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胡耀邦因心臟病發作而逝世。北京各高校學生發起悼念活動，從校園到天安門廣場，很快轉化為一場反官倒、反腐敗、要求政治體制改革的學生運動。
由於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並由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於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發表了題為「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數百名北京各高校的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短短一、兩天時間之內，絕食請願學生的人數劇增到數千人，持續不斷地有學生送醫急救，引發北京各界逾百萬人士上街遊行聲援，聲援活動又迅速擴展到全國各地，引起中共當局恐慌，決定調動大批解放軍部隊進京，對北京市部分地區（這個北京市區）實施戒嚴。
名義上，調兵進京、實施戒嚴的決定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所做出，然後交由中國國務院出面頒佈戒嚴令，並由中央軍委具體部署實施。實際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純屬木偶，被幾個躲在幕後的中共元老所操縱，拍板定局者是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從以下幾次相關的中共高層會議和中共元老的密會，可見其端倪。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晚上，也就是北京各高校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的第3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緊急會議，與會者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五名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以及有權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中共元老楊尚昆（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薄一波（時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
這次緊急會議做出了兩項決定：
第一、鑒於目前局勢非常緊急，於五月十七日向小平同志進行全面的情況彙報，聽取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的意見；第二、同意由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絕食請願的學生發表書面講話，書面發言稿會後馬上播發。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5名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齊聚鄧小平家中，名義上是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實際上是向當代的慈禧太后—鄧小平彙報請示，聽候鄧小平的指令。在場的還有中共元老楊尚昆和薄一波。
會議一開始，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首先簡單介紹了學生運動的情況。但鄧小平很快就給會議定了調子：「今天只談論究竟應該（對學生運動）退讓不退讓？」薄一波迫不及待地發言說：「現在，後退是沒有出路的，我們已經到了無路可退的地步。」楊尚昆隨即也明確表態：「這是水壩最後的一個大堤，不能退，一退就垮了。」
鄧小平等人如此一定調，趙紫陽即使有不同看法，也不便或不敢表達了。就連反對調兵戒嚴、最終被撤銷職務的胡啟立，當時也不得不違心地表示「退是不能再退了」。
.jpg)
緊接著，鄧小平就提出了調動軍隊進京，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的意見，他說：「考慮來考慮去，要請解放軍出來，要在北京戒嚴，具體一點就是在北京市區實施戒嚴。戒嚴的目的就是為了堅決制止動亂，迅速恢復秩序，這是黨和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我今天鄭重地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來，希望你們考慮。」
鄧小平說是提出個人意見，希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予以考慮，但他作為中共的「慈禧太后」，具有絕對的權威性，他的意見誰也不敢也無法反對。於是，會議隨即作出四項決定：
第一、當天晚上繼續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具體部署如何在北京市區實施戒嚴；第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於五月十八日早晨去醫院看望住院治療的絕食請願學生；第三、李鵬於五月十八日與學生代表進行對話，要求絕食請願的學生全部從天安門廣場撤出來；第四、五月十八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鄧小平等中共元老報告部署北京市區戒嚴的情況。
會議結束後，鄧小平親自打電話給中共元老陳雲、李先念、彭真，並指示秘書打電話給中共元老鄧穎超、王震和中央軍委的三名委員洪學智（時任中央軍委委員、中央軍委副秘書長）、劉華清（時任中央軍委委員、中央軍委副秘書長）、秦基偉（時任中央軍委委員、國防部部長），通知他們於第二天上午開會，通報實際上由鄧小平拍板決定，而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義所做出的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的部署情況。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繼續開會，與會者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和中共元老楊尚昆、薄一波。五名常委對戒嚴問題意見分歧，無法達成一致的意見，薄一波提議進行正式表決。
表決的結果是：李鵬、姚依林支持戒嚴；趙紫陽、胡啟立反對戒嚴；喬石棄權。表決一結束，趙紫陽立即提出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的請求，理由是個人對北京戒嚴持有不同看法，無法繼續履行總書記的職責。楊尚昆覺得趙紫陽在此時辭職對局勢震動太大，極力勸說趙紫陽不要、也不能辭職。趙紫陽最終收回辭職的請求，改為請病假三天。
