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神諭奮鬥的「吉哈德」,並非暴力的聖戰──《伊斯蘭帝國的吉哈德》
小杉泰著,薛芸如譯,《伊斯蘭帝國的吉哈德》,臺北:八旗文化,2019。
作者:林長寬(國立成功大學多元文化研究中心召集人)

一般人常常將「伊斯蘭」與「伊斯蘭教」混為一談。「伊斯蘭」一詞的界定不應被侷限在「宗教」層面,而是文明與文化的體制。

事實上,伊斯蘭文化或文明是奠基於伊斯蘭教義,因此學術界所謂的伊斯蘭史通常指的是伊斯蘭文化史或文明史,如已逝美國伊斯蘭研究大師 Marshall G. S. Hodgson(1922-1968)其經典作 The Venture of Islam [1] 即是一部伊斯蘭文明史;而日本學者小杉泰的這本《伊斯蘭帝國的吉哈德》也是一部伊斯蘭文明簡史,敘述由宗教、社會改革運動形成的 Ummah(社群)如何發展成世界性帝國(Dawlah),從顛峰至衰微,甚至崩潰。

何謂「伊斯蘭史」,其內涵又為何呢?西方,甚至現代的日本學界早已有相當多的研究成果,含括不同學門領域之理論與途徑的探討。基本上,伊斯蘭哲學與神學思想,律法與經濟、政治、社會體制皆隨著伊斯蘭帝國的建立發展推動之,這證明了在伊斯蘭帝國發展歷史過程,信仰與政治是密切結合的。這種政教合一體制直到現代歐洲帝國主義的殖民勢力進入伊斯蘭世界後,才被解構。

伊斯蘭歷史通常會從獨一神信仰提倡者的阿拉伯先知穆罕默德之宣教談起。若就宗教史而言,阿拉伯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可考資料實在不多,而他的思想則主要是從《古蘭經》及聖訓(Hadith)內涵整理出來的。

古蘭經文是安拉的話語(Kalam al-Allah),穆罕默德是祂的使者,因此神的意志、前定(Qadar)透過穆罕默德的行誼(Sunnah)呈現出來,因此《古蘭經》的經文毫無疑問地是穆罕默德思想的依據。至於聖訓,由於成冊時間相當晚(先知過世後兩個世紀),因而有不少內容被認為是偽造的,但是經過嚴謹的考證所確立的先知言行錄當然也是穆罕默德思想的呈現。

從《古蘭經》與聖訓內涵觀之,伊斯蘭教義必然於穆斯林建構的社會生活各個層面實踐之。因此伊斯蘭之道(Din al-Islam)落實,政治實扮演相當重的角色,這也是「伊斯蘭國家」(Islamic State)必然是採政教合一的體制。

小杉泰在《伊斯蘭帝國的吉哈德》一書主張,整個伊斯蘭史不啻一部吉哈德的歷史,將伊斯蘭政治史視為信仰的吉哈德史未嘗不可,這較屬於穆斯林宗教學者的觀念。

「吉哈德」一般的中文著作常常直接譯為「聖戰」,如彭書穎的著作《超越聖戰:探索伊斯蘭的吉哈德》。就伊斯蘭神學與哲學而言,吉哈德有相當廣而深的論述,甚至在伊斯蘭法,各法學派也有深入的立論[2]。就穆斯林個人而言,吉哈德基本上是信仰理念落實的奮鬥(Struggle);而若就伊斯蘭 Ummah(社群)而言,吉哈德的執行是為了國家與信仰者生命存續的奮鬥,若需要用到武力或暴力,則是防衛性而非侵略性的行為。

在古蘭經文中,神常鼓勵信仰者(Mu’min)力行「Jihad fi Sabil Allah」(在真主阿拉的道上奮鬪)之精神,即為了落實神諭而奮戰。穆斯林的一生皆處於這種奮鬪狀況,先知傳教時是如此,其繼承者的正統哈里發亦然。但是之後所建立的兩個伊斯蘭朝代:伍麥亞朝(661-750)與阿巴斯朝(750-1517)是否也正面地落實吉哈德教義呢?

