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日本,不如衝撞日本:三位臺灣人用書冊精神抗日的故事
作者:黃震南

數年前,臺北紀州庵辦了一場「古書鑑定團」活動,由藏書家傅月庵先生與舊香居舊書店主人吳卡密小姐主持,邀請民眾將家裡的舊書拿來「鑑定」。結果到場者分明都是藏書家,每個人都拿出珍本來「明知故問」一下,事實上就是愛書人的分享大會。

在那一場我帶了幾本《風俗畫報》過去,傅月庵先生見書大喜,因為遠流出版社曾經出版過一本《攻臺見聞:風俗畫報・臺灣征討圖繪》,便是這套畫報第九八、百一、百三、百五、百九號《風俗畫報・臺灣征討圖繪》五本的中譯本,而當時他正是遠流出版社的編輯,翻閱過從日本來的原書,今番又在紀州庵重見,讚不絕口,直說這一套比當年在遠流看到的品相更好。有傅月庵先生美言,會後眾人圍聚過來,爭相一睹此書風采。有人問我:「這真是你家裡傳下來的書嗎?」我聞之不禁失笑。

國立臺灣文學館曾舉辦一場「從甲午戰爭到乙未割臺文學特展」,其中,利用這套《風俗畫報》設計的「拉洋片」,無疑是最引人注目的展示區。然而,家父與我雖然提供了數十件割臺/抗日文獻展出,但是裡面我家祖傳的,倒是一件也沒有。我祖父生於 1906 年,生平唯一一件跟抗日牽得上關係的事,可能是年輕時騎著腳踏車到鄰庄聽蔡培火演講過。這些文獻,既然不是祖傳,自然毫無例外的──都是在舊書店入手。

這套《風俗畫報》是我在臺北百城堂舊書店購得。當時在老闆桌上看見這一疊舊書,包括《臺灣征討圖繪》五本、《臺灣土匪掃攘圖繪》兩本、《臺灣番俗圖繪》兩本。吾雖識淺,也知道碰上不得了的東西,心裡讚嘆這等只合放在博物館櫥窗的古物,竟然有朝一日得能親手翻閱。料想價值非凡,但多少知道行情以增見聞也好,便向主人詢價;價錢竟不如想像中高昂,欣喜如貧童得嘗八寶飯,當天遂將之帶回。

《風俗畫報》(東京東陽堂,1889年創刊,1916年終刊)(Source:前衛出版提供)

《風俗畫報》是日本東陽堂於明治 22 年(1889 年)2 月10 號發行,延續至大正 5 年(1916 年)終刊的畫報;而這份遠在日本東京神田區發行的畫報,竟成為最早記錄日軍來臺過程的史料,原因是這畫報每期有不同專題,其中有些專題是和臺灣相關的。

許多論者以為其中發行於明治 28 年(1895 年)8 月30 日的第九十八號,是最早繪有臺灣風土民情的畫報,然而嚴格來講並不是。最早的應該是同年 5 月25 日發行的第九十二號,該期是《征清圖繪》,但有部分內容紀錄了日軍攻打澎湖群島的經過,這本才是廣義而言最早繪有臺灣(臺澎地區)風土民情的畫報。這本第九十二號的《風俗畫報・征清圖繪》,後來也多虧百城堂主人林漢章先生替我覓得。

1895 年日軍來臺,記者及畫家也即時隨著軍隊南征北討,記錄在臺見聞。由於當時攝影技術未臻成熟,戰地記者無法在兩軍打得正慘烈時,叫大家定格擺個 pose 攝影;因此日軍攻臺第一手的戰場影像,就只好借助畫家的手眼來留真。畫報圖片皆以寫實性的寫生及版畫呈現。

《風俗畫報・臺灣征討圖繪》主要分幾個項目,封面翻開就看得到「口繪」,以現代雜誌的概念來說,也就是「隨書附贈開卷折頁全彩大海報」。再來是「論說」,由編輯人野口勝一等撰寫當前戰況或未來展望。接著「記事」的部分是主體,描述各地之戰爭狀況以及臺灣概況。最後的「雜錄」或「漫錄」則以文字和圖繪紀錄臺灣的風土民情。一方面以戰爭的描述讓日人得知最新戰況及戰功﹔另一方面則以臺灣的市街圖、民間習俗等讓讀者認識這塊新疆土。

《臺灣征討圖繪》內頁口繪 。(Source:前衛出版提供)

由於畫報中的報導是由隨軍記者寫的,因此保存了日治第一年親身經歷者的見聞。這種圖文並茂的畫報,比起一般只有文字說明的報導來得生動、有感染力,受到了大眾的歡迎,而且繪畫更能呈現相片無法表達的內心層面。除了記者親身的戰地見聞之外,畫報中也收錄了各種公私信函、公報、檄文以及臺灣民間的風情等,內容相當豐富,可補正史之不足。

