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尋找新疆的錫伯人（下）

今天一大早起來，看了看信箱，不見玉聞祐先生的回信。有朋友留言，說：玉聞祐先生的留言是 2012 年 8 月 29 日（週三），會不會是？

我說再等一等，友人比我更著急，我佯裝不著急的樣子。

東京的郭立新也給我留言如下：

我 1989 年夏天，在橫濱同玉聞老先生見過一面，他還請我和夫人在中華街吃飯。我有和老先生一起的照片，一晃近三十年了，當時他說他已八十六歲。

郭博士遊學日本，比我更早。我在郭博士千葉縣的家裡，吃過發麵餅子，他們給我講述見到玉聞老先生的故事，說來也都十幾年了。

我知道，帶著牛錄鄉親囑託的人，還有不少。事實總比傳聞和流言更真實，更加接近歷史。事實勝於雄辯，這一句無人不知，但一些人，寧願相信謊言。現實生活中，人們更熱衷於相信傳聞和謠言。我相信，這只是一小部分人。

朋友告訴我，你要用五種感官認知世界，才能獲得正確的認識，須用聽覺、味覺、嗅覺、觸覺與視覺，這五感，我們身上哪一樣都不缺。但，你、我能全部運用這五種感覺嗎？我要盡力用五感感知，除此之外，還要用心感。

2016 年 2 月 18 日（週四），京都，天氣晴朗，氣溫一度。

我走到書架前，隨手抽出早年的筆記，翻了一頁，看到如下記載：

2002 年 1 月 6 日，凌晨五點（台北時間），匆忙從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從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乘坐計程車到凱悅大飯店，再轉公車赴台北中正國際機場。在史語所的內閣大庫工作了一段時間，協助整理滿文檔案，翻閱大量的滿文檔案，下班後，給明清檔案的工作人員教授滿文，我們相處的非常愉快，時間一晃就過去了。就在這返回京都的車上，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位在橫濱南港居住的錫伯老人。興許是我在台灣見到廣定遠先生的緣故。

玉聞精一先生是，住在台北的錫伯人―廣定遠先生的親戚，也就是曾在台灣大學教授滿語的廣祿先生的親屬，廣定遠先生親自告訴我他們一家如何救助玉聞先生從上海接到台北，然後玉聞先生回到日本的經歷。這一天我和廣先生談了很多，先生親手給我擺了一桌錫伯飯菜，看著他的門口張貼的滿文對聯，桌上隨意擺放的滿文圖書，恍如回到自己的牛錄。

公車依舊乘夜直奔機場，記得這個早晨和往常的日子沒有兩樣，到了機場坐在四樓的餐廳，獨自一人突然回想起橫濱的錫伯老人。

我知道玉聞精一先生的名字，是在 1990 年。當時開始在新疆烏魯木齊工作，與五位前輩共同編寫小學錫伯文課本。我們的課本，是手抄照相排版，校對是到印刷廠，看錫伯文的反字，手上拿著美工刀和手術刀各樣傢伙，一個字一個字，仔細看好，聚精會神，掃除灰塵，可謂精雕細琢。反字和正字，對我們來說，都是錫伯文。

有一年一位大學俄語退休教授告訴我，到了橫濱見到玉聞，代問一聲好。俄文教授早年收到過寄來的明信片，給我詳細的住址。

1996 年 7 月我來到京都，過了三個月，到東京郊外的筑波大學參加一次國際清史會議，在這裡見到了世界各地的滿學家，有意大利的斯塔裡（G. Stary）、俄羅斯的龐曉梅（Tatiana A. Pang）、台北的陳捷先、日本的神田信夫、松村潤、河內良弘、細谷良夫、加藤直人、中見立夫、楠木賢道等各路先生，給我影響非常深刻的是，龐曉梅在會場如入無人之境，與斯塔裡一起吞雲吐霧的樣子。記得那煙味與牛錄的莫合煙，味道很接近，感覺很親切。我知道會上的人跟他們都很熟，我們也是一見如故。