《古蘭經》明文規定的五功:唸、禮、齋、課、朝(Shahadah, Salat, Siyam, Zakat),後來宗教學者(Ulama’)將吉哈德列入為第六功。事實上,古蘭經文所強調的吉哈德實乃落實五功的基本精神與責任。中世紀宗教學者的列入有其時代背景因素,基本的考量即在維持 Ummah 的完整性,而不被外力介入分裂之,特別是受到蒙古人西征與十字軍東進的影響。今日激進穆斯林社群視吉哈德為每一個虔誠穆斯林要基本要職。

西方學者往往視伍麥亞朝哈里發以吉哈德為名,用武力對外擴張帝國疆域。阿巴斯朝時期基本上伊斯蘭帝國疆域已底定,鮮少對外擴張。這兩朝代期間除了對外的征戰,內部亦有不大不小的衝突與戰爭。

就中世紀宗教學者的界定,穆斯林社群的內戰是否可以吉哈德視之呢?歷史學家有不同的評斷,端視主戰者或戰爭性質;然而,史實指出,基本上內戰皆是政治利益衝突之戰,而且什葉與順尼穆斯林社群之間的武力衝突,其出發點更是在捍衛各自在伊斯蘭的正統性與法統。古蘭經文的鼓勵吉哈德,作用是為了對抗偽信者(Kafir)或異教徒的壓迫,因此什葉與順尼正統性之爭不應解釋為吉哈德;而這種信仰者相互殘殺乃背離神的正道,應受到譴責的。

吉哈德(Jihad)若要依西方的翻譯 Holy War 轉成中文「聖戰」,則必須視情境。歐洲十字軍東征伊斯蘭世界即打著「聖戰」的口號。面對歐洲基督宗教徒暴力的入侵,穆斯林也相應以吉哈德為號召,廣招大軍對抗之;然而伊斯蘭世界與基督宗教世界的軍事衝突,不全然可以聖戰看待,例如在伍麥亞朝與阿巴斯朝對拜占庭的開戰則不是吉哈德,因為那是基於經濟與政治利益的武力活動,即使穆斯林歷史家宣稱是為了推動伊斯蘭的吉哈德。

阿巴斯朝在 1258 年被蒙古人西征滅掉後,其後代逃到開羅,成為馬木路克(Mamluk)蘇丹的魁儡,延續到 1517 年才正式被歐斯曼蘇丹所取代。阿巴斯朝之後,伊斯蘭世界的政治舞台為傭兵軍事政權所掌控,各軍閥政權之間征戰不止,這些戰爭並不能稱之為「聖戰」或吉哈德,那是版圖擴張之戰,而非為信仰理念捍衛的戰爭。

伊斯蘭世界特別是所謂的「中土伊斯蘭地區」(central lands of Islam)在近代整合出三大「火藥帝國」(Gunpowder Empires),即歐斯曼、薩法維、蒙兀兒帝國。就史料觀之,帝國對外征戰時比較常打著吉哈德口號的應是歐斯曼帝國,原因是作戰的對象是歐洲基督宗教世界,這可謂十字軍東征的延續。十字軍曾被穆斯林軍隊打回去,特別耶路撒冷聖城的收復。為解決國際衝突,伊斯蘭吉哈德的理論由中世紀的宗教學者深化成伊斯蘭律法的專門領域,專門指涉國際之間的對抗與戰爭。

而歐斯曼帝國攻陷君士坦丁堡,滅掉拜占廷帝國,部分穆斯林史家亦稱之為吉哈德,是延續先知穆罕默德未完成的志業。這應是歐斯曼史家本位主義的詮釋,須知先知生平並未以武力入侵拜占庭領域,而是以和平方式與之溝通,宣揚伊斯蘭教義。同樣地,蒙兀兒帝國統治者對印度教徒所發動的征戰亦不能視為吉哈德,因為戰爭通常是蒙兀兒蘇丹主動開啟,為擴張其政治勢力而為。

隨著伊斯蘭帝國的衰微,特別是歐斯曼帝國的不振,進入現代後,吉哈德理論詮釋也隨著改變。之前,古典、中世紀宗教學者的理論為因應時代環境的變化而有所修正,從中世紀伊斯蘭帝國主導性的應用吉哈德教義,轉變成被動式地因應歐洲帝國殖民勢力入侵的困境。

