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主流同志運動的侷限：Dean Spade 與《正規人生》

主流同志運動近年來在美國似乎取得了不小的勝利，曾經是各個州自行立法的同性婚姻，終於由最高法院在全美範圍內解禁，反歧視法律在各州不斷推進，電視電影中也越來越多出現同志和跨性別角色。然而，在這樣一片慶祝之聲之中，有沒有什麼被遺忘了呢？而這樣的運動真的能幫助到所有人嗎？

美國跨性別法律協助工作者、西雅圖大學法學院法律學者思倍（Dean Spade）在《正規人生》（Normal Life）一書中，討論了美國主流同志運動的侷限性，並指出侷限性主要是由於一種新自由主義的法律觀。作為一位社運工作者和法律學者，思倍並不是對自己的工作感到絕望，他的出發點，正是更加有效的法律干預和社會運動。

思倍認為，美國現在最為主流的同志和跨性別運動，其核心邏輯是新自由主義的，他將新自由主義定義為在經濟、法律和行動等諸多層面，忽視結構問題而完全強調個人，彷彿個人的決定可以完全由個人負責，而非社會教育的結果。在這樣新自由注意的法律觀中，暴力與歧視完全變成了個人問題，而國家則是個人的保護者。

思倍舉例指出，在美國，對於同志與跨性別人群的法律保護主要體現在反歧視法的施行，但在反歧視法中，歧視的定義是個人在做決定（如聘用）時，由於一些無關工作的因素（如種族、性別、性取向）而產生偏見，因而被這一偏見影響決定。在實際的法律工作中，這一基於個人內心想法的歧視概念，認定十分困難，且被裁員後還能夠運用法律資源的人更少。然而同志與跨性別人群的就業困難絕不僅僅受限於僱傭者的個人偏見，而是受限於各種教育培訓和社會生活中滲透的偏見與不公。看上去十分合理的法律，在實際操作中對於同志和跨性別人群的就業平等和機會平等，貢獻卻非常有限。

在思倍看來，新自由主義的社會運動並不是最有效的社會運動，因為它對於個人意志的強調，會使得不公正簡化為個人判斷。在書中，思倍在〈權利有什麼錯〉一章中引用了  Wendy Brown  的一段話：

這樣的個人化往往會讓我們覺得只要反歧視法或者同性婚姻通過，法律制度就可以保證社會的公平正義，而這其中的個人選擇就都是個人的責任了。在這樣的思路中，由於法律規定了禁止性別歧視，因此社會環境便實現了性別平等。如果女性和性／別少數在這樣「公平」的環境中受挫，那麼要嘛是她們自己的問題，要嘛是那個具體做決定的人的問題，而不考慮我們的社會制度、習俗、規範等等歷史沿襲中的不公。

這樣的運動不但有可能阻止我們檢視更廣泛的社會中的不公平，甚至可能只做了小範圍的修補，而強化了不公平的體制。舉例來說，如果對於醫療體制的修補僅限於同性伴侶也可以加入家庭醫療保險計劃，這一政策的受惠者便只有已經能支付得起醫療保險或者有正式工作、由雇主支付醫療保險的人，而臨時僱工的增長和正式僱員的減少使得越來越多的人無法從雇主那裡獲得醫療保險，這一因素卻被忽略了。

思倍通過對傅柯權力概念的解讀，指出我們可以在三個層面理解權力的運作，尤其是在性／別和跨性別人群的語境中。第一個層面是施暴者與受害者的層面，將權力理解為施暴者個人對於受害者個人的剝奪和侵犯，這是一般法律所考慮的層面。第二個層面則是規訓層面，將權力理解為社會規範對於每個人生活樣態的管理，而每個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也會內化這些規範，用來自我管理，社會運動會較多考慮這一層面。

第三個層面則運用了傅柯的人口概念，來理解國家機制對於生存機會的分配。通過塑造理想的公民形象和使用國家機制來維持符合這一形象的公民，不符合這一形象的性／別少數、種族、殘障等人群則被削弱、邊緣化、或者忽視。在序言中，思倍講述了自己曾幫助過的一位青少年的故事，以此向讀者描述了美國的學校、政府機構、無家可歸救助站、監獄、青少年改正機構等等一系列重要的社會機構，都依賴於性別分類，從而使一位跨性別青少年從中難以獲得尊重和幫助。

雖然指出了法律和新自由主義論述的諸多不足，思倍並不認為法律的鬥爭是完全無效或者幫倒忙的。相反地，他認為認識法律層面的社會運動的侷限性，正是為了更有效的社會運動。如果我們能夠認識到法律如何擴張管轄領域，以及如何在看似公平的語詞下施加不公平的影響，我們才能夠更加有效地和有策略性地利用法律。同時，在社會運動中，也要隨時審視現有的社會結構，雖然廢除或迅速變革都是不可能的，但也不能拋棄對於全局的觀照，簡單地就將自己嵌入僵化的現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