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臺北：八旗文化，2018。
對我來說，可能翻譯比著述還令人頭疼。但會選擇這本書，從頭到尾把它譯出來，實有其因緣。2016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震驚世界。八旗文化的編輯王先生（也是我 20 年前教過的學生）正好告訴我這本書，我們兩人都同意，若有人想將這本書介紹給中文讀者，此其時矣！這本書不但內容深深吸引我，也解答了我在美國生活時心中所累積的若干疑問，真的有恍然大悟的感覺。因此當下就決定暫時擱下一些事把這本書翻譯出來，與大家分享我對美國文化的這種「重新認識」。
美國的歷史實在太獨特，她是一個移民國家與墾拓社會，當初五月花號的清教徒來此是因為逃避宗教迫害，而後來的移民則多係憧憬追尋經濟機會，更後面又有不少戰爭與政治難民湧入。每個人來到此地的時間先後與理由動機不同，但是最後都會在所謂「美國文化」的籠罩下生活。相對於歐洲與亞洲的古老國家，「美國文化」很新，很年輕，大家也會對它的特色作不同的形容，但是用「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貫穿其中，這倒是聞所未聞。
然而作者並非市面上一般語不驚人則不休的商業性寫作者。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美國史講座教授，著作等身，獲獎無數；會用此主題來「思考」美國文化──對外人算是「介紹」，對自己人應是「反省」──動機必然是很嚴肅的一件事情，更是發人深思。
他在半世紀前出版此書，並獲得普立茲獎（The Pulitzer Prize），可惜當時的歷史氛圍下（二戰後美國黃金歲月時期）社會對此主題不會有太多的重視，大概只有專業歷史研究者與書中的主角，也就是知識份子，對他的「美國史新詮」，會有興趣。但是今天可不同了，美國國內外情勢在這數十年間逐漸地變化，以至於產生了現在這麼一位「特別」的第 45 任總統，那麼如果要問何以如此？本書就是最重要的解答泉源之一。
川普就任掌權以來，至今風波不斷。他從開始競選後的諸多言論到就任後的政策皆引發廣泛爭議，例如反移民、反社會福利、反重稅、反伊斯蘭、反環境保護與反對介入太多國際事務等，但其實在這些問題上都有一條隱性的軸線牽連著，或是由微妙複雜的因果關係來引導著，那就是──他的主張都是針對某一個特定群體的喜好與利益而發出。
因而這個群體形成支持他的最大一股民粹洪流，他當初應也是在體會到這股力量後才決定參選總統與定調競選策略的。顯然地大家都知道，川普的這些言行都與種族主義與白人優越主義心態有關，也就是歐洲許多國家「極右政黨」理念的「美國版本」。
但我們試看，其實反移民與反重稅、反環境保護等本是兩種本質不同的問題，分屬兩個戰線。一個是排外、種族主義的問題，另一個則是典型的布爾喬亞資本主義心態。
很多中下階層的美國白人受經濟不佳影響而失業，或是必須屈居忍受低收入、高所得差距，因而開始仇視外國（尤其是亞洲經濟體，1980 年代底特律的華裔陳果仁命案即是一例）與移民。但殊不知這些（引進廉價移工或是看上國外廉價勞力因而企業大量外移進行海外投資）都是資本主義政黨與政策的結果，這種政策大大嘉惠跨國企業與大資本家，以及持有這些企業股票的中上階級，最後的高失業率與社會所得差距惡化概由小老百姓與藍領階級承受其痛苦。
而到最後情況很嚴重時，種族主義者登高一呼，所有受害者反而聚攏來支持當初造成他們困境的右派資本主義政黨。這無疑是因果不分，認識不清，人類最原始的「非我族類」情懷被挑起後的直覺與感性式的反應。這就是民粹政治。
但美國不是第一次有民粹政治。半世紀多前的一九五〇年代，翻攪社會的麥卡錫事件（McCarthyism）也是血淋淋的例子。這些「民粹」式感情背後都有某些共同的成分：視野狹隘、對現狀認識不清、任由某種情結與情懷無限發酵，以及對於智識、發展與進步的害怕、複雜情緒。
本書作者的最原創性與最大貢獻，就是把這些不同的因素溯源或是歸結於一種特殊的心態，他稱之為「反智」。這成為了本書的主題，他也企圖在美國歷史的各個面向中追溯這種心態的成因。但這無疑是個龐大的工程，因為這要涉及對於這個有兩百多年歷史的社會，幾近於全面地檢視其演變過程。
霍夫士達特真不愧是一位榮獲普立茲獎的傑出歷史學家，他所擬出的解釋架構讓我們知道，這個研究將不會是一個小品或是小題大作式只求言之成理的專題報告，而是必須有極大勇氣面對堆積如山史料的嘔心瀝血嘗試。他準備從美國這兩百年來宗教、政治、社會與教育四大面向，來檢討這個民族歷史上「反智」心態形成的原因。
