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二月的某一天，一對兄弟在沙漠戰場上相遇。
哥哥是我，出第二十次戰地任務的攝影記者；小弟麥可則在這遙遠的非洲國家與馬背部族、駱駝騎士交戰。如今擔任法國外籍兵團副官的他，當時還是個下士。我設法在那不毛之地降落，短短一個鐘頭的相會只落得針鋒相對。
兩人在分離的多年間，對戰爭都各有太過貼身的認識，互持己見。戰地攝影師和外籍兵團一樣，都得走上前線。
拜現代通訊設備所賜，在烽火連天的國度裡，外國記者被困在飯店酒吧時，談論的戰場見聞之多，史上無人能出其右。現役戰士（英國特種部隊和傭兵除外）通常只投身自己國家的衝突，戰地記者則是無役不與。
攝影記者和躲在前線後方就能獲取更多消息的文字記者不同，往往都置身槍林彈雨中。長期獻身這份工作的人，如偉大的羅伯．卡帕與賴瑞．布羅斯，通常都為工作丟了命。我守著這工作二十年了，或許是奇蹟吧，竟還活著。
我在查德與弟弟相聚前，已到過塞浦勒斯、剛果、耶路撒冷、比夫拉等前線，也赴越南出過多次任務，而接下來，我還要去第四次以阿戰爭，去柬埔寨、約旦、黎巴嫩、伊朗、阿富汗，甚至薩爾瓦多的戰場，見證戰爭的毀滅性。那些戰場奪走我許多好友的命。
或許是我經歷過太多戰爭，使得我和麥可漸行漸遠。我們都是為了追求冒險而走上戰場，但戰爭對於我倆卻有了不同的意義。對麥可而言，戰爭是一種遊戲，一種激情。雖然戰爭於我仍很刺激，但多數時候我只想到戰爭的恐怖。
麥可的態度比較好理解，更像軍人，我的心態就沒那麼直接。畢竟我不必服從軍令，而是自願參與。如果我覺得戰爭變得可憎，為何不遠離戰場？有人告訴我，我一定是存著某種求死的願望。
的確，我一生中一直有某種東西逼著我走出去記錄死亡與苦難，但我絕不會因此而渴望自己或任何人死去。
如今我已不再踏入戰場，卻仍得苦苦對抗那些戰地經驗背後的意義。每場戰爭都駭人地與眾不同，但也有可怕的雷同之處。你與死者共枕、撫慰死者，和即將死去的人一同生活。望著、注視著別人不忍目擊的事物，我幹攝影記者時，生活無非就是這些。
但有人批評我硬是把這種恐懼帶到安樂的人面前。關於我所拍的戰爭與饑荒照片，有人說：「現在我們知道了，但我們知道了也無濟於事。」然而我相信，認為這一切具有深遠的影響，並不天真。
了解戰爭當然很重要，而我對戰爭的體悟，也絕不僅止於近年來喚起大眾良知的照片。我的攝影主題太過嚴肅，稱不上藝術──我厭憎這種想法，也講過不只一次。對傳播真相進行新聞審查，我也非常懷疑其意圖。
即便我有多年觀察經驗，卻還是做不到無動於衷，也不覺得自己可以冷漠以對。面對戰爭的慘狀，很少有人能不動搖。這些景象就是應該，也的確能激起痛苦、羞愧與罪惡感。有些景象更是不忍卒睹。
有一回我和美軍海軍陸戰隊一同困在越南某個前線據點，黑暗中，一輛補給車載著彈藥衝過我們的據點，駕駛是你會在海水浴場看到的那種蠢蛋。車子停住，越共狙擊手幹掉那個駕駛兵，他癱在方向盤上，引擎還繼續發出可怕的嗡嗡響。
那一整晚，其他戰線的照明彈不斷照出他的屍體輪廓，刺眼的黃、橘、綠，神秘而令人毛骨悚然。砲火不斷，我們無法接近他，只能目不轉睛地看著這一切直到天亮，驚駭莫名。此時戰火也已逐漸平息，那個蠢蛋的卡車引擎終於耗盡汽油，懶洋洋地熄了火。
在戰火中，你常會以為明天就輪到你，你將會成為躺在地上仰望群星的那個人。一個人以一個姿勢固定躺著不動，瞪著星星，卻沒在看，確實很詭異。