這次會議做出兩項決定：
第一、五月十八日清晨五點鐘，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五名常委分頭去協和醫院、同仁醫院看望住院治療的絕食請願學生。第二、北京戒嚴的部署因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嚴重分歧而陷於僵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常委於第二天（五月十八日）上午再去鄧小平家，將問題上交給鄧小平，由鄧小平與中共元老、中央軍委有關負責人一起部署，並由中共元老們最後拍板決定。
此後，第13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作用基本上消失了，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再也沒有參與任何決策過程。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上午，中共元老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楊尚昆、薄一波、王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中央軍委委員洪學智、劉華清、秦基偉等人聚集在鄧小平家中開會，決定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
這次會議做出了五項決定：
第一、於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零點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第二、於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晚上召開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
第三、由楊尚昆負責，立即部署軍隊在北京市區實施戒嚴的行動計畫，成立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第四、向徐向前、聶榮臻兩位解放軍老元帥通報北京當前的形勢，並通報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即將在北京市區實施戒嚴的決定。
第五、鑒於目前北京乃至全國的緊張局勢，立即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發出通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黨委常委會要在中央召開黨政軍幹部大會後對戒嚴決定明確表態。
上述幾次會議表明，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是由中共元老們拍板決定的，起決策作用的是鄧小平，具體執行者是楊尚昆。鄧小平和楊尚昆無疑是六四屠殺事件的主要責任者。
楊尚昆與鄧小平的關係非同尋常，不僅是四川同鄉，而且早在一九三○年代中共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央蘇維埃政權時期就關係非常密切。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楊尚昆長期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在一九五六年召開的中共第八屆代表大會上，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楊尚昆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兩人的關係越加密切。
一九七八年，「四人幫」（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垮臺後二年，鄧小平復出政壇重掌大權。離開中國政治舞臺達十二年之久的楊尚昆也復出，並得到鄧小平的充分信任，先於一九八○年九月從中共廣東省委書記任上調入北京，補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
一九八一年七月出任中央軍委常委兼秘書長，一九八二年九月升任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協助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在一九八二年召開的中共第十二屆代表大會和一九八七年召開的中共第十三屆代表大會上，楊尚昆連續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繼任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
在一九八八年四月召開的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由於鄧小平的提議和竭力堅持，八十高齡的楊尚昆取代李先念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可以說，鄧小平與楊尚昆的關係屬於密友，而與同輩人陳雲、李先念、彭真等人的關係則是同志。
王震雖然死心塌地地追隨鄧小平，但他與鄧小平的關係，也遠遠不如楊尚昆。至於胡耀邦、趙紫陽、萬里，雖然在一九八○年代作為鄧小平的三大愛將，但他們與鄧小平的關係，更像徒弟與師傅的關係，難以達到鄧小平與楊尚昆那種親密無間的程度。
正因為是密友，楊尚昆可以隨意出入鄧家，在鄧小平名義上退出中共權力核心圈後，更成為在鄧小平與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間傳遞資訊、溝通意見的信使，每當中共中央政治局有重大事情需要向鄧小平請教，都是通過楊尚昆傳達的。
楊尚昆與趙紫陽私人關係也相當不錯，在當時五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最親近的就是趙紫陽。這不僅因為他倆都曾擔任過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更因為在一些問題的看法上相同，思想觀點比較接近的緣故。
所以，在如何處理一九八九年學生運動這一敏感問題上，楊尚昆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雖然他在內心深處可能贊同趙紫陽處理學生運動的主張，即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但是，鄧小平一旦做了武力鎮壓的決定，他就轉而全力予以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