我們可以先來看看下面這一段對於美國「反智」傳統形成的最精簡扼要敘述：
如果福音派與原始主義開啟了美國人的「反智」意識，則後來的商業社會確保了「反智」是美式思維的特色。從托克維爾（Tocqueville）開始，研究美國的人大都認為在這個國家中，實際的商業主義壓過了思考與玄想。民主政治與商業至上的美式生活，培養出一種心態與習慣，就是凡事需要迅速作決定、快速反應以抓住機會。因此深入、細膩與精確的思考並不是美式生活所鼓勵的。平民大眾從日常生活中累積出的經驗與直覺才是最可貴的人生指引，也是支持美式民主背後的共同價值觀，而過於深奧的美學、哲學或宗教理論其實不但不實際，還會讓世界更混亂。
大家都知道美國的歷史主要是由清教徒移民新英格蘭開始的，也就是說，這塊土地與宗教間的關連要早於與其它任何因素──例如經濟──的關連。但是來到這裡的人要生存、要墾荒、要建立新家園、新天地，於是稍後「經濟」、「政治」因素便出現了。「經濟」與「政治」的發展變化，隨後又回過頭影響了宗教，使得美國的十八、十九世紀的宗教景況大大不同於十七世紀的清教徒時期。
十八、十九世紀美國宗教最重要的現象就是福音主義（evangelicalism）與振奮派（revivals）的出現，這些都強調信仰的感性面向，也就是作者所稱的 religion of the heart。這樣的信仰方式很適合於在艱苦中掙扎、奮鬥求生存的拓荒者，他們沒受什麼教育，沒有深究神學名詞或教義爭議的興趣，只企求福祉與恩典，只尋求心靈上的支撐與慰藉。於是他們歡迎簡單直接訴諸情感的宗教方式：平易親和的牧師與簡易振奮的講道，「與智識愈近，離上帝愈遠」。作者認為，這種下了美國「反智」傳統的第一個種籽。
接下來的第二個原因，卻有點兒令人納悶。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有成文憲法的民主共和國。美國式民主的特色就是生而自由、人人平等。這種憲法特色（制度上）與社會觀念特色（文化習慣上），使得美國式的民主一直有著實用主義與平民化的風格。如所週知，這個國家在創建初期，因為有傑出的建國始祖的擘劃與他們種種令人景仰的事蹟才因此偉大，但是弔詭的是：他們卻制訂出了一個讓菁英逐漸退場或自廢武功的憲法、憲政慣例與政治制度。
所以自從十八世紀建國後，十九世紀美國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商業民主社會，在此中做為市場上最大消費者的一般百姓、平民大眾成為社會價值或輿論的主流，當然在貨品上與精神品味上處處迎合他們的商人，也就順勢成為權力掮客，菁英與知識份子慢慢退場。政治由商人與商業主導，這就是美式民主的真髓。而實用主義的社會文化強調經驗與直覺，成功靠的是奮鬥意識與果斷堅毅，抽象的理念與智識很容易被譏為「象牙塔內的遊戲」。不意外地，「反智」成為市場價值與商業文化下的必然結果。
最後，作者花了大篇幅討論美國的教育史與教育思想史。在本書探究的主題中，為何教育重要？因為教育「鞏固」與「傳遞」了「反智」心態。
作者認為，任何人在討論美國教育時，最重要的一個先決認知就是：美國的教育受美國的民主制度影響很大；可以如是說，許多人認為美國教育的主要目標就是要教育出能夠支撐這個大眾化民主、商業民主社會的國民。因此，延續公民社會特質所需要的「政治社會化」與發展經濟所需要的「職涯技能」，才是美國教育的最重要目標，而不是「智識能力」與「學科專業能力」。
在這種觀念下，普及的國民教育與遍佈社區的公立高中就成為美國教育在世界上最著名的特色。這種教育要訓練的不是準備進大學的學生，而是美國式民主所需要的公民與適合美式社會生活的新成員。當世人都在訝異美國高中生學科水準低下（尤其是數學與科學）的同時，美國教育的設計者卻在欣喜他們所教出來的學生有足夠的生活經驗與判斷力可以走入社會。因此可能令所有外國讀者驚訝的是，作者認為至少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反智」乃是美國教育政策設計者至少在潛意識層次所抱持的目標。
所謂的「反智」，對於崇尚智識、尊重士大夫的東亞文化來說簡直是難以理解。我們現在雖然已經不會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心態，但是也很難會去鄙視、貶抑「智識」。
東亞文化傳統中，由於對智識的尊重與儒家式家父長文化殘留較深，所以知識份子扮演的角色吃重。因此我們的社會面臨的是跟美國不同的問題：美國的「反智」傳統造成了民粹浪潮起起落落，對於智識菁英愛恨交織，所以有時並不是第一流的人在領導國家；但是我們的困擾卻是，受社會所倚重的智識菁英在獲取權位後是否會背棄良知？在追逐權力與實踐理想的拉扯中，智識菁英是否有維持格調的信念與勇氣？