那天傍晚，我到了東京站，突然想起橫濱距離東京很近，也就乘車到橫濱，日落時分到達橫濱車站。出站後，不知東西南北，問了路人，才找到前往南港某地去的公交車站，帶著一絲僥倖，心想碰個運氣，坐車隨即前往南港。車到中途，突然下起傾盆大雨。下車之後，手拿新疆俄文教授給我的地址，按圖索驥，走進一所大樓，漆黑的夜裡，借著路燈，冒昧詢問側身而過的路人，有一熱心人告訴我，我手上拿的這是舊地址。

原先的大樓拆遷後，重新蓋了一棟大樓，舊戶人家，大部分都已搬走。我不甘心，又去問旁邊大樓站在門口的老人。我問認不認識玉聞先生，她回答：認識，兩年前老人曾來這裡，看他住過的老地方，此後就再也沒見到他。據說搬到兒子那裡，住在橫濱的山田町。

1996 年 11 月 23 日，我沒有見到玉聞精一先生，至少知道了兩年前還健在，也就是 1994 年還來到這棟樓前。我舒了一口氣，看著傾盆大雨的橫濱夜空，想到明早第一節有課要聽，就飛速返回橫濱車站，匆忙跑上前往京都的新幹線，坐上自由席，開車後才發現這是到名古屋的最後一趟新幹線，晚上一點多到名古屋車站。不過，還好，三個多小時後，就有一趟車開往京都，順利坐上這趟車，我就可以趕上早上第一節課。這一夜，我在名古屋車站與一群無家可歸者，談天說地到四點多，然後乘坐新幹線，趕上了京都的第一節課。這是我第一次尋訪玉聞精一先生，帶著他的同學的囑託。

今天我從南港出發，到台北中山國際機場。在橫濱，我尋找玉聞先生的地點，地名也是南港。想起來，我和南港也許有緣。時間到了，我要乘機返回京都。

這是我的筆記上的一頁日誌。後來，我還給橫濱市打電話諮詢過一次，結果也未能獲知具體消息。我一直惦記著這事，這麼多年來，總是揮之不去。

2016 年 2 月 18 日，今天該去學校參加一個會議。隨後乘坐阪急電車前往大學。電車一如往常，擠滿了人，車內寂然無聲。車到西院站，我隨手拿出愛拍，打開信箱，見到一面小紅旗，看到一封日文問候語，署名是玉聞祐。

我知道他回信了，一時按耐不住激動，離開座位，走向車門，準備下車，我就在下一站下。下車前仔細看了一下內容：

〔2016/02/18   8:43〕

初次見面，我叫玉聞（Guwalgiya），我父親是新疆的錫伯族，「心動的人們」（按：部落格名）部落格主人來信告知，有一位自稱 Kicengge 的人留言。得知是新疆錫伯族留言，心裡無比高興。從新疆 Kicengge 的名字來看，也許就是 Kicengge Sumur 先生。不知道我的這一推測是否正確，若有錯誤，還請見諒。

玉聞 祐

這一天學校會議結束後，說好下週要翻譯楊子的最後一首詩歌，其後繼續翻譯楊健、阿蘇的詩，一切如約而至。我很高興，玉聞祐先生來信了。我要給他回信，約好三十分鐘後，給他打電話，目前，他住在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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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民國時期也有人打聽張羅在北京大學是否設有滿、蒙、藏文講座的事情。1922 年春，北京大學研究所成立，校長蔡元培兼任所長。設有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國學、外國文學四學門，沈兼士擔任國學門主任，羅振玉和王國維受聘出任函授導師。1922 年 10 月 24日，王國維給時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考古研究室主任馬衡寫信：

叔平先生有道：

昨晨寄一書，想達左右，辰維眠食勝常為頌。研究科研究題目已擬就四條，並復兼士先生一函，乞轉交。

現在大學是否有滿、蒙、藏文講座？此在我國所不可不設者。其次則東方古國文字學並關緊要。研究生有願研究者，能資遣法德各國學之甚善，惟須擇史學有根柢者乃可耳。此事兄何不建議？亦與古物學大有關係也。偶思及此，即以奉聞。此請