記得有一回我走在巡邏隊裡，槍聲忽然大作，射死我前方的兩個人。我趴下找掩護，嘴巴埋進土裡，照相機沾滿泥沙。我在那裡躺了二十分鐘，動也不動，生命中的一切在腦中飛過。在這種時刻，當你面前和身後的人都死了，你會有一種強大到無法抵擋的感覺：他們都是代你而死。
有人說我的照片洗得太暗。這種經驗怎麼能用明亮的感覺傳達？然而我自問，我所有的觀看與探究，能為這些人（或是任何人）做些什麼？當槍聲接近我的時候，我有多少次想到，就是這一次嗎？就是今天嗎？我這一生，是怎麼過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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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我這個世代的所有倫敦人，我是希特勒的產物。
我在三○年代出生，四○年代遇上轟炸，然後好萊塢電影進口了，我開始見識到暴力電影。我記得，很小的時候曾在無意中聽到父親跟母親說，他防空局的同事在轟炸後發現一顆頭顱，還裝在盒子裡四處拿給人看。在二戰期間和戰爭剛結束時，這類駭人聽聞的事是倫敦人的家常便飯，而且也烙印在兒童身上。
轟炸地點成了我們的遊樂場。我們出門蒐羅炸彈碎片和德軍丟下來反射雷達波的鋁箔。我們活在夜間空襲的恐懼中。防空洞，就像我們家後院的那一座，成了第二個家。這些避難場所有種刺鼻的味道：悶在水泥洞穴內的溼氣味。那氣味長伴我左右，我至今仍能記得，如同別人深情地回憶夏天，或冬天火爐的氣味。
兒童玩戰爭遊戲，因為生活裡只有戰爭。我記得我和弟弟麥可玩娃娃兵，我們在院子裡把娃娃兵排成戰鬥隊形，朝娃娃兵丟土塊，把頭打下來。我日後想起這場戰役，覺得就跟真的戰爭一樣恐怖。
我的第一個家離托騰漢花園路不遠，我父親有時在那裡賣魚。說「有時」，是因為父親有病在身。家裡大多數事情都由母親決定。
妹妹瑪莉出生後，家中人口增加，我們搬到國王十字車站那一帶，住進人行道鐵柵欄下方的兩個房間。但才待了幾個月，便又搬到芬士貝里公園區的廉價租屋。
在當時，那是倫敦北邊最糟糕的一區。這回又是兩間潮溼的地下室，瑪莉和我一間，父母睡另一間。此外還有個洗碗槽，及一間小小的廁所，一半在室內，一半在室外。這絕對不適合慢性氣喘病人或兒童，但好歹是個家。
我對戰爭最痛苦的記憶，都源於大人要我遠離戰爭的舉動。
我五歲時，瑪莉和我被迫疏散避難，幾年後才出生的麥可逃過一劫。我記得有好幾輛巴士開到保羅公園小學，載我們到帕丁頓車站。許多人淚流滿面，媽媽們揮手告別，再三叮嚀孩子。我們都掛著識別名牌，拿著裝有防毒面具的牛皮紙盒。大人告訴我們，把我們送到鄉下住是為了遠離轟炸，好保護我們。
我們抵達山默塞的諾頓聖菲利普村後，瑪莉和我就分開了。我媽媽得到的承諾是我們不會被拆散，但我們卻分住兩地。妹妹被送到村中最富裕的人家，那家人經營工程公司，在戰時大發利市。我則被送到公共住宅。
我和妹妹待在同一座村子，但從那時起，生活卻有天壤之別。妹妹寄住的房子有名穿著黑白制服的女僕侍候她茶水，我會走到那兒，從窗戶偷偷看她。雖然我是她哥哥，卻被當成國宅的窮小子，不准進他們家。回想起來，你從我照片裡瞧見的某些東西，或許就是從那時開始的：在不被人注意到的情況下，設法盡量靠近我的主題。
你很快就會察覺到你在社會裡的地位，並認命接受。我住在國宅，這件事或多或少就意味著我被套上了階級枷鎖。我妹妹在那房子享受特權，因而離開了我們。