傳統宗教學者將 Jihad 詮釋成 Fighting,也在伊斯蘭法的規範中立下定律。事實上,至今仍有不少傳統穆斯林抱守中世紀的吉哈德觀而強調其戰爭、武力性質。現代宗教學者則視之為過於狹隘的心態,必須重新解讀古蘭經文與聖訓,這也是現代伊斯蘭復興改革的重要內涵──Ijtihad 原則的啟動。在諸多現代穆斯林宗教學者中,Mahmud Shaltut(1893-1963)承繼了Muhammad Abduh(1849-1905)的改革理論,對吉哈德提出了新解釋與應用原則。[3]

Shaltut 對於古蘭經文的吉哈德界定分成兩類,即對內維護社群的和諧,對外捍衛整個社群的存續。對內的吉哈德主要是對抗少數偏離神的正道,迫害信仰大眾者,而這只能應用在單一國家的內部問題,不得以武力介入其他穆斯林國家的內部衝突,因此穆斯林不同國家內部的衝突,應由內部成員解決,外人即使是穆斯林打著為神而戰的口號,亦不得以吉哈德之名行之,達成入侵之實。

同一社群內部的衝突兩造,必須以和談方式解決問題而非訴之武力。這涉及施行暴政者與受害民眾之間的關係處理。嚴格而言,統治者若非以神諭治國,那麼受害者得以發動吉哈德對抗之。

綜觀今日諸多穆斯林國家,其政府不是獨裁者,就是極端世俗化者;換言之,非伊斯蘭的世俗化政權是否得以暴力對抗之呢?這是目前穆斯林國家內部衝突的原因之一。西方民主制度的價值是否與傳統伊斯蘭法為基礎的制度價值有違背呢!這也是現代吉哈德理論的應用上必須思考的問題。總而言之,依據 Shaltut 對古蘭經文的整理,從事吉哈德有三個理由:對抗壓迫、保護伊斯蘭信仰的宣揚,以及捍衛宗教自由。

小杉泰對現代伊斯蘭中吉哈德的討論,主要是以巴勒斯坦問題為核心。然而現代伊斯蘭的吉哈德理論與應用,必須回溯到十八世紀的伊斯蘭改革運動,即阿拉伯半島的瓦哈比運動(Wahhabiyyah)。此運動的主要目的在於改革蘇非道團(Sufi Tariqah)中的異端儀式,如「聖人崇拜」、「聖墳朝聖」,後來這個運動與政治結合,建立了今日沙烏地阿拉伯之前身。

瓦哈比主義的改革理念隨世界各地穆斯林到麥加朝聖後,帶回國宣揚,重新檢視其國家伊斯蘭的純正性。二十世紀時,歐洲殖民勢力入侵伊斯蘭世界後,將西方世俗化理念、體制帶入穆斯林社會,西方的價值觀被強加於穆斯林社群上。在內外的衝擊下,伊斯蘭世界的穆斯林知識份子大約有三種反應:世俗化走向、現代主義走向、伊斯蘭主義走向。

傾向世俗化的群體,其成員大多是殖民政府所培養出來的技術官僚,即所謂的新中產階級,他們主張西方科技文明遠遠超越伊斯蘭世界,為提昇穆斯林的生活水準,唯有仿效西方的世俗化體制,全面西化;伊斯蘭應置於私人領域,是個人的信仰。他們也認為傳統伊斯蘭體制是腐敗的,不應再使它控制穆斯林社會的發展。這種主張深得殖民政府支持,主張者亦受到扶持,掌控政權。今日穆斯林國家幾乎都採世俗化政權體制,這顯示西方對伊斯蘭的殖民控制仍存在。

穆斯林現代主義者主張中間路線(Wasatiyyah)[4],標榜「伊斯蘭為體,西方科技為用」的理念。這些人通常對伊斯蘭詮釋採理性態度,他們可謂中世紀 Mu‘tazilah 理性主義學派的代言人。他們善於應用 Ijtihad 原則詮釋伊斯蘭教義,因應社會變遷以作適當的調整。這群人深深理解到,西方科技文明並不能忽略,它事實上與伊斯蘭教義並未處處衝突。