撰安不一

    弟維頓首  廿四日

民國十二年（1922），王國維給北京大學考古研究室主任馬衡寫信，詢問北京大學是否有滿、蒙、藏文講座的問題。他關心這些語文講座，強調在我國所不可不設者。還說到東方古國文字學並關緊要，研究生有願意研究者，派到法國、德國等國留學，但需派去選擇史學根底好的人去。

王國維知道，這個時期，法國、德國有不少人，學問很出眾。民國十二年，關心滿、蒙、藏文講座的人，他，王國維特別關心此事，就為此事特別向馬衡建議成就此事，力勸這些都與古物學有關。除建議大學設置滿文等多語種講座之外，王國維身邊也有了解真正懂得滿文的人員，當年，這些信息他們靠宗室旗人寶熙張羅。

1923 年，王國維入值南書房。這一年出版《觀堂集林》，他考釋古文字和古器物的內容，受到學界高度評價。1924 年，他將身邊的兩部《觀堂集林》寄給日本，一贈京都狩野大學長，一贈內藤教授，即內藤湖南，說「此二部便可作廣告也」（《王國維全集》第十五卷，1924 年 1 月 22 日，致蔣汝藻），書出版了，不忘記送到國外，廣而告之。他們在京都期間，情誼深厚，相互學習。早在 1920 年，王國維寫給狩野直喜的信中如此寫道：

（上略）一別四五年，師友皆入老境，而維亦至中年，死生聚散之感往往有之。（中略）世界新潮澒洞澎湃，恐遂至天傾地折。然西方數百年功利之弊非是不足一掃蕩，東方道德政治或將大行於天下，此不足為淺見者道也。（《王國維全集》第十五集）。

進入中年的王國維，感嘆澎湃新潮，思考生死聚散。1922 年 6 月，羅振玉寫信給王國維：

庫籍中滿蒙文書為第一，惜無通其文者。前撿得《遼史》及《西遼史》、《元例》四冊外，頃又得《大元史書》一本，尚有類似者二三冊，異日入都，當聘一熟悉精蒙文者來從事移譯，並擬令兒輩受學（《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七二三 羅振玉致王國維（1922 年 6 月））。

羅振玉亦關注滿文、蒙古文文書，嘆惜當時沒有精通這些語言的人。他找到一些非漢文《遼史》、《西遼史》、《元例》以及《大元史書》等冊籍，顯得有些躊躇莫展。這一年，羅振玉在北京市肆偶然發現內閣大庫舊檔文書，當廢紙處理，追蹤調查購回許多檔案文書，這就是所謂的「八千麻袋」事件。

1923 年 11 月 8 日，王國維又致信給馬衡：

叔平先生左右：

昨日暢談，欣快奚似，並飲珍羞，謝謝。今日接到研究所所惠拓本全份，請代謝兼士兄。地圖已問寶公，云在養心殿內，係康熙地圖，則更有價值。唯系直幅或書冊本，昨忘問及，似系大幅也。〔據云摹印不易，以是知之。〕精滿洲文字之文之人現頗有之，將來如需用時，可托寶公代為介紹，請告兼士兄及令兄。專肅，敬候

起居不一

1923 年之際，王國維身邊有「精滿洲文字之人現頗有之」的環境，他知道委託宗室旗人寶公，即寶熙，即可找到這樣的人材。寶熙知道養心殿有巨幅康熙地圖，王國維認為這則更有價值。我想這一康熙地圖，應該是一張巨幅滿文地圖。那一年，我到台北故宮看了一些滿文康熙年間的地圖，我知道他寫「摹印不易」，寶熙謂之巨幅，是有道理的。只要見過養心殿內牆高度的人，就可以想像到是如何一個尺幅方寸了。

1927 年 6 月 2 日（舊曆 5 月 3 日），王國維自沉頤和園昆明湖。國學大師關心滿、蒙、藏文講座一事，暫且告一段落。

我看著寶熙題寫的「宸翰樓」橫幅，心思飛馳，遐想其時，浸覺有味，有些心曠神怡，不能自己。

溥儀的滿文師傅——伊克坦（1866-1922），滿洲正白旗人，字仲平，瓜爾佳氏，1911 年開始給溥儀擔任教習國語清文，1922 年逝去，終年五十六歲。伊克坦與玉聞精一，均為瓜爾佳氏，他們都是駐防旗人後裔，均精通滿漢文。玉聞精一，他說的滿洲語（錫伯語）被服部四郎、山本謙吾記錄研究，隨著歲月流逝，時代的變化，他的身份也逐漸從滿洲旗人，轉而記作錫伯人、錫伯族。而伊克坦的滿洲語，沒有給我們留下任何蛛絲馬跡，隨著歷史煙消雲散。

