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吧 EP5】 一張小小剪報，與二二八事件中的兩個生命

一張小小的剪報，連貫起了兩個人的生命。不過，他們並不知情。

1947 年 3 月 24 日，《臺灣新生報》的一隅，登載了一則消息。任何一個拿到當日《臺灣新生報》的人，如果眼光有落在這一則報導上，都能看到白紙黑字的、由九個漢字所構成斗大的標題︰暴徒林界等就地槍決。

在斗大的標題左側，是一排排的黑色小字。報導前半段這樣寫著︰「暴徒首犯林界（高雄市人，現年 38 歲），於本市動亂期間糾集流氓，組織非法保安隊，焚殺搶劫，擾亂地方治安，並提出不法條件，脅迫軍隊繳械。」報導的後半段則寫著：「叛徒陳顯光（彰化人，現年 32 歲），煽惑學生參加暴動，率眾圍攻火車站……」

林界是誰？林界是當時高雄市苓雅區的區長。此外，他也曾經服務於刊載這則消息的《臺灣新生報》。

苓雅區長「糾集流氓」、「焚殺搶劫」了嗎？如果是「保安隊」，為何會「焚殺搶劫」？如果他真的這麼做了，是為了什麼？如果他沒有這麼做，那麼報紙上的說法又從何而來、所為何來？而「非法」、「不法」具體指的又是什麼？

1910 年出生的林界，公學校畢業後，未再升學，而是持續自修；他的漢文根基很不錯，平時喜作漢詩，與友人相唱和。年輕時，他和他的大哥、弟弟一起在高雄新和鐵工廠當技師；1939 年，他應聘至臺東一所糖廠，擔任工務主任；兩年後，返回故鄉高雄，與兄弟合夥開設黑板組鐵工廠，承包公共工程。

1944 年初，林界和兄弟合營的工廠因美國連連轟炸臺灣而停工；其後兄弟拆夥，分頭經營事業。1946 年 8 月 6 日，林界擔任新生印刷廠暨新生報社印報廠廠長，同年 11 月起，接下苓雅區長一職。

這時的林界以及他的家人、朋友，怎會想到，就在幾個月後，他曾經負責過的印報廠，將輸出一張又一張印有「暴徒首犯林界」的報紙？

時間回到 1947 年 2 月 24 日，高雄市參議員在參議會提出糧食、物價、教育等諸多問題質詢，但官員的答覆並未令人滿意，民眾的失望與憤怒持續累積； 2 月 28 日，得知臺北二二八事件發生的高雄要塞司令部司令彭孟緝，令各部隊停止差假，並調整軍力佈署。同時，高雄市區內的衝突層出，情勢日趨緊張。

1947 年 3 月 3 日，苓雅區公所（後來的苓雅五分局）前的馬路上發生嚴重的軍民衝突，造成人員傷亡；當時的高雄市長黃仲圖召集市府幹部、市參議員及各區區長、代表等開會，計畫在 3 月 5 日下午前往位於壽山的要塞司令部與彭孟緝談判，但彭孟緝拒絕，雙方約定隔日再談；當天晚上，市民群聚於壽山山下，彭孟緝以日語喊話，要群眾放下武器，否則砲轟市區。

就在彭孟緝派兵封鎖山下町（今鼓山路一帶）的這一夜，林界和家人進行了一番談話。面對因為感到局勢很危險而極力勸阻他上山的家人，林界說：「就是因為危險，所以我們才要去。外面這麼亂，身為公職，不能任由人民在外面隨時有生命的危險。」

3 月 6 日早上，林界按照計畫，與市長黃仲圖、議長彭清靠、臺灣電力公司高雄辦事處主任李佛續、前高雄日產清查室主任涂光明、陸軍上校曾豐明及牙醫范滄榕等人一同上山，預備與彭孟緝談判。結果，只有黃仲圖、李佛續、彭清靠三人下山，其他人先後殞命。彭孟緝並且隨即出兵，對市區展開血腥鎮壓。

當時的林界，和當時許多臺灣人一樣，懷抱著守護家園的願望。而且，他不只將願望放在心底。

他將願望化作行動。然而，挺身而出的結果，是被迫永遠離開這個世界。

多年後，林界的女兒林黎彩在多方訪查之下，得知戶政事務所記載林界於「民國卅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死亡」；高雄市文獻委員會所載死亡日期相同，另有「民前二年三月十四日出生，死因槍殺」，死亡地點是高雄要塞司令部。

林黎彩也曾聽母親胡錦華說過︰當年家人聽說要塞前的瓦礫堆中埋了很多人，於是上山尋找，家族中幾位女性首先挖到大拇指，把背部覆蓋的土撥除後，看出面朝地下，手腳反綁，整個身體被五花大綁，槍從背後開。當他們把屍首翻過來，看清楚是林界沒錯，頓時哭成一團。屍首都腐臭了。

對於林界的死亡，彭孟緝自有一套說法。1993 年，他在位於臺北市金華街的家中接受訪問；他告訴來訪者︰「林界被槍斃，我根本不知道。」

然而，檔案顯示，彭孟緝在 1947 年 3 月 24 日透過電報告訴陳儀︰林界已執行槍決。

林界這樣的一位人物，在遭到槍決以後，成為報紙上「本報訊」所稱的「暴徒」與「暴徒首犯」；那麼，死訊與林界死訊被寫在同一則報導裡、被冠上「叛徒」之名的彰化人士陳顯光，又是什麼樣的人呢？

根據目前可見的材料，陳顯光的身分是高雄工業職業學校的教師；一份回憶指出，當時正值盛年的他生得高強魁梧；除此之外，查找高雄要塞司令部的檔案，我們可以看到，在行政長官陳儀與高雄要塞令部司令彭孟緝往來的電報中，陳顯光被稱為「共產暴徒」。

除此之外，留下的資訊並不多。

檔案中被稱為「共產暴徒」者，可能確實與共產黨有所關聯，也很可能並沒有；回到當時的歷史情境，我們可以想見，對握有生殺大權的當政者而言，將一個人定位為「共產暴徒」而後抹除，是相當迅速而有效的做法。

究竟，是什麼樣的形勢，使得就任不久的苓雅區長，再也回不了家？

究竟，是什麼樣的緣故，讓 32 歲的雄工老師走出校園，和他的學生一起，成為當政者的眼中釘？

要了解這樣的過去，除了用眼睛尋找可信的材料，往往還需要傾聽。很多時候，面對歷史的我們，必須仰賴當事者或者他們的後人，傾聽他們的聲音。當然，任何人都有自己的觀點與侷限，但比起毫不相關的人士，當事者永遠是最有條件講述經歷的人。

只是，林界、陳顯光，還有太多太多的死難者，早已在在槍聲響起之後，再也不能說話；他們的生命，就這樣被定格在日漸泛黃的一塊報紙上，定格在 38 歲、 32 歲，以及數不清的其他年歲。而活下來的人所面對的，是恐懼、是孤寂、是噤聲，是痛楚與禁忌的漫長歲月。

而今，我們只能從一張小小的剪報中，試圖去捕捉、去想像，那些已經消逝的，無聲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