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時年四十八歲的生理學家及鳥類學家賈德・戴蒙接到來自麥克阿瑟基金會的電話，得知他已被選為麥克阿瑟天才獎的受獎人。依照戴蒙日後的說法，當他得知這天大的好消息後，卻意外地陷入生平首次的沮喪中。原來，儘管在生理學、演化生物學以及生物地理學等領域中，戴蒙自認已做出了相當的貢獻，但麥克阿瑟基金會之所以選上他，似乎是意味著，他應該還可以做得更多。
寫作不能僅為了自己在專業社群中的地位，戴蒙自忖，做為一個被麥克阿瑟基金會視為「天才」的科學家，他應該可以為社會大眾、為日常生活中無法也沒時間閱讀專業期刊的芸芸眾生來寫作。於是，在接下來的五年間，戴蒙全力投入了科普寫作，其成果便是各位手上的這本書。
出版於一九九一年，《第三種猩猩》象徵一位科普作家、知識分子及一位充滿爭議之公眾人物的誕生。事實上，熟悉戴蒙之科普作品的讀者不難發現，戴蒙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以及《大崩壞》等著作中呈現的核心論證，早在《第三種猩猩》中已可見端倪。
從後見之明來看，與其說《第三種猩猩》是戴蒙專業生涯的小結，倒不如說是一個宣言，即所謂的專業並不代表專業者得畫地自限，在自己的舒適圈或同溫層中呼風喚雨，而怯於回答一些大尺度、涉及地球未來及人類生存的根本問題。難怪，即便當戴蒙已著作等身、且其著作已讓他坐擁普立茲獎、英國皇家學會最佳科學圖書獎等科普界最高的榮譽，他還是認為，《第三種猩猩》為其生涯最滿意的作品。
或許《第三種猩猩》為戴蒙專業生涯的轉捩點，不過，對於臺灣的讀者來說，我們還是得追問，為什麼我們需要閱讀一本出版在二十年前的書？特別是，對人文社會科學感興趣的讀者應該多少耳聞，在人類學者、地理學者及社會學者眼中，戴蒙堪以惡名昭彰來形容。我清楚記得，約莫十年前，當我還在哈佛科學史系攻讀博士的時候，在一個研討會上，一位著名的環境史家從牙縫中硬生生地擠出「戴蒙，那個地理決定論者」──彷彿這幾個字是會玷汙此嚴肅、投入之學術交流場合的髒東西。
在一篇發表在《資本主義・自然・社會主義》（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此批判地理學之重要期刊的評論中，作者科瑞亞（David Correia）甚至以「X 你的，賈德・戴蒙！」（F**k Jared Diamond）為標題，痛斥戴蒙在客觀、中立與不偏不倚之科學外貌下，嘗試偷渡的種族主義、帝國主義以及美國中產階級菁英之世界觀等危險的意識形態。
考慮到戴蒙的爭議性，我認為，閱讀《第三種猩猩》之所以重要，理由並不在於該書的論證是穿越古今、放諸四海皆準的。相反的，我認為《第三種猩猩》及其論證為特殊時空下的產物。與其把《第三種猩猩》當成一本自然科學的普及讀物來讀，倒不如把它當成是一本導覽手冊。透過該書，我們可以體會到一個獨特的時空氛圍，乃至於在這個氛圍中求生的科學家及一般大眾，是如何體會及定位自己跟環境、跟他人間的關係。
說《第三種猩猩》不是單純的科普著作也意味著我們要重新思考「科普」這檔事。關於科普，一個習以為常的見解是，將艱澀難懂的科學知識以淺顯的話說出來，讓一般大眾可以輕易地瞭解；經此增能（empowered）之後，大眾才有功力可以抵禦在生活中處處可見的偽科學。儘管這樣的定義確實凸顯科普是什麼及為何重要，但我們也因此失於檢視科普作家是如何組織與呈顯科學事實，彷彿科普作者與科學家間的差異只是術語的有無及用語的深淺度不同而已。我認為《第三種猩猩》的價值之一便在於提醒我們科普並不如想像中的那麼簡單。
讓我們來看看《第三種猩猩》的書寫架構。面對人為何可為萬物之靈此人類史上的老問題，戴蒙如何從「人類與黑猩猩在 DNA 上的差異不足百分之二」此科學發現切入，逐步帶入這些許差異為何可讓人得以為人。
為什麼人類偏好在隱蔽處性交？人類的女性為何會有更年期？人類是如何發展出完整語言的？為何大屠殺會發生？宇宙中是否有其他像人類一樣的生物存在？人類該不該試著與這些外星智能溝通？無線電跟啄木鳥的關係為何？在處理這些高度爭議的議題時，戴蒙的語氣是和緩的，文氣是不疾不徐的，主要援引的解釋架構則來自他對人類生理學、動物行為學、演化生物學及生物地理學的理解。（當然，就某些人文社會研究者而言，這樣和緩、不疾不徐及唯自然科學是問的風格是戴蒙為何如此危險的主因。）
按照戴蒙的說法，這樣的寫作風格與其成長環境及教育背景息息相關。一九三七年出生在波士頓的東歐猶太人的移民家庭，戴蒙的父親是名小兒科醫生，而母親為語言學家及鋼琴家。戴蒙於麻州頗負盛名的羅斯貝瑞拉丁中學（Roxbury Latin school）接受完整的古典教育，畢業後也順利進入哈佛大學就讀，並在劍橋大學的三一學院取得生理學博士學位。
考慮到戴蒙的成長環境，我必須說，《第三種猩猩》的寫作風格讓我想起十九世紀英國的科學作品──特別是一本出版於一八四四年、在英國社會中引起陣陣騷動、但讓學院中人恨得牙癢癢的奇書：由記者錢伯斯（Robert Chambers，一八〇二～一八七一）匿名出版的《創造之自然史的遺跡》（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從書名可見，錢伯斯試著以自然史來解釋「創造」這似乎只有神學家才有資格談論的主題，更有甚者，為了要解釋創造是如何發生，乃至於創造與目前地球上分布之「萬物」（creatures）間的關聯，錢伯斯大膽地將當時被視為異端學說的變異（transmutation）納為解釋架構，認為變異──而非當時自然神學家強調的不變與永恆──才可解釋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誕生以及人類的演化等包山包海的現象。