王國維打聽大學是否有滿文、蒙文、藏文講座的聲音，在一個喧囂的時代裡，過於弱小，幾乎沒有人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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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日本著名作家司馬遼太郎到新疆伊犁，尋找錫伯人。

1980 年 7 月，司馬與《絲綢之路》攝製組到達伊犁。我們看一下當時《絲綢之路》在伊犁巴扎裡的拍攝現場：

〔司馬左手持裝滿薄皮包子的大碗，右手將包子塞進嘴裡，在露天餐館前東張西望，邊走邊吃。〕

司馬〔維吾爾語〕：pite mantou？（薄皮包子？）

巴郎子〔維吾爾語〕：a～ai～, ai～, manta～manta～（啊～哎～，哎～包子～包子～）

司馬〔維吾爾語發音〕：piter manta（薄皮包子？）

巴郎子對司馬〔漢語，指著司馬手上的薄皮包子問〕：你們的話，咋說呢，這個？

〔司馬沒有反應〕

司馬〔漢語〕：你是維族嗎？

巴郎子〔漢語〕：維族。

司馬〔漢語〕：哈薩克，有？

巴郎子〔維吾爾語〕：kazaq yoqu（沒有哈薩克）

司馬〔漢語〕：回族，回族呢？

巴郎子〔漢語〕：哈薩克，有。

司馬〔漢語〕：錫伯？錫伯有沒有？

巴郎子〔漢語〕：錫伯，有。

司馬〔漢語〕：你是錫伯嗎？

〔司馬與錫伯青年握手〕

司馬〔漢語〕：滿洲語，滿洲話，知道嗎？

錫伯人〔漢語〕:滿洲話不會，現在都錫伯話了。

司馬：哦，哦。

司馬站在巴扎中，邊走邊問，他知道的民族，在這裡隨地都能找到。伊犁就是這樣隨時隨地都能見到各類民族，聽到多種語言的世界，沒有人驚奇你用何種語言打招呼，他們不在乎這些。

信手寫到這裡，我又想起了司馬遼太郎拜訪玉聞精一的一段情形。一位日本作家，一位是在日本居住的伊犁錫伯人，他們是如何見面的，我們去看一看他的後記具體寫了哪些內容。

1987 年 4 月 24 日，在京都車站附近的賓館，司馬遼太郎見到時任中國文化部部長——作家王蒙。

司馬見到這位書生氣十足的部長，著實有點喜歡上他了。他特別看重王蒙簡歷上的介紹，四人幫時期，流放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少數民族地區，在那裡生活，沐浴維吾爾族文化於一身，作為漢族知識分子，當時還是特別少見。司馬獨特敏銳的觀察，覺察到這位文化部最高領導身上散發出來的獨特的新疆氣息。

當時，他們見面時，離宴會開始還有十五分鐘。王蒙問他：現在寫什麼作品？司馬心裡暗想，這想必是王蒙的問候語。我也這麼問他就好了，司馬後來這麼回憶。當時，他突然想到《中央公論》連載中的《韃靼疾風錄》，就簡短的回答了王蒙的問候。

但是，面對第一次見面的中國人，司馬想：這樣的回答恐怕不是最恰當的，畢竟寫的是滿洲人統治中國將近三百年，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一直深惡痛絕的，這個純樸民族興起時期和那個地區，是《韃靼疾風錄》的主要舞台。

司馬遼太郎的《韃靼疾風錄》的「來往女真人—代後記」，從初次在京都車站附近的賓館會見王蒙，作為話題進入後記正文。王蒙告訴司馬：現在中央電視台在上演電視連續劇《努爾哈赤》，深受大家歡迎。司馬吃了一驚，心想新中國一直以為清朝是個惡勢力的象徵，國營電視台上演努爾哈赤的連續劇，可見「自由化」程度，超乎想像。司馬覺得意外。