持這種理念者通常接受了傳統伊斯蘭與西方的教育,如埃及的 Muhammad Abduh 與印度的 Sayyid Ahmad Khan(1817-1898)。他們致力於伊斯蘭傳統教育體制的改革,體認唯有具備與西方對等的科技文明方能保障伊斯蘭的存續。他們亦強調伊斯蘭法的重要性,伊斯蘭體制運作是否得宜,端視伊斯蘭法是否健全,因此他們也改革伊斯蘭法,使之適用於新的時代社會。例如巴基斯坦建國後,試圖以伊斯蘭法制為主體,不若其他的國家以西方世俗法與部分伊斯蘭法並用,或以世俗法取代伊斯蘭法。

至於伊斯蘭主義者,其理念則標榜回歸早期的伊斯蘭體制,亦即所謂先知穆罕默德及前四位哈里發時期的體制。就《古蘭經》而言,神並無特別規定人類要以特定的體制來運作其「溫瑪」(社群)。因此何謂「伊斯蘭政體」仍有所爭議。基本上,所謂「政教合一」的制度在於強調伊斯蘭法(Shari‘ah)的重要性,因為伊斯蘭法乃神賦與人類以落實其旨意之「正道」(Silat al-Mustaqim)。現代伊斯蘭運動幾乎遍佈全伊斯蘭世界,它有教義的再詮釋、政治體制的重建,更有社會改造及蘇非道團儀式的改革。

十九世紀的伊斯蘭改革運動,就內部而言,以蘇非道團的自我改革為出發點,例如:在西非有 Tijaniyyah,北非有 Sanusiyyah,中非有 Samaniyyah、Qadiriyyah,阿拉伯半島內有 Idrisiyyah、Salihiyyah;而東伊斯蘭世界有 Naqshbandiyyah 道團為主的運動。

Naqshbandiyyah 的運動傳播相當廣,包括阿拉伯半島、中亞、印度北部、中國西北地區、東南亞的蘇門答臘。Naqshbandiyyah 的特殊性在於主張用強烈的政治力(即 Jihad 途徑)推動宗教改革。這些蘇非內部改革的訴求是回歸伊斯蘭根源,去除「非伊斯蘭」的傳統。在經過一段長時期的與其他宗教文化傳統融合之後,那些原教旨主義者(Salafist)提出反融合的改革運動。

「反融合」並非盲目地去除「非伊斯蘭」要素,而是以理性態度將外來的文化傳統伊斯蘭化。伊斯蘭從阿拉伯世界往外傳播發展,即不斷將其他地區的文化傳統伊斯蘭化;而隨著穆斯林「溫瑪」逐漸擴大,古典伊斯蘭教義的詮釋不再合時宜,因此有必要作彈性調整詮釋,以因應新環境的需求。然而並非所有的改革者皆具備理性的態度,因此也造成極端保守的結果。

伊斯蘭改革者,通常本土意識比較強。當外來殖民勢力入侵伊斯蘭世界,對穆斯林社會造成衝擊時,宗教改革者的目標遂指向那些殖民政權。因此殖民政權所培植出來的世俗化穆斯林政治菁英,正是宗教改革的對象。原來是對內的改革運動,遂演變成對抗殖民勢力的戰爭,例如在 1825-1830 年間發生在爪哇島的 Padri 戰爭即是相當明顯的例子。它本來是內部反對印度文化傳統的改革運動,因殖民政府的介入而演變成為仇外的抗爭。

這個運動的指標是等待「Raja Adil」(Just Ruler)的到來,以求救贖。現代研究指出,此乃響應了伊斯坦堡宗教學者的「泛伊斯蘭主義」號召,而 1873-1910 年間在亞齊地區的戰爭更是標榜團結伊斯蘭世界對抗西方的殖民勢力,重建伊斯蘭「溫瑪」的精神。

同樣地,在阿拉伯國家,伊斯蘭主義者的改革不只是針對內部的世俗化政權,更是對抗西方間接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殖民,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運動。在現代伊斯蘭改革運動中,對內外幾乎都會打著吉哈德口號。穆斯林法學家認為吉哈德有四個層面:「心」、「口」、「手」、「劍」。個人為了救贖所作的內心掙扎乃內在的吉哈德。外在的吉哈德則是用口說理、用手書寫以宣揚伊斯蘭理念。至於用武力,則是面臨信仰或生命存亡危機時之手段。