值得注意的，如以劍橋大學科學史家西科德（James Secord）的說法，這本以物質論和突變說為基調的作品在沙龍、研討會、酒吧以及派對等場所引發位於社會不同階層之讀者的熱烈討論，而此轟動（sensation）在很大程度上讓達爾文的《物種源始》（On the Origin of Species）成為十九世紀中葉英國叫好又叫座的暢銷書。依據其對十九世紀英國之科普著作的研究成果，西科德大膽地主張，科學不只是事實的發掘、羅列及堆積而已，科學之所以為科學，乃至於什麼樣的科學可以為人接受，與社會中習以為常的溝通方式及行動息息相關。
如果說科學實為一類溝通，那麼，我們有必要思考，到底戴蒙想要溝通的對象是誰呢？從這個角度看，《第三種猩猩》可以說是一則珍貴的史料，讓我們可以一窺戴蒙所置身的美國社會。從歷史分期的觀點，戴蒙寫作《第三種猩猩》的年代是所謂新自由主義的時代。不堪一九七〇年代的能源危機，盛行於戰後美國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生活方式，乃至於以國家意志來推動經濟發展及區域規畫的福利國家模式終於由勝轉衰。
有鑑於此，自一九八一年起擔任美國總統的雷根開始，推動了一系列政策，一方面將國家的手自市場中抽出，期待市場隱形的手可以自行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動用軍警的強制力，國家也幫助清除像工會、環境運動等資本之空間擴張的絆腳石。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如戴蒙所說的，《第三種猩猩》為其面對社會的首部作品，那麼，「戴蒙試著與大眾溝通的科學及新自由主義間的關聯」便是值得每位讀者深思的問題。
最後，我想要邀請讀者一同來思考，到底什麼是環境、什麼又是地理？如前所述，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而言，戴蒙最讓人詬病之處便是其地理或環境決定論。也就是說，如同二十世紀初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一般，在解釋不同社會在發展上的差異時，戴蒙過於方便且不加反思地援引社會所座落的環境條件及地理區位。
值得注意的，面對如此的質疑，戴蒙則回擊，批評者是文化與社會決定論者，在試著揭露不同社會的運作邏輯及象徵體系時，對於環境及地理區位如此顯而易見的限制因素視而不見。不過，要提醒各位讀者，證諸晚近自然及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愈來愈多的研究者已經試著超越這樣針鋒相對（也相當沒有建設性）的叫陣。不僅自然科學家已發展出更細緻的理論及工具來測量人類活動之於地球系統的影響，人文社會學者也試著把眾多非人物種納入考量，發展如「跨物種族群誌」或「不僅是人的人文地理學」等文類及分析取向。
到底這些嘗試在什麼程度上拉近了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鴻溝還有待觀察。但無論如何，若法國哲學家拉圖（Bruno Latour）所說的「我們從未現代過」（即如果現代性意味著社會脫離自然的束縛而卓然獨立，那麼，證諸晚近環繞在基因食品以及氣候變遷的爭議，我們現代人其實從未現代過）有幾分道理的話，那麼，除了為對方貼上環境決定論或社會決定論的標籤外，我們還有更多的選擇。
不論你喜不喜歡戴蒙，這位地理學家、環境史家、科普作家及知識分子都不是個可以略過不提的人物。不過，如我一再強調的，在當代的世界中，戴蒙之所以重要，並不是因為他的科普寫作包含了不起的理論洞見或科學發現，而是他的著作幫助我們看清一個貌似已經過去、卻始終陰魂不散的時代。畢竟，跟一九八〇年代的戴蒙一般，我們還是處在一個新自由主義的時代──一個資本的力量貌似無遠弗屆、國家的介入更形隱晦，而眾多的偽科學及假新聞更橫行無阻的時代。
如果說《第三種猩猩》象徵著戴蒙對此趨勢的回應，那麼，同樣處於新自由主義時代的我們，若有機會面對公眾而寫作時，我們可以寫些什麼？我們或許不用等到四十八歲、得到某個大獎後才開始想這個問題。閱讀這本四十八歲的戴蒙在無後顧之憂、懷著「為一個激烈轉型的社會提供些許貫穿古今、放諸四海皆準之原則」的心情而寫就的作品，或許是個開端。
以演化來看，人類與黑猩猩、矮黑猩猩的基因差異很少，不到二％，因此人類可說是「第三種黑猩猩」。
然而，這看似很少的差異，正是使得人類如此特殊的關鍵。人類是什麼時候開始變得跟黑猩猩明顯不同？
本書廣泛探究人類的動物根源，並透過人類學、分子生物學、生物地理學、生態學以及古生物學等案例，提出人類光明與黑暗素質，最後點明人類續存的希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