儒家傳統中有所謂「道統」與「政統」間的制衡，就是指知識份子應該有的自我把持與人格尊嚴之所在。當東亞文化傳統中的知識份子受到權力誘惑而背棄自身理念時，那還反不如西方政治中的商人實用主義赤裸裸追逐利益來的坦然，畢竟後者乃是資本主義下的自由主義民主的運作邏輯。
令人訝異地，霍夫士達特在最後結論章節中，竟然花了大篇幅去討論知識份子的角色責任與試煉。依本書的邏輯，這本來不應是美國這樣的社會所面臨的重要問題。所以現在弔詭的是，本書前五部份，我們是懷著趣味在看美國歷史上「反智」現象之形成與演變，有些地方令人莞爾，有些幾乎捧腹，但我們是旁觀者；可是到了最後一章關於知識份子角色的嚴肅討論，我們必須坐直端看，好好想一想了。
本書從許多方面來看都是一個時代中最傑出的作品。它的優秀，不但符合一般常見的標準，也就是資料充實、敘事富於洞見與技巧，及析論深刻等，它更有一個獨特的優點，那就是作者的「勇氣」。如果作者全書想要論說證明的主題確實為真，那他不啻在整個美國社會之前「起訴」、「控訴」現在與過去的美國社會──他正指著許多同胞的鼻子大肆批評！
從原著的迆邐行文、韻采婉約的書寫風格，或是從容優雅、信手拈來的博雅學養來看，作者本身就是不折不扣的典型文人／知識份子。他自己就是書中他頻頻隱於敘事之後為之打抱不平的受害者。所以如果這真的是一個有著「反智」傳統的社會，他的結局會是什麼？──這就是他的結局：他的「同類」頒給了他普立茲獎，但是這本書就此石沈大海，缺人聞問了。
本書作者霍夫士達特早已於 1970 年離世，快半個世紀後的今天我們把他的書重新「出土」，彷彿是偶然，依稀也是必然。美國 2016 年的大選，讓我們想起有這本書；當我們仔細讀完這本書後，就會發現，它其實早已預言了今天（所以遲早，美國人會被迫再度面對這本書）。從述說一個社會從哪裡來，它預示了會往何處去。這何嘗是容易的事？更何況他可能本來也沒有這樣的野心。但是，從對美國人在宗教、政治、商業與教育的「成長歷史」與「心態」（mentality）作了如此深層的剖析後，他如同已經替這個社會批了「八字」與「紫微斗數」。
但是否真的這個社會「命格已定」？霍夫士達特在他有生之年看見了 1950 年代民粹風格的艾森豪／史帝文遜（Eisenhower vs. Stevenson）大選與麥卡錫事件，而他身後的今天我們目睹由激情主導的「反恐戰爭」與 2016 大選。在這些事件中，美國社會都拋棄了知識份子而任由其它的因素猖狂蔓延引領大眾。我們須知，知識份子並非必然適合擔任領袖，但是「智識」與公共知識份子的襄助輔佐卻是任何一個社會所不能缺少的，否則這個社會不是流於紛亂（眾多俗世利益間的無止盡競奪），就是缺乏靈魂與精神力量的平庸。
當然，我們此處指的「智識」是在道德與淑世感之下的經世「智識」，而非指專業技術上的知識。後者與整體社會精神的提升無關，只是一種生產力。真正的「智識」，具體的表現在於促進「公益精神」（commonweal）之上，而通常來說它可被社會上各種不同群體與職業的有心之士所實現出來，但最集中地可能乃是由若干公共知識份子所展示出來。公共知識份子是「智識」與「公益精神」間最直接的橋樑，他們是任何一個共和國中的政治安全瓣。美國的公共知識份子如果消失匿蹤，那麼這個國家終究會永久淪為「軍事工業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格局。
霍夫士達特在書尾對於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大力著墨，無疑是帶出了一個全書主旨之外的嶄新命題。當我們對於經世的「智識」用促進「公益精神」加以定義後，就不妨回過頭來看看為什麼、或是在什麼情況下，一個社會的公共知識份子群體竟會無法出現？一個最驚悚的答案會是：知識份子自己開始「反智」，他們把促進「公益精神」的「智識」藏在個人偏私的情感或是利益之下了。於是，一個共和國就可能成為一個各方競逐利益的「市場」，人類文明當然可以在「市場」中延續下去，但是很難提升。故總結看來，這本書，確實是含有「春秋之筆」的重大旨意在其中的。
（本文作者為臺大政治系教授）
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史教授，他深深感受到美國人對純粹的學術的漠視與敵視，尤其是 1950 年代以反共為名卻動輒以知識分子為標靶的麥卡錫主義，更另人痛心疾首。
於是，1963 年出版了這本結合了思想史、社會史與政治史的作品，對「反智」做了有系統與歷史深度的爬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