塑造了美國獨立的歷史記憶?誰又在這種愛國歷史記憶下被犧牲了?

1852 年 7 月 5 日,一個因逃跑而重獲自由的黑人斐德烈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受到羅切斯特女士反奴協會(Ladies Antislavery Society of Rochester)的邀請針對獨立紀念日演講。他最著名的片段是:

我的公民同伴們,請容許我這樣問,我今天為什麼會被邀請來這裡演講?我,或是那些我所代表的人,到底跟你們國家的獨立有什麼關係?那份獨立宣言中體現的政治自由和自然正義的原則有延伸到我們身上嗎?我是為了帶著我們卑微的奉獻來到國家的祭壇上,來承認我們所獲得的好處,以及對我們從你們的獨立上所獲得的祝福來表達感恩,而被邀來這裡的嗎?

當美國白人在慶祝帶給他們自由的宣言時,道格拉斯反問:這些自由的原則有帶給這些奴隸真正的好處嗎?他的問題挑戰了美國獨立的意義。答案並非美國獨立沒有意義,而是這場政治自由的鬥爭尚未了結,獨立宣言中的自由、平等原則需要在更多人身上實現。

斐德烈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

關於獨立戰爭的歷史記憶,被遺忘的不只是非裔美國人,在這兩派之外,還有一群人的聲音被埋沒於後世的獨立戰爭記憶中,那就是選擇效忠英國的效忠派。

效忠派自認為是英國人也是美洲人,他們認為英國國會的立法不公,需要維護自己身為英國人的權利,但他們不認為北美殖民地應該獨立於大英帝國之外,在他們眼裡,大陸會議(Continental Congress)與叛亂者們比英國國會更跋扈更專制。

從結果上來說,效忠派是美國獨立運動中真正的輸家。這些人在家鄉的財產被革命派奪走充公,只獲得英國國會些微的補償。他們被迫流浪,即便回到心中的祖國英國,也發現自己在當地格格不入,許多人鬱鬱寡歡,而許多人則再次踏上旅途,前往英國其他的殖民地。他們記憶中的美國革命是什麼樣子呢?

在獨立戰爭前,湯瑪士瓊斯(Thomas Jones, 1731-1792)是紐約殖民地的最高法官,他在獨立戰爭期間離開了紐約去到了英國,最後在英國過世。大約在 1783 到 1788 年之間,瓊斯在英國開始撰寫《紐約在革命戰爭時期的歷史》(History of New York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War),但一直沒有正式出版,直到 1879 年才在紐約由紐約歷史協會出版他的手稿。

紐約歷史協會的編輯為這本書加上了前言,前言中提到《紐約在革命戰爭時期的歷史》是一個效忠派的敘述,而非英國式的敘述。效忠英國並不代表這些人比較不「美洲」,而是對瓊斯來說,留在大英帝國是對美洲殖民地更好的選擇,他深信自己是忠於美洲利益而作出的判斷。

瓊斯在書中並沒有一昧地維護英國,相反地,他對英國的政策有許多批評。像是印花稅法案,瓊斯指責這法案「導致了整個殖民地普遍地騷動」,「各個階層的人民都顯得萬眾一心地反對這個政策」。瓊斯並不支持印花稅法案,但比起走上街頭抗爭、離開英國,他更傾向於留在英國從體制內抗爭,維護英國憲政主義的傳統。此外,瓊斯對戰爭時期的英國軍隊也有諸多抱怨,他認為英軍的將領犯下了太多錯誤,導致沒有能獲得應得的勝利。

瓊斯也記載了幾個故事來說明英軍蔑視效忠派人士,沒有給予應有的尊重,其中一個故事發生在崔德威爾博士(Dr. Tredwell)身上。

豪(William Howe, 5th Viscount Howe)將軍佔領長島時,一名英軍將領博屈(Birch)在路上巧遇了崔德威爾博士,博屈很想得到崔德威爾的馬,見到崔德威爾落單,就命令崔德威爾下馬並把馬鞍卸下。這種搶劫的行為讓崔德威爾很生氣,就馬上表明了自己的身分。博屈卻置之不理,仍舊命令他下馬,並讓自己的僕人強行卸下馬鞍。博屈將馬鞍交給崔德威爾,辱罵他:「把這馬鞍放在你自己的背上回家,然後去死吧!」事後崔德威爾沒有能得到任何賠償,甚至還被誣賴是叛國賊。

瓊斯自己也有類似的遭遇,當他被革命派囚禁而離家時,英軍反而是趁機接收了瓊斯的牲口,也完全沒有給予合理的賠償。種種類似的不公待遇,讓瓊斯認為英國並沒有真誠地將效忠英國的殖民地人民當作是自己人。