之後，我母親做了驚人的決定，讓妹妹在戰後繼續留在那戶有錢人家，永遠受他們收養。他們把她送到濱海韋斯頓的女子寄宿學校，她就這麼進了私立學校。你可以這麼說（就像芬士貝里的鄰居所說的）：「希特勒拉了她一把。」
我覺得被遺棄，沒人要，彷彿我是品種不對的狗。我記得有一次父親來探望我，他出門返家時，我追了出去，求他把我帶走。我在諾頓聖菲利普村住不到一年就又遭到疏散。我總是被疏散。我對希特勒的轟炸計畫毫無所知，我以為母親心裡想著：讓他再次上路吧，讓我喘口氣吧。
第三次疏散讓我的處境跌到谷底。我被送到英格蘭北部，離蘭開夏郡波爾頓不遠的農村。那戶人家是雞農，我每個星期天都拿到一顆雞蛋。他們把我送去早上和下午的主日禮拜，然後還試著要我參加晚上的禮拜，想盡辦法要我走出他們的房子。週一到週五，喝過下午茶後，他們就把我趕到戶外，直到深夜十點，天氣再糟都一樣。
我睡在地板上。我的房間沒鋪油布毯，也沒家具，只堆了老舊的孵蛋器。那個房間從來沒人住過，他們只因為有多出來的房間，就被迫收容疏散的兒童。和我同住的還有一個男童，他父親在坎登鎮開酒館。他常因尿床而遭毒打。
我們被丟到一群古板的人身邊，儘管他們滿口基督教誨，卻非常無情。他們覺得我們言行怪異，我們對他們也有相同觀感。他們的馬鈴薯是帶皮煮的，我厭惡這種古怪的煮法，不肯吃，又挨了他們一頓揍。
那次疏散的挨揍經驗令我永誌難忘。我被學校的老師揍，被運動場的小孩揍，回到家又要挨揍。我蓋起了一間小鋪子，裡頭裝滿憎恨與不信任。
有一天，我逞強想做某項特技，結果從穀倉摔下來，撞破了臉。我那斷裂的鼻梁就是這樣得來的。我爬過一段田野，昏了過去，醒來後看到兩個女人低頭望著我。她們把我送回家，我看到那雞農一副我闖了禍忍不住想揍扁我另一邊臉的模樣。他堅持要我隔天就上學。我的臉腫得像豬頭，嘴裡又冒出常被嘲笑的倫敦腔，就成了更大的笑柄。
終於我寫信給母親，告訴她，我沒有受到好的對待。她把火車票錢寄給我，我能回家了。返家前夕，那雞農把垃圾桶裡的雞飼料倒出來，裝滿熱水。我洗了十七個星期以來的第一頓澡。
那些經驗有種奇怪的後遺症︰只要我弄到自己的地方，有棟農舍，就總想養些雞。我覺得雞很能為房子生色，不幸的是，當地的狐狸也有同感。說正經的，疏散經驗使我終生喜歡親近遭迫害的人。我知道被烙上野蠻、骯髒、危害社會的標記是什麼滋味。只是，我是被自己國人遺棄與惡待，而非外國人。
簡單說來，疏散的後果很能鍛鍊人。孤獨感，以及長期離開母親，其效果就如同私立學校對中產階級孩童的管教，把我變成強悍的傢伙，能夠獨立自主。但也讓我變得焦躁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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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認為當今在世最偉大的戰地記者，
作品影響深遠，
備受藝評家討論。
他拍攝的是戰爭，
披頭四和畫家法蘭西斯•培根在拍攝肖像時，
卻堅持由他掌鏡。
他的影像連英國政府也畏懼，
他的經歷令間諜小說作家勒卡雷大為折服。
他的一生跌宕起伏，
比大多數小說、電影都精彩，
卻又很少有男主角能如他一般
誠實剖析自己的黑暗與卑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