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筆記:走向民主的路上,信仰是一個迫切的社會需求

真正的問題其實從來都不是「為什麼要有信仰」,而是,我們選擇什麼樣的信仰?同等重要的是,那樣的信仰帶給我們什麼?

為什麼我們需要信仰?

尤其在今時今地。

在日常生活中對人坦白地說出,「我是基督徒」,或者,「我在妙禪座下修行」,是一件不合時宜的事。不僅會引起怪異的沈默,平時相談甚歡的朋友更會有點不知所措,好像是你突然變成了一個陌生人 。當你本於信仰行事,例如,小至飯前禱告、落髮,大至與同修們聚會數日數週,往往會引人側目。

我最近理解到,那樣的側目,是人們認為精神信仰牴觸了現代生活中一項根深蒂固的原則:人應該決定自己的行為,而不是讓看不見的力量主宰人的行為。

現代生活,尤其是在我們多數人經驗的台灣都會,可以是完全世俗的,一種有明確邏輯的物質生活——富裕與貧窮,危險或平安——我們感覺得到諸事諸物的運作有其軌道,也感覺得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這是一個去神秘化的年代。我們可以預測萬物諸事,人可以影響世界。精神信仰似乎是遠古的遺跡——當人類已經有能力平息瘟疫,照亮黑夜,駕馭海洋,衝破天空,提供食物給億萬人口,跨越時空傳遞訊息,為什麼還會有人相信神、鬼,或者靈魂?心靈跟物質世界有何關聯,心靈怎麼可能創造物質世界?

當人類已經有能力平息瘟疫,照亮黑夜,駕馭海洋,衝破天空,……為什麼還會有人相信神、鬼,或者靈魂?

但是,正是在此時此地,我們急切地渴望著信仰。人類雖然創造出了驚人的集體文明,但生而為人,我們還是在生活中面對許多微型懇切的奮鬥。生而為人,就必須面對許多過不去的坎,看似微小,但扎心非常:為什麼辦公室不斷遇到小人、怎麼女朋友不愛我了、什麼時候才能出運?

現代生活原來建立在空洞的靈性基礎上。都會生活中的許多日常對話,隱含著對於靈性引導極大的渴求:像是唐綺陽成了國師,水逆成了新的空襲警報;男女探問彼此星座如古時相親先合八字。無論去神秘化的程度再高,人對人自己的掌握也有其極限——今天握手言歡的,明日暗地中傷——政治局勢為何千變萬化?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或者一道寒流爆發,改變國家的命運。生活事與願違,人們急欲尋求一套架構來面對這些困厄。

信仰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的物質世界,只是以不同的樣貌出現。

過去祭天地鬼神,現在算塔羅牌與看人類圖。即使是最鐵齒的人,拒絕任何神秘力量,也依舊是一種信仰——將無法解釋的人事物交給純粹的機率,以科學之名,仍是一種先驗的立場選擇。當然,原子化的人際關係以及扁平化的權力結構讓人與心靈的關係產生變化,像是求神問卜不再是帝王的特權,也不再有哪個教會可以壟斷神的話語或恩典。妳可以下載手機 app 凡事向七王爺求籤,也可以追蹤各門派的靈性導師,搭配健保給付的身心科醫師與藥物,自行拼裝不同的信仰內涵與生活實踐。

所以,真正的問題其實從來都不是「為什麼要有信仰」,而是,我們選擇什麼樣的信仰?同等重要的是,那樣的信仰帶給我們什麼?

換言之,正是因為人應該決定自己的行為,所以當我們誠實地檢驗自己的生命經驗,會驚訝地發現,性格果真決定命運,人的行為往往重複某種劇本。無論有無意識,這種行為模式從何而來?而當面對不可知的未來時,我們是本於什麼樣的價值體系做出選擇?

所謂信仰:一種自給自足的心理需求

信仰確實是個人的需求——可以說是自利的需求,但這種需求也是自給自足的。

絕大多數人開始追求心靈成長的原因是遭遇極大的苦痛,少數人是因為有奇妙的機運或貴人。在多數的前者情況下,信仰提供一個重新理解負面經驗的角度,人因而可以賦予苦難意義,進而安放不幸的事件。一個有機、有效的信仰體系能夠為人所有的生命經驗賦予意義,不僅解釋過去的事件,也能夠提供穩定的認知基礎讓人接受未來的各種可能性。所謂「離苦得樂」,或者基督徒說:「得著新生命」,其實都是同一種認知能力。

換句話說,信仰不會(也不打算)直接改變客觀經驗,但透過改變主觀認知,發揮改變客觀經驗的作用:從此吃苦也不覺得苦。聖經詩篇二十三的著名經文:「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重點是因為相信神的同在而不害怕,外部因素無法引發內心的恐懼,因此感知不到痛苦。