在美國獨立之路上,一般認為大陸會議的召開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然而,瓊斯卻提醒他的讀者,大陸會議起初的目的並不是要追求獨立。瓊斯強調,當初紐約的效忠派同意參加大陸會議,是為了要補救他們所遭遇到的不公與為了「在大不列顛跟美洲之間建立一個幸福永久而持續的聯合」,沒想到期望卻因革命派的野心而落空,也因此效忠派反對繼續派代表前往大陸會議。

當時革命派的人宣稱,大陸會議是為了追求美洲的權利並建立人民主權,瓊斯卻反而認為大陸會議帶來了混亂和失序,甚至是侵犯了他們的權利。瓊斯描述這些共和派的人士「對任何反對選舉代表的人提出毀滅的威脅」。他寫道:

整座城市變成一個暴動、騷亂,和混亂的場景。軍隊被召集起來為叛亂服務,效忠派的人被威脅上斷頭台,皇家的財產被掃蕩,任何可以被找到的都會被奪走。

為了平息這些騷動,大陸會議通過了一個協約(Association)來結合革命的努力,然而對瓊斯而言,這只是為了鞏固革命派的結盟,革命派的人只想獲得更多權力來控制政府跟社會。

第二屆大陸會議簽署美國獨立宣言(Source: wikipedia)

作為一個效忠派的歷史學家,瓊斯記載了一些當時史家不會寫的事情。他記載了 1775 年 8 月,一群人在半夜出發要去抓庫柏博士(Rev. Dr. Cooper)。庫柏當時是紐約國王學院(現在的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一名學生聽到這些人的計畫而提前警告了庫柏,才讓庫柏及時逃離家,而倖免於難。

關於這位庫柏博士,「我對他知之甚詳,他是一個忠實公正有學問而自由的人,他明智、審慎、友善、愉快。他喜好友伴,他的友伴也喜歡他。…他愛神、榮耀國王,敬重他的朋友,痛恨叛亂。」瓊斯藉著描繪革命人士對庫柏不公平的待遇,革命人士在他的描繪中成了野蠻的惡棍。

時至今日,每當我們提起美國革命時,往往不能忽略潘恩的《常識》的影響力。但回到當時,效忠派其實已經寫出一個宣傳小冊子,內容完全完整駁斥了《常識》中的所有論點。然而,革命派的領袖卻不容許這個小冊子被出版。革命派召開了一個集會,集合了一群人,攻擊了印刷商的家,破門而入,將印刷商拖下床,強制奪取並銷毀了原稿和排好的版。這行動被革命派視為英雄式的愛國行動。瓊斯語帶諷刺地說:

這些就是那些說要爭取自由的人!

革命派一面出版任何他們想出版的東西,一面威脅要毀了所有回應他們言論的人。在這場襲擊行動的隔天,所有的印刷商都收到一封信,信中說:「先生,如果您印,或是容許您的印刷廠印,任何反對美洲的權利和自由,或是支持我們的敵人,包含英國國王、官員和國會的出版品,死亡和毀滅就是你的命運。」如果有任何印刷商試圖出版任何支持英國的作品,「他不僅是生命會有危險,他的財產也會被摧毀,他的家庭也會毀於一旦。」

瓊斯筆下的革命派暴徒不僅掠奪了印刷廠,也擄走了幾名效忠派人士,包含撰寫了幾篇效忠派宣傳小冊的希伯利(Samuel Seabury),囚禁他們幾個月餘才釋放。對瓊斯和他的效忠派同志而言,革命派對自由和權利的主張與他們採用的手段十分矛盾。

撰寫了幾篇效忠派宣傳小冊的希伯利(Samuel Seabury)

瓊斯書裡所記述的美國革命,與我們現在熟知的國族式美國革命非常不同,究竟何者才是那場革命真正的面貌呢?

不同的歷史記憶展現的是事件的不同面向。即使是經歷同一個歷史事件的人,也會因為所處的立場、環境,以及直接的經驗不同而留下不同的記憶,瓊斯版本的美國獨立革命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瓊斯眼裡,革命派對效忠派的強烈打壓,甚至是不公平待遇,都與革命派宣稱的自由、權利大相逕庭,但英軍對殖民地人民的蠻橫行為也讓瓊斯感到痛心。但無論如何,瓊斯並沒有贏得戰爭,他的聲音就此沉入茫茫史海,沒有成為今日的主流歷史。

這麼看來,瓊斯大概會很慶幸自己還留下了一本《紐約在革命戰爭時期的歷史》,否則我們大概無從得知瓊斯與效忠派人們的心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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