1987 年，我在伊犁師範學院上學。伊犁寬廣的馬路，兩邊排滿白楊樹的街道，隨處可見的俄式建築，早晨的太陽，總讓人聞到牛奶的香味。

我們經常去斯大林街逛游，出入綠洲影院，跑到漢人街的巴扎吃香甜的瓜果、冰其林，在舊俄羅斯領事館改成賓館的舞廳，成群結隊，齊跳瓦里斯舞，哼著民謠，合著各種民族舞蹈・・・・・・。我坐在窗前，看著眼前的「宸翰樓」橫幅，如此回想自己心中的伊犁。

兩位代表中日兩國文化界的作家，在京都如此自由交談努爾哈赤和滿洲人的話題，我自己還是前所未聞，查了一下文化交流的歷史，公開發表的記錄，還未曾發現相關話題。

1987 年，這位當年在伊犁吃過拉條子、手抓飯，會說維吾爾語的作家，在我看來像伊犁「砲齊」〔維吾爾語，意即吹牛。〕一樣，跑遍天山南北，來到京都依舊保持「砲齊」本色，不愧是喝過伊犁奶茶的漢子。我讀到後記的開頭幾句，如此暗自推想王蒙。

司馬反複閱讀《滿洲語口語基礎語彙集》後，恍惚間看到的站立在眼前的古代滿洲人，就是玉聞精一。

司馬年輕時，學過蒙古語，這被別人視作奇行，但對司馬來說自然而然，理所當然，這個感覺他至死堅定不移。後來，他也蒐集了很多有關蒙古語方面的詞典，總是逐漸忘記單詞和慣用語。據人類學學者松原正毅說，司馬學蒙古語的時候，曾對周圍揚言，將來要當「馬賊」。我知道，司馬喜歡簡樸生活的蒙古的緣由。他曾說：

「還是，怎麼說呢，這個，文明這東西，不會擁有多餘的東西，這樣的智慧很重要。多餘的東西，也就是，不是說我擁有兩台空調，有兩台電視的生活。不如說，像人的內臟器官，或者可以說，像機器一樣，沒有多餘的東西，所有的器官都在活動。

這樣的生活，作為一個人的生活，還是純潔乾淨，像擁有這些東西的，像威嚴一樣的東西，我從蒙古人那裡可以感覺到」

（《司馬遼太郎的遺產—從旅途的視點》，Kicengge 直譯司馬遼太郎口述內容）。

現在越來越明顯，地球環境越來越惡化的今日，「多餘的東西」充斥著生活的每個角落，我知道司馬想要表達什麼。

司馬說：不管怎麼樣，蒙古語曾經是全球性規模與各種語言碰撞，互相磨合後，感覺聽起來發音並不困難。

司馬如此直白道出他自己的感受。他確實對蒙古語深有感情。當然，不僅如此，他和王蒙學過維吾爾語的背景一樣，都有刻骨銘心的體會。服部四郎知道有會說滿洲語的，真正的滿洲人！就像廢礦中找到一粒黃金似得，驚喜萬分。司馬如此珍視這次相遇。

司馬介紹，據說錫伯族大概有八百到千戶，人口約有兩萬。有真正兩萬規模人，聚在一起說純粹的滿洲語，並且保存著滿洲文字，可以說，這是地球上唯一的一個地方。司馬加括弧，特別註明：據說黑龍江省有部分人在使用這個語言，我還不知道那是在什麼地方。

要談論年輕玉聞的生平事蹟和成年後的活動軌跡，我們須要把地球儀轉動一下，司馬如此寫道。

1935 年，服部四郎直奔滿洲里見到的，是青年玉聞。司馬反複閱讀《滿洲語口語基礎語彙集》後，看到恍如站立眼前的古代滿洲人，不是別人，就是玉聞精一。

時過四十多年，司馬有幸能夠見到玉聞，這位從語彙集裡走出來的青年，他就站在面前，他不再年輕，已年過七十。1982 年夏天，見面地點在橫濱的 The Yokohama Hotel，司馬遼太郎住宿這家賓館。戰後，玉聞先生從上海到台灣，居住一段時間後，輾轉來到日本，後來一直住在橫濱市區。

