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本質而言,警察就是武裝的行政人員、配槍的官僚成員」──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的社運觀察

在任何街頭運動中,總有一方已經擺出準備作戰的姿態:他們不僅配戴武器,還有特種部隊、直升機、裝甲車在後頭撐腰;打從一開始,他們的態度就很明確,那就是隨時準備動用武力來完成政治目的。

走上街頭的社會運動,經常都會遭遇路線和戰術的問題。在一個中產階級居多的社會中,多數人喜歡採取所謂的「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

可「和理非非」久了,若一直得不到正面回應、問題始終沒辦法解決,不免就有激進派想要升高抗議手段,吸引更多注意。

街頭運動常見的另一個問題,是應該如何與警方交涉。不少人對於經常要在烈日下長時間執勤、隨時緊繃待命的第一線人員抱有同情,往往希望抗議群眾與執勤警員能夠化對立為和諧。

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曾經親身參與過許多街頭運動,包括著名的「佔領華爾街」,自稱是個溫和的無政府主義者。

大衛.格雷伯(左方持麥克風者)By Guido van Nispen from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 L1002830, CC BY 2.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60143007

他後來將對於這些運動的觀察和思考,寫成了《為什麼上街頭?》一書,其中特別討論了社運團體與警察的關係。他寫道:

「『警察』並不是一個根據個人的情感、判斷或道德標準而匯聚的個體的集合。他們是政府職能的一部分,而因為他們受雇於政府,他們同意將個人的意見與情感置於一旁(至少是在當他們收到直接命令時),並執行上層交代的任務。」

「他們是由上到下的命令體系的行政官僚的一部分,就連擁有最多裁量權的高層警官,也不過是在執行政治權威所下達的命令,而且他們必須遵守這樣的指令。在這樣的情形下,他們的個人情感完全無關緊要。」

「我曾經訪談多位參與西雅圖反世貿組織抗議的人士,他們都目睹鎮暴警察在盾牌後面流淚,因為他們很傷心,為什麼自己得要執行命令,必須去攻擊這些顯然完全無害的年輕祥和示威者。不過,他們還是下手了,儘管很不情願,但他們依舊得遵循命令。」

「事實上,警察所受的訓練,就是他們能在這樣的局面發揮作用,而且整個既存的政經體制所仰賴的,就是警察能在這種局面聽命行事。讀者可以想想我在上一章提及的無政府組織形式:不管是怎樣的無政府組織形式,在面臨挑戰時,它們都不會訴諸武裝人士,說道:『閉嘴,我們說什麼就算。』然而,警方就是這樣一群武裝的人士。就其本質而言,他們就是武裝的行政人員、配槍的官僚成員。」

「終極而言,他們的角色,乃是既存體制安排的支持者,特別是財產安排的支持者,還有作為某人所給予的無可挑戰的命令的執行者,他們其實並不關心公共秩序,甚至是公共安全。或許乍看之下,他們的角色並非如此,但當體制秩序直接受到威脅時,這就變得很明顯了。」

「只要體制面臨政治挑戰,或是出現大規模抗議或公民不服從時,我們就會看到日益極端的高壓行為,像是派出臥底,鼓動抗議者攻擊警察,以便加以逮捕,或甚至是慫恿抗議者取得炸藥並炸毀橋樑。」

「基本上,警方行動的目的就是要造成恐慌與混亂,他們會對群眾發動大型且猛烈的攻擊,只因為當中一兩個人做了違法的事情,而這些違法事例其實無足輕重,就像是違反停車法規一樣;而就其定義而言,大規模的掃蕩行動,意味著就連無辜的路人也會被逮捕,以及在公共場所使用催淚瓦斯或其他化學武器。」

「所有這些行動都表示,當抗議真的有所成就時,警方勢必得成為一股政治力,而其目的就是鎮壓反對的政治勢力,不惜危害、傷害或創傷公眾。」

「因此,儘管個別的警察屬於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們,但警方作為一種體制結構,他們為整個體制權威的結構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持,使得那百分之一擁有財富與權力的人們得以遂行己意。」

「在應對警察時,以友善並尊敬的方式,將他們當成有血有肉的個體,並沒有任何錯誤可言;事實上,這是完全正確的做法,不只是因為我們本來就應該友善並尊敬每個人,就算是從戰略的角度來看,我們都該這麼做:當政權真正垮台而革命者贏得勝利時,永遠是因為派去鎮壓革命者的軍人或警察拒絕服從命令。不過,我們得要記得,這是『終局』才會發生的事。」

「在此同時,我們需要記得,如果我們與體制結構內的警方交涉,並因此使得自己與其所代表的整體權力結構有所牽扯的話,那麼,我們永遠到不了所謂的『終局』。」

「事實上,在思考所有的占領與街頭行動時,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們當成作戰。我知道這聽來很極端,但數年來的反思與經驗讓我覺得,沒有什麼詞語能比『作戰』更能恰當地形容我們與當局之間的關係。不過,我必須強調,『作戰』並不是訴諸暴力。如果可以的話,不去傷害任何人永遠是最佳的選擇,而且在當代的美國,我們很少會面臨暴力是唯一選項的情形。」

「不管怎樣,在發生衝突時,總是會有對立的雙方,而在任何街頭運動中,總有一方已經擺出準備作戰的姿態:他們不僅配戴武器,還有特種部隊、直升機、裝甲車在後頭撐腰;打從一開始,他們的態度就很明確,那就是隨時準備動用武力來完成政治目的。一般而言,未被當局核可的遊行的指揮者,並無法判斷當局是否會真的動用武力。」

「當然,若示威者開始砸車或縱火,那麼警方一定會把他們逼到牆角並加以逮捕。不過,就算示威者沒有這麼做,警方多半還是會一樣逮捕他們。事實上,如果警方認為示威者很有可能採取暴力的行動,就算他們還沒真的這麼做,警方反倒會比較收斂;但如果警方認為示威者不太可能會有任何抵抗的動作,他們卻會採取積極的逮捕行動。」

「該採取怎樣的做法,完全有賴於一套縝密的計算,要看示威者、社群、媒體與重要體制會做出怎樣的反應。占領者與警方之間的交鋒規則,是不斷在協商與再協商的。」

*大衛.格雷伯,湯淑君、李尚遠、陳雅馨譯,《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商周出版 ,2014。 ▎博客來☞ http://bit.ly/2F75d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