當然,這系列畫報是以征服者的立場來書寫,內容不免或有渲染之處;然而作為日治初期的歷史、美術文獻,雖然畫報的敘述是主觀的,但重要性絲毫不減。

其實在日軍正式登臺之前,日本早已對臺灣展現高度的企圖心。在牡丹社事件時,日本突破了清廷對臺灣原住民疏於關注的漏洞,成功地佔領部分臺灣土地,甚至築起了房舍。這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第一次對外用兵,而且取得了大勝利;這等大事,自然值得大書特書,在 1875 年日本出版的山口謙《近世史略》與田代幹夫《臺灣軍記》皆有詳細的紀錄。不過《臺灣軍記》中附錄的臺灣地圖,橫看豎看都不太像今天的臺灣,並非這一百多年來臺灣島地形起了翻天覆地變化,而是當時對臺灣地形探勘不夠全面。就算是 1895 那一年的《國民新聞附錄二:臺灣地圖》,臺灣東部看起來還是有些變形的。

不過,從牡丹社事件結束後的 1875 年到乙未割臺的 1895 年,這二十載中日本人肯定持續隔海密切注意臺灣,期待哪天大清國一個手滑把臺灣給掉在路上了馬上撿回去養。尚未簽訂《馬關條約》時,日軍已經先行佔領澎湖,到 1895 年5 月,軍隊通譯官岩永六一便在澎湖將《臺灣地誌及言語集》完稿,雖然倉促之間,編輯未臻完美,但仍足見日本的企圖心,展現出速度的力量。

《臺灣軍紀》(田代幹夫,1874年,河內屋文助)(Source:前衛出版提供)

若說從《臺灣軍記》到《風俗畫報・臺灣征討圖繪》是以征服者之眼來看臺灣,那我們換個角度,看看臺灣人是怎麼看待 1895 年前後的臺灣。

鹿港文人洪棄生是抗日陣營中,極有代表性的人物。在乙未抗日失敗後,他閉門讀書,採取不合作態度,不講日語、不服日職、不穿日服,最有意思的是:不薙辮髮。1906 年日本總督下令強制「斷辮髮」,日本警察要洪棄生剪下「清國奴」的辮子,他硬是不從,整天與日警玩躲貓貓,閃躲「髮禁」;直到大約 1915 年,日警強將他辮子剪下才算了局(那時候清朝在中國也早完蛋了,在臺灣居然還有他這一號人物留辮子「遙懷」前朝),辮子被喀嚓倒有一個好處,就是他不必再與警察你追我跑了,他索性披頭散髮以「嬉皮士」造型過日,也不將頭髮理成符合「文明規範」的男子短髮。這樣性格的男人,其筆下之力道是可以想見的。

他寫下大量詩文,以詩文抗日,紀錄日軍侵臺暴行。他的詩集《寄鶴齋詩矕》我是在板橋的一家舊書店購得,價格極廉,就在書櫃上和一排 1980、1990 年的純文學書籍同列,然而其詩句的控訴之沉重,我懷疑舊書店的夾板書櫃是否能夠支撐。

他的《臺灣戰紀》寫成於 1906 年,由於無法在臺印行,直到 1922 年才在北京出版;由於是自身的直接經驗與事後追述的直接史料,一向被視為研究臺灣抗日史的重要文獻。我所收藏的《臺灣戰紀》有可能是中國「杭州古舊書店」於 1980 年印行的「複製本」,但與國家圖書館及臺師大國文系收藏的《臺灣戰紀》杭州古舊書店版相比,又有些微不同。有可能是杭州古舊書店不只印行一個版本,或者另有原因,我仍無法斷定自己收藏的《臺灣戰紀》究竟是何來歷。

《臺灣戰紀》(洪棄生,1922年,北京初版)(Source:前衛出版提供)

除了詩文之外,洪棄生在 1897 年完稿童蒙教材《時勢三字編》(後曾收錄於郭立誠編的《小兒語》中),以三字經的體裁教育學子認識中國史地,再擴及到世界地理,偏偏避談已經成為日本國土的臺灣,這算是他的「精神抗日」。

且看洪棄生畢生排斥日本教育、日本制度、日本引進之新器物,其氣節凜然,連日本人都要為他在大門告示曰「士人住宅,不得驚擾」(不過後來他還是被日本人抓去關,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然而從洪棄生最後仍和其子炎秋感情失和,從洪炎秋偷偷閱讀新學之書、偷學日語,還盜領洪棄生的存款逃到日本念書來看,介於新舊政權替換的關口,年輕文人與老文人的面對態度截然不同。