1957 年左右，他在日中進出口公司工作，公司董事長是南鄉三郎，1958 年，在美帝全面經濟封鎖中國的艱難時期，玉聞的上司，到北京見毛澤東、周恩來、廖承志，積極推進日中友好，為中日邦交正常化起了重要的作用。玉聞，他就在這家公司工作。

1957 年 8 月，在東京，有日人東鄉，拿了一份雜誌到日本橋俱樂部會館的日中進出口公司的住地，希望把這份雜誌轉交給毛澤東。

在會客室，有一中國人接待東鄉，此人彬彬有禮，八月的熱天，穿著上衣，略有四十五、六歲，像個紳士。東鄉思量，這絕不是一個小人物。他遞出名片，上面記“玉聞精一”。經過交談，發現玉聞見多識廣，博聞強記，各方面有很深的造詣。

雖然是短暫的會面，但東鄉眼裡的中國人----玉聞精一的雅量及其包容心之大，深深吸引了他。東鄉的回憶短文中如此記載，他們之間，一生中只見過一面，為了給毛澤東捎去一份雜誌的緣分。

「我住橫濱，我去見你」，玉聞說完，特意來到賓館見司馬。名片上寫著「玉聞精一」。

司馬說，可否給我寫滿文名字？說完，伸出筆記本，玉聞當即就在筆記本一角空白處寫下：kuwalgiya wekjingga（參看玉聞精一簽字筆跡。筆者按：依照原文圖版轉寫，正字作gūwalgiya wekjingge），司馬難以忘懷這個文字，他看到玉聞寫的滿文簽名，激動不已。

他知道滿文創字之初，借自蒙古文字。畢竟司馬年輕時在大阪外國語大學學習過蒙古語，少年時期選學蒙古語，主要目的是想進外交部，然後到遙遠的邊境工作，三十歲後開始寫小說，他曾這樣夢想過。站在眼前的玉聞的經歷，重疊在司馬自己身上。

在近代日本的出版史上，一本小說的後記，貼著滿文簽名的日文圖書，除了司馬的《韃靼疾風錄》之外，我還從來沒有見過。

玉聞身穿一身整齊的灰色西裝，身段不算太高，隆起的肌肉，特別能感覺到女真人的血性。一起橫穿賓館大廳，司馬發現，玉聞走路健步如飛。

他們走下樓梯，找了家和式的房間，一起吃飯。司馬發現玉聞言談直爽，簡直不像是一位七十四歲的人。淺黑的膚色，頭髮硬直，額頭顯出男子漢氣息，感覺很精悍。笑起來像少年，面容祥和。與玉聞攀談許久，才知道因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子，深受父母珍愛，為了預防得病，將他裝扮成喇嘛的樣子，唯一的希望就是讓他遠離病疾，當地人深信如此能保住孩子性命。

面對七十四歲的玉聞，看著他的面容，命運多舛，司馬百感交集。

聊了一會，才知道，當年，留學日本，剛好碰上滿洲國外交部的外交官考試，被人推薦，考試合格。當時，因日語不是很熟練，用俄語應考合格。這完全得益於他在新疆學就的嫻熟的俄語。我的朋友給我留言，現在是考試前拿到考卷，有些人都考不上，這人真了不起！我回覆：考前拿考卷，即使考上了，恐怕也很難成器。我說，這我不相信。

不僅司馬在尋找錫伯人，玉聞先生也一直尋找錫伯人。今天，在東京工作的吳玉楓博士寄來一段回憶如下：

我第一次去日本探親大約是1989 年 6 月 20 日，這一年比較特殊。當時因為你立新阿哥在東京電機大學留學。大概七月中旬，我們突然接到玉聞精一老先生的電話，電話裡確認你立新阿哥，是否是郭立新，是否就是從新疆來的錫伯族？隨後，他就告訴我們，說他是長期生活在日本的錫伯人，想約個時間和我們見面。當時，我們倆在日本接到生活在日本的我們錫伯族老鄉、老前輩的電話，心裡是萬分激動，特別高興！所以，就立馬約好 7 月 30 日中午，在橫濱車站與玉聞先生見面。