進一步,信仰也會因為改變人的主觀認知,進而產生行動力,成就客觀事件。一方面,主觀認知會改變意圖,形塑作為或不作為。例如,自信與安全感,這些核心的心理素質改變人的生活甚鉅:本來自居為受害者,後來站起來創造新生活;本來總是挑釁鬧事,後來變得穩重沈靜。即使是同樣的行為,也可能因為信仰賦予不同的意義而帶來不同結果:一樣是教書,行禮如儀與百年樹人的意義完全不同,前者餵養一個公務員,後者長出桃李滿天下。

實際的是,信仰社群會聚集具有類似課題的人,彼此因為有共同的困境而能夠彼此接納,彼此培力。我們在家庭與工作上付出絕大的心力與時間,但家庭與工作也往往是主要的壓力來源。信仰團體提供一個中介點,讓人有空間、有機會面對自己的問題,也從同修的生命經驗獲得同理與力量。這在缺乏公民社會空間的現代台灣都會生活中尤其重要。許多年輕上班族直接從校園進入職場,除了勞動與婚姻之外,幾無其他社會網絡支持。這是一個巨大的靈魂市場,渴望被療癒、餵養,一旦被突破,動員力量驚人,妙禪的快速崛起正是如此。

這是一個巨大的靈魂市場,渴望被療癒、餵養。(Source : Thorsten Hartmann)

信仰如同減肥,紀律會帶來更寬廣的自由

信仰的自給自足特性則可以回應另一個關於信仰的誤解:信仰會限制人的自由。許多人認為,信仰內含的紀律與規範——吃素,禁妄言,守貞,行公義——給定了行爲的界線,給定了行為的評價,因而造成壓力,限制人的自由。

誠然,自由可以被定義成一種是抗拒權威的能力,人人都應該相信自己的意志與判準,而不是被迫服從、被給定界線。但此處正是信仰與現代性接合之處:紀律也可以來自於個人的選擇與承諾。事實上,個人選擇的紀律與規範反而幫助人更加自由。一個淺顯易懂的例子是減肥。減肥當然是諸多限制的,忌口、運動,喝很多水,早睡早起,最令人苦惱的是長期抗戰。但是減肥成功的人也都知道,這些紀律反而讓人充滿活力——隨著生活型態改變,紀律愈加內化,減脂增肌的身體愈來愈強壯,有能力體驗更多本來肥胖虛弱時做不到的事。換句話說,紀律反倒幫助人超脫原本的限制,更加自由,而且在紀律中活得愈久,生命愈有可能性、愈自由。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自由的積極意義是個人能夠自主選擇生活方式。「方式」雖是中性的詞彙,但任何生活方式皆隱含某種規範,就算是最基本的一日三餐、七時睡眠,也是一種規範;我們仍然必須面對選擇:一日是否三餐?睡眠時間長短何時?是故,自由不是無邊無際的。自由是在順暢的軌道上運行,但是因為已建置的軌道才能體驗到暢行無阻的自由。

從生活的經驗推演到信仰的操練,正如提姆・凱勒(Timothy Keller)[1]所說:

自由不是除去限制,而是去找到對的限制,那些能解放的限制;那些將我們本性與世界調和的必要限制,會對我們的能力與更深的喜樂加以滿足,產生更大的力量與影響。如果我們唯有在審慎的限制下,才能在智識、職業與體能上成長,何獨在屬靈與道德的成長上不是如此?與其堅持保有自我創造屬靈現實的自由,為什麼我們不去探索真正的信仰,然後自我要求去遵照它而生活?

信仰因而是一種自給自足的實踐。自己給定紀律,在那樣的紀律當中獲得能量。真正的信仰使人自由,活得愈加寬廣。

從威權世代的單一恐懼,走向多元的民主共同體之路

自利與自給自足還不足以解釋為何——在此時此地——我們需要信仰。仔細觀察我們的處境,信仰是一個看似私人卻至關緊要的集體需求,尤其在今時今地的台灣。

台灣是一個公共價值混亂的地方,也是一個充滿私人傷痛的地方;事實上,公共價值混亂正來自於輕忽私人傷痛。價值雖然是理性層次可以辯論的主題,但個人價值選擇卻是來自於深刻的生命經驗,源於感受,不是理性思辨可以說服,甚至矯正的模式。

台灣是一個公共價值混亂的地方,公共價值混亂正來自於輕忽私人傷痛。(Source:Bryan)

例如,許多關心政治的青年在面對自己的父母常無話可說,或者,「再說下去理智線就要斷裂」。正因為迥異的政治立場並不源於理性,而源於情緒。我感覺,許多四五年級長輩的保守與守成,歸根究底,來自於恐懼以及習得的無助——對於動亂有著根深蒂固的負面認知,面對中國,也有根深蒂固的弱者心態。當人自認無能、缺乏信心時,再怎麼論理分析都是枉然。因為人只會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像是某些女孩永遠覺得自己胖一樣。

認知模式可能來自於共同的生命經驗。台灣是一個正常的已開發國家,卻有許多人還活在開發中國家的邏輯裡:仰賴大規模投資,追求低成本的競爭模式,快速的經濟成長率。在威權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中獲益的世代,對於固有體制的信賴感是可以理解的;當固有體制被挑戰時,其不安也是可以理解的。這種挑戰並不僅僅是客觀的調整(比方說,原來國家殺人為惡,而掩蓋真相許久),而是主觀價值觀的崩解——國家如果不可信任,那什麼是可以信任的?