同一時代的新青年,他們有自己的抗日主張。這個新青年叫做王石鵬。王石鵬有一個夙願,就是整理爬梳明代至日治的臺灣相關典籍,整理出一本集大成的「臺灣學」,加上他相信地理知識能夠開化文明;於是就讀臺北師範學校,本著教育初衷的王石鵬終於在 1900 年將《臺灣三字經》完稿,是時他僅有二十四歲。王石鵬雖然歷經過亡國之痛,也曾萌生消極出世的心態,但他畢竟有年輕人積極務實的一面,立即投身教育之中,為這塊土地編寫教材,強調臺灣史地,《臺灣三字經》成為臺灣傳統童蒙教材中,第一本完全以臺灣為書寫對象的蒙書。

《臺灣三字經》(王石鵬,1900 年完稿)(Source:前衛出版提供)

耐人尋味的地方在於,王石鵬這個人,似乎集「抗日」與「親日」於一身。就這本《臺灣三字經》來說,民俗學者郭立誠認為創作動機是「告誡後人不要忘本,不要認賊作父,不要忘記割臺之痛」;且王石鵬生平也與幾位抗日意識強烈的文人王友竹等交好。然而《臺灣三字經》書前附錄臺灣總督府編修官文學士小川尚義題字「如此江山」,復請日本漢學家籾山衣洲校閱,請來官方、學界日人加持,還能說《臺灣三字經》是抗日作品嗎?仔細觀察《臺灣三字經》內文,遍尋不著任何有抗日情緒的詞彙,不過也沒鼓勵讀者親日;倒是在本書自序中,王石鵬用簡單幾句話交代從清朝過渡到日治,曰:「迨乙未之際,白馬盟成,又遭紅羊劫換。」些許透露出他的感觸。

「白馬盟成」引用漢高祖劉邦殺白馬定盟約的典故,比喻清朝與日本所訂立的《馬關條約》。然而接著的卻是「紅羊劫換」,「紅羊劫」是一種歷史讖緯之說,原指值逢丙午、丁未年,國家會遭遇巨大的動亂及災禍,後來泛指國難。日軍來臺,王氏以「紅羊劫換」喻之國難,此「國」自然是大清國或臺灣民主國。在日人無孔不入的言論監管下,王石鵬僅能以這句成語,暗示他的遺民身分。

另一個身兼「抗日」與「親日」爭議的人物是連雅堂。在早期的國小社會課本中,連雅堂是以抗日英雄的形象出現在課文中。他撰作《臺灣通史》,為的是要臺灣人勿忘自己的歷史,這個動機相信毋庸置疑。然而在 1920 年出版之時,《臺灣通史》找來了時任日本總督田健治郎題字「名山絕業」,再一翻還有前總督明石元二郎題的「溫故知新」;我們很難相信前後任總督會為「抗日意識」的《臺灣通史》背書,所以到了戰後出版的《臺灣通史》,這兩位總督的題字被撕了下來,換成徐炳昶教授的序,表彰連雅堂的民族氣節,讓這本書看起來更「抗日」。

《臺灣通史》(連橫,1920 年)(Source:前衛出版提供)

不談這麼悲壯嚴肅的話題了,來看小說吧。1897 年,一本奇書《說倭傳》(後改名《中東大戰演義》)在中國出版了,這是由晚清作家洪興全所撰,一本共 33 回的章回體演義小說,以甲午戰爭到乙未割臺為背景,創作出一幕又一幕臺民奮起抵抗的故事。

故事後半,由黑旗軍首領劉永福獨挑大樑,率領臺民英勇抗日,連他女兒劉大小姐也是巾幗英雄。黑旗軍神威到處,日軍無不喪膽,有詩為證:「黑旗兵士素威揚,殺敵堪誇膂力剛;笑煞倭人真膽怯,至今猶怕到臺疆。」雖然這段紀錄看起來像是發生在平行世界,不過,小說嘛,這樣寫才有人看。而這本《中東大戰演義》也成為除了「征服者」、「被殖民者」之外,從「第三者」筆下想像建構出來的「抗日史」。我奉勸臺灣的抗日先賢,不要感傷;隔著海峽,還有同志遙遙聲援著。

《中東大戰演義》(洪興全,1897年)(Source:前衛出版提供)

洪棄生、王石鵬、連雅堂,從 1895 年之後,不論願不願意,不折不扣都是「日本人」。他們的個性、學識、生長環境不盡相同,表現出來「抗日」的強度、方法,或許也無法歸納在同一個光譜上,有時候對於新學科、新文明、新建設,他們甚至還有些「親日」。

在臺灣人的精神而言,「擇日不如撞日」(選擇日本,不如衝撞日本);但葉榮鐘詩說得好:「無地可容人痛哭,有時須忍淚歡呼。」在日治時代的高壓統治下,有時還要適時用「親日」掩護「抗日」;必要「抗日」時,還得用迂迴婉轉晦澀象徵的方式,以免惹禍上身。反正自己的日本自己抗,態度要步步為營、且戰且走;同志們遍地開花,以筆為鋤,默默在書頁中,種下抗日的種子。

本文摘自前衛出版社《藏書之家:我與我爸,有時還有我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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