見面那天，我和你郭立新阿哥一起去的。當天，陽光燦爛，特別濕熱！我們也覺得一個出生於新疆察布查爾的錫伯人，在那個年代是如何來到了日本，我們帶了許多疑問去見他。

第一眼見到他，他給我們的印象是身材高大，西裝革履，看上去很有學問，氣質非凡，很有修養的耆老。他見到我們顯得有點激動，用錫伯語互致問候，對我們特別親切。不停的說今天能夠見到你們特別高興！能夠見到從察布查爾老家來的老鄉，真是太高興了！我們隨著他坐上巴士，去了橫濱街附近的山下公園，他說他的眼睛有點眼病，不自覺地會流眼淚，不能被陽光照射，所以，那天他戴的是墨鏡。那天流露出很悲傷的樣子，說他的妻子兩個月前去世，對妻子的去世，感到很傷心。他說，妻子是一位很賢惠善良的日本女性。

玉聞先生移居日本後，和一位比自己年輕的日本女性相遇結婚，生活很幸福，有一子，兒子成家後，自己獨立生活。

他說他一直都很思念自己的家鄉和鄉親老友，有生之年，希望能夠回自己的錫伯老家看看，就是他心中最大的願望，你們知道，中國有句古話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呀！很遺憾，一直沒有一個好的機會能夠實現！現在年老，手腳行走不便，恐怕以後也難以實現了。

當時，看上去他面部顯出非常傷感和孤獨的表情。當時，我們看著他，心裡感到特別的難過。在海外生活多年的我們，現在終於明白了，當年那位老人的複雜的心情。然後，他說我們去中華街走一走，那時我們也是第一次去。

他的腿確實不好，行走有點困難，我扶著他的胳膊，慢慢走到了中華街，我們一邊走一邊觀看街道兩側小店舖擺滿的中國物產品，他說我們去飯店吃點東西吧，他帶我們進入了一個叫聘珍樓的中華料理店吃的飯。他說他還記得，而且特別懷念家鄉的錫伯餅和花花菜（他用錫伯語說）。

吳玉楓博士寄來的留言，給我莫大的寬慰。他們夫婦是在日本第一位見到玉聞先生的錫伯人，也是玉聞先生多少年來，第一次見到牛錄來的錫伯年輕人。那一天，他的心裡一定充滿喜悅。我理解他當天為何帶著墨鏡，為何會說他有眼病。這一年玉聞妻子逝去，他怨自己，為何一直活到這個歲數・・・・。

這一天，他們仨人，在橫濱中華街的中餐館，一起吃飯，玉聞先生點了自己最喜歡的皮蛋，郭立新博士說，這些情景至今記憶猶新。

想起來了！我給玉聞祐回了第一封信〔2016 年 2 月 18 日 9：11〕：

玉聞先生：您好！

感謝您的回信，我是依拉齊牛錄出身的Kicengge。當然，用羅馬字也可以寫成Kicengge Sumur。現在大學主講歷史，家住京都。

找了二十年了！終於找到了！

現在電車上，到了研究室就給您打電話，非常高興。我的電話是 090-000-0000。三十分鐘後，我給您打電話。請多關照。

Kicengge

寫到這裡，我聽到收信的音響，傳來柔和的一聲「叮鈴」，提醒我收到信件。我背起行囊，帶上寫字錄製用的傢伙，走出大門，直奔東京。

〔致謝：衷心感謝郭立新博士、吳玉楓博士提供並允准發表回憶短文及珍貴合影照片〕

參考文獻：

• 《大阪每日新聞》（1935.5.27，日文）


• 司馬遼太郎，《韃靼疾風錄》，東京：中央公論社，1991 年。


• 謝維揚等主編《王國維全集》第十五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 。


• 王慶祥、蕭文立校注，羅繼祖審訂，長春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王國維羅振玉往來書信》，長春：東方出版社人，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