主觀價值的挑戰是發生在人心裡的戰爭,引發困惑、憤怒、愧疚、不安,諸多令人想逃避的負面情緒。

而負面情緒具有強大的力量,不僅容易主導理性決策,也容易有長期影響力。這是演化結果的心理機制;畢竟,在原始生態中,能夠保障生存的恐懼與憤怒,當然應該佔據注意力的中心。但是,當恐懼與不安全感成為政治共同體的決策基礎,而且是主要的決策基礎,這就值得深思了。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凍結了憲法人民基本權利保障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因為國家戰亂,所以要給予政府更大的權力掌握秩序。雖是臨時,卻施行了四十三年之久。人們對於動亂的恐懼成為黨政擴權的基礎,而威權黨政的結構,又進一步鞏固人們對於「變化」的恐懼。

威權黨政最強大的話術就是將「變化」標籤為「不安」,人們在恐懼之下,半推半就地接受國家的敘事觀:那是一個單一、強大、有方向的敘事觀。即使實際的生活經驗並不見得是如此,但在強而有力的國家觀點中,人們可以安心地遺忘與逃避。

只是,如果情緒是真實的,人不可能逃避一輩子,政治共同體也無法永久掩蓋多元的聲音。共同體終究是異質的,國家不可能永遠強迫受難者沈默,也不可能永遠防堵追求夢想的挑戰者。台灣的民主之路至今,已經證實了沒有任何一種聲音可以勝過另一種聲音,因為所有次群體的經驗與感受都是真實的,真實的聲音必然有其正當性,有說服力,可以在公共思辨的場域中獲得支持。

於此時,於此地,我們需要信仰

我們有很多聲音,卻還沒有一個故事。台灣缺乏公共思辨的深層原因是我們已經拒絕了一統的敘事觀,卻沒有辦法接納多元的聲音。不同的社群齊聲開口,曾經被壓抑的想要壓過他人,習慣掌控的因為失去控制而極度不安。在彼此的恐懼與不安當中,誰都聽不見誰。

我想,在這諸多情緒能被同理之前——在不同的公共社群於同一個架構下獲得安全感,知道自己被重視、不會被滅絕之前——理性的分析恐怕很難真正發生。罔論政治共識。因為再怎麼言之鑿鑿的政策辯論,也無法穿越內建的認知系統。

信仰,因此,是一個迫切的需求。

信仰無法改變我們所面對的物質世界,但會改變我們的主觀認知。有信心的人,面對苦厄也仍然看見希望;有信仰的社群,面對強敵環伺也仍然堅持奮鬥。

個人意志的轉化可以累積為集體意識的提升。個人心內的鬼怪只有自己才能超度, 面對小歷史的創傷,每個人也都只能自己走過重建之路,選擇、建立自己的價值體系, 找到自己的聲音,釋放自己的過去。也才能憑著自己的一路走來,同理他人的生命經驗。

從集體的角度看來,台灣的社會分裂、政治上敵我不分;但從個人的角度來看,意識分裂與內部衝突都是常見的問題。集體的困境或許正是因為,本質上,這是一個唯心的問題,無法透過外部集體行動改變。 聖經羅馬書十二章說:「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世界的意義因著心意的變化而流轉。信仰雖是個人的選擇,卻能夠成為社群的價值基礎;起碼,它成為社群對話的基礎。

此時此地,做一個台灣人,信仰的必要性逐漸水落石出。我們經驗了革命、建立了制度,也禁受了一波又一波的挑戰。我們逐漸認識到:真正的敵人,從來都不在外面,而在裡面。舉步維艱的原因不是因為任何人困住了我們,而是我們自己困住了自己。此時此地,向內覺察才是真正帶來突破的契機——信仰的個人意義與社群意義相接,成為我們建構未來的基礎。

此時此地,信仰的個人意義與社群意義相接,成為我們建構未來的基礎。(Source: by frank mckenna ,via Unsplash

[1]編註:暱稱「提姆」的提摩太凱勒,曼哈頓天主教牧師,推動「城市植堂運動」,在世界各地開拓建立許多所教會。他以嚴謹而深入淺出的思辨,回應全球年輕世代懷疑論者及知識分子的疑惑,為現代基督信仰雄辯。著有《文化講道學:向懷疑世代傳講基督》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