九一一事件突顯了伊斯蘭吉哈德戰鬥教義的價值觀。美國被某些穆斯林視為先前歐洲殖民勢力的承繼者。美國亦常常將其所認知的資本主義、基督宗教的價值觀加諸於其他國家人民身上,打著自由、民主的精神實行另類的殖民。在激進的穆斯林眼中,他們是不折不扣的 Munafiq。嚴格而言,九一一事件並非基督宗教徒與穆斯林的直接衝突,而是國際政治、經濟、文化不公的一種對抗。根據伊斯蘭教義,神創造人一律平等,「有經書的子民」(指一神教徒)更應互相尊重。

九一一爆炸案發生後,伊斯蘭世界的反應呈現二極化。世俗化政權者支持美國打擊穆斯林激進份子,以鞏固其政權。而非穆斯林國家政權如中國亦聲援美國的行動,其目的在警告東突厥斯坦(新彊)地區的維吾爾穆斯林獨立主義份子。[5]何以穆斯林國家政權如此害怕伊斯蘭改革主義?其原因不外是其以私自的政治、經濟利益作考量。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成功後,重新找回伊斯蘭價值觀,並也已積極開放政經改革。

伊斯蘭世界不少人,之所以支持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及賓拉登或是 ISISL(伊斯蘭國),並非如一般媒體所談的,認為那些人是無知地被煽動。事實上伊斯蘭講求和平,而大多數的穆斯林是溫和的,他們的起身以武力作戰乃屬被迫。賓拉登之所以長期對抗西方列強,尤其是美國,無非是希望在基督宗教與伊斯蘭兩個世界找個平衡點。這也是穆斯林改革主義者所標榜的「去殖民化」運動。

整體而言,小杉泰的《伊斯蘭帝國的吉哈德》提出了一個較平衡的觀點,他整合了穆斯林與西方學者的研究途徑與理論來解析論述伊斯蘭史。全書以「吉哈德觀」詮釋伊斯蘭帝國的發展史,此觀點與途徑未必能得到所有人的認同;然而他表達了「同理心」的態度去理解伊斯蘭歷史,這是正確的,因為 Insider 與 Outsider 的觀點缺一不可,特別是在宗教文化的探討上,這也是日本學者研究的特色。雖然臺灣出版社近幾年來翻譯出版了一些西方學者的伊斯蘭歷史著作,但是水準參差不齊,小杉泰的書雖然是「簡史」,但不失為入門佳作,值得推薦。

繼續閱讀:伊斯蘭的未來何去何從?──《伊斯蘭新史》

[1]中文譯本見:馬歇爾.哈濟生著,張人弘、邱太乙、馬慧妍、羅心彤、高慧玲、陳立樵等譯,《伊斯蘭文明》(The Venture of Islam),三卷六冊,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2015-2016。

[2]可參閱這方面的經典作品:Majid Khadduri, War and Peace in the Law of Islam,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5. Ibn Rushd (Averroes, 1126-1198), Bidayat al-Mudjahid wa-Nihayat al-Muqtasid, Damascus & Beirut: Resalah Publishing, 2015.

[3]參閱:Mahmud Shaltut, al-Da‘wah al-Muhammadiyyah wa al-Qital fi al-Islam, Cairo: al-Matba‘ah al-Salafiyyah, 1352 AH / 1933; idem., Al-Qur’an wa al-Qital, Cairo: Matba‘at al-Nasr and Matba‘at Ittihad al-Sharq, 1948.

[4]埃及知名「新原教旨主義」(Neo-Salafism)宗教學者 Yusuf al-Qaradawi 最早提出了 Wasatiyyah 理論,旨在平衡極左與極右穆斯林思想家的觀點,以消彌穆斯林國家中的種種衝突。Wasatiyyah 之道在古蘭經中也有提及(Q 2: 123; 68: 28),強調社群的和諧。今日穆斯林國內外的衝突唯有落實Wasatiyyah理論方能解決,透過對話,創造和諧的社會。相關理論參閱:Mohammad Hashim Kamali, The Middle Path of Moderation in Islam: The Qurʼānic Principle of Wasaṭiyya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5]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維吾爾人所施行的「集中營改造」,美其名是消除「恐怖活動」,但適得其反,維吾爾人的宗教文化意識將不會因此而被消除,而會更加滋長,畢竟維吾爾穆斯林的虔誠性當會喚起 Jihad 精神,團結奮起對抗之。這可從伊斯蘭歷史見證之。

本文原標題為〈吉哈德並非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