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女權進行曲：每個時代都有「她們」的聲音──《小婦人》

還記得《小婦人》（Little Women）扉頁所引用的十七世紀英國清教牧師約翰．班揚（John Bunyan）的《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

那麼去吧，我的小書，向一切
願意接受和歡迎你的人展示
那些你深深藏在心底的東西；
並抱著希望：讓你告訴他們的事
使他們永遠幸福，使他們立志
做個比你比我好得多的朝聖者。

Go, then, my little book, and show to all
That entertain, and bid thee welcome shall,
What thou shalt keep close, shut up from the rest,
And wish what thou shalt show them may be blest
To them for good, may make them choose to be
Pilgrims better by far than thee or me.

那種意氣奮發、胸懷天下。小時候喜歡主人公喬．馬其（Jo March）的這一點，現在也一樣。看著電影中少女喬的不拘小節，更明白她的長短之處，也更明白自己的。會努力修煉和更進，但不會改變，依然倔強，依然黑白分明；每寫完一篇論文或評論，也都懷着同樣的心情，希望它飛到更廣闊的地方。

長大之後讀《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的作者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發現她也曾提到約翰．班揚對她寫作風格的影響，將班揚與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艾米麗．迪金森（Emily Dickinson）並列為對她影響最大的作家──布萊克是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及藝術家，代表作包括繪本史詩《彌爾頓》（Milton），迪金森和《小婦人》的作者奧爾柯特同樣是新英格蘭女作家。這三人都是宗教神秘主義思辨者，而阿特伍德更信奉約翰．班揚在《天路歷程》中所說的，認為書會擁有自己的生命，會代作者去更遙遠、或許未知的天地。

1994 年電影版裡，雲露娜．維達（Winona Ryder）演活了我們心目中黑髮明眸的喬。2019 年的電影版裡，纖細、金髮的茜爾莎．羅倫（Saoirse Ronan）雖然不是我們心目中的喬的樣子，但也演出了她的熱忱、驕躁和心氣。2019 年的電影版也努力還原了奧爾柯特的真實生活：作為一名思想超前的女性主義者，她終生未婚，始終以寫作支持着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但 2019 版的電影也為原著的書迷們呈現了《小婦人》的出版過程。奧爾柯特確實礙於出版商的要求，將結局改成三對姐妹都嫁做人婦的「皆大歡喜」，也確實像 2019 版呈現的那樣，按出版商的要求將喬與教授定情的那一章稱為「傘中情」。電影的改編讓情節發展更戲劇化，也能更清楚地看出《小婦人》對它之前的女性小說，包括勃朗特姊妹（Brontë Sisters）和珍．奧斯丁（Jane Austen）的《理智與情感》的借鑒，比如年輕氣盛的女孩告別了轟轟烈烈的初戀，嫁給了上了年紀但穩重體貼的紳士。這未必是她們自己的想法，但卻是當時流行的浪漫小說的寫法。正如 2019 年電影版裡出版商的話：浪漫才賣得出手。《小婦人》最終出版於 1868 年。

奧爾柯特成長時期，美國獨立運動已經過去一個世紀，父母都是廢奴主義者，生在美國新英格蘭的她也比一個世紀前生活在英格蘭的奧斯丁更自由，但她的自由依然有限──儘管女作家的環境在新天新地，那個新的國家依然帶着舊的偏見，女主角依然「不是嫁人就是死，二選一」；身為女性，無法為自己謀得像樣的職業或在社會佔有一席之地，如果出身平凡又想改變命運，則只能嫁人。是啊，「民主」、「自由」、「平等」、「獨立」，這些概念都由「國父」提出，美國開國革命家有哪幾位是女性？或者說，有哪幾位女性被允許留名，又像她們的男性同仁那樣讓大眾熟知和紀念？歷史進步和我們的想像總是有落差，回到歷史語境中品味和思辨後更見真意。「進步」的概念，從啟蒙時代開始都帶着特權。

《小婦人》也永遠是美國的道德預言。奧爾柯特的父母都是廢奴主義者、女權主義者和超驗主義者，母親更是美國第一批專業社工。這也是為何在強烈的宗教色彩之外，《小婦人》花了很長的篇幅描繪訪問、資助和服務窮苦鄰里和同胞的細節。2019 電影版中，馬其夫人道：「我這輩子都在為自己的國家感到羞愧」，也是特朗普時代美國自由派常見的態度。在反思式的愛民愛國情懷之外，《小婦人》的道德感也體現在宗教精神與實踐上。奧爾柯特的父親在波士頓辦過實驗學校，也與當時同樣生活在波士頓的著名作家艾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梭羅（Henry Thoreau）等人同為超驗主義俱樂部的成員。

2019 電影版少了 1994 版和原書直白的宗教論述，但依然帶着明顯的新教倫理，從父親的前線來信和梅格的新婚宣言中可見一斑：「等待的時光中也是勞作的時機，不致於荒廢光陰」，「我要和他一起努力勞作」。這種新教倫理又是非常美國式的，不僅是韋伯（Max Weber）在著名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所引用的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為經濟活動賦予的倫理意義，還包括努力工作、勤奮之道之外的個人慈善和社會團體慈善，相比之下，國家主導的公共機制是第二位的。

這一點，我們這代人也許有不同看法。在梅格婚禮的那天，導演姬蒂．嘉域（Greta Gerwig）努力加入了第三波女權主義的言論，強調個體自我選擇（「我的選擇和你不一樣，並不代表我的選擇是錯的」），但現在的我們都知道要做出選擇，必須有相應的環境支持，因為權利是個集體的、公共的、複合的概念。如果沒有機制，我們將永遠孤單。

「喬，難道你真的不能？」
「Teddy，親愛的，我真希望我能。」

“Oh, Jo, can’t you?”
“Teddy, dear, I wish I could!”

小時候都執着於喬和勞里分別時的這段對話，如同執着於青春。朋友們回憶起來，都認為勞里是英俊少年的代表，但很可能是青春時代的記憶為我們美化了他的樣子。再回過頭去看原著，喬其實在給家裡的信箋中花了很大篇幅描繪「教授」，那位來自柏林，流浪到新大陸的學者。

她感到太陽似乎破雲而出，光芒耀眼，世界又恢復了正常。這個正在涉水走着的婦人幸福透頂。

1868 年的喬找到了知己。2019 年的嘉域和我們一樣，知道這樣不夠，世界需要比戀人的懷抱更廣，更寬闊。嘉域被認為給《小婦人》這部經典作品作出了當代的回應，包括在畫室中艾美和勞里關於女性也能成為傑出藝術家的對話，包括請來以女權主義著稱的愛瑪．華森（Emma Watson）來重新演繹相對傳統的大姐梅格，包括對教授移民身份的認可。

但 2019 年的道德預言依然關於回歸，電影結束在姐妹幾人都回到家鄉，連同她們的夫婿、孩子在草坪為母親慶生，而我們在當代美國華裔演員、劇作家黃艾莉（Ali Wong）的移民故事裡才能找到共鳴。在後者編、導、演的電影《永遠的准情人》（Always Be My Maybe）中，兩位青梅竹馬的主角在異鄉重逢，但並沒有一起回到故里，而是一起踏上了征途。因為我們是後者，所以也更明白移民敘事中的勇氣、收獲和失落。

因此 2019 年版觸動我們的，並不僅僅是電影和小說原著中永不褪色的純真情感，更在於我們自己在成為喬的旅途中，帶不走的友情、社群、家人，和永遠在質疑狀態的歸屬感和根。這是我們的天路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