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陳澄波一生的創作,個人曾提出陳氏三個主要的關懷面向:
一是對風土的熱愛、二是對文化的關懷、三是對前衛的追求(見〈陳澄波的三向思維〉)。
其中「對文化的關懷」一項。除 1929 年至 1933 年,因旅居上海,任教美術學校,引發對中國水墨繪畫的興趣,深入研究,而反映在創作上外(參臺北故宮「藏鋒:陳澄波特展」),做為臺灣人,陳澄波對臺灣原住民文化,是否也有過一定的關注?
尤其是出生嘉義,經常前往阿里山寫生,是否也因此關心過當地原住民的文化、生態?
如果有,又是什麼時候展開的?有過什麼具體做為和表現?
這些都是引發研究者極大興趣的謎團。
隨著 2014 年「陳澄波百二東亞巡迴大展」的展開,激起很多和陳氏相關史料、文物,乃至畫作的重新發現,完成於 1930 年的《東臺灣臨海道路》60 號油畫,正是其中一例。
關於《東臺灣臨海道路》重新發現的過程,《典藏.今藝術》277 期(2015.10)已有專文報導,本文則從此作的發現,進一步探討陳澄波對臺灣原住民文化的態度與作為。
1930 年,陳澄波前往上海任教的第二年,適逢臺灣第 11 任總督上山滿之進(Mitsunoshin Kamiyama)的卸任事宜進行中。這位 1926 年至 1928 年在臺任職的總督,是臺灣第一位以農林專業任職的文官總督,任內除大力推動臺灣造林工作之外,也是推動成立「臺灣美術展覽會」和臺北帝國大學(今臺灣大學)的臺灣總督,和臺灣美術界、文化界有深厚的友誼。
依照日本官場慣例,在總督離任時,全臺公務員會捐出一日所得,做為歡送總督的賀禮,然而上山總督卻將所得禮金全數捐出,並指定做為研究高砂族的專款(1930 年 10 月 16 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上山前總督基於對臺灣的喜愛與懷念,特地委請當時人在上海任教的陳澄波繪作一幅臺灣風景,同時還特地指定景點為臺灣東部海岸的斷崖(1930 年 10 月 16 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為此,陳澄波在當年 8 月中旬,在臺中公會堂的畫展之後,即刻北上,經蘇澳,到達東海岸太魯閣峽谷出口的達奇里溪實地寫生(1930 年 8 月 26 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作品大約在隔月(9 月)中旬完成(1930 年 9 月 12 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這件作品,以一種平遠的視角、廣寬的構圖,畫出山海交界處的東臺灣海岸,當中有一條道路由半山腰下方橫過,路口還有兩位原住民婦人(應為母女),穿著有著紅色圖案的白衣,正背著重物往遠方走去,這點景人物既強化了背景山勢的高大,也襯托出臨海道路的深遠。
作品完成後,上山前總督還特地找人以雅美族(達悟族)的拼板舟船板,保留上頭的紋飾,做成畫框,凸顯了總督對臺灣,尤其是原住民的喜愛和懷念;送回故鄉後,應是懸掛家中。而陳澄波另件題名《山居(太魯閣)》的 20 號油畫,創作年代未詳,看來,也應是此次東部之行的作品(此作目前由東京藝術大學典藏)。
值得注意的是,當陳澄波完成囑託、繪成《東臺灣臨海道路》的第二個月,1930 年 10 月,臺灣便發生了震驚世界的「霧社事件」。
「霧社事件」或許有源於莫那魯道個人和日本官員間的恩怨情仇,然而繼任總督採「武力平定」的番族政策,顯然更是主因,既激起了原住民的不滿,又採取不人道的強力武裝鎮壓。這樣的政策,引發當時社會正反不同的意見;而早在事件之前,1926 年,人類學者森丑之助(Ushinosuke Mori)甚至對布農族「大分事件」表示抗議,在由臺返日的海途中,跳海殉道。
從接受上山前總督的邀請作畫,前往臺灣的「後山」,到霧社事件發生後社會引發的大規模討論,相信都是陳澄波自此強烈關懷臺灣原住民文化的重要因由。
對於臺灣原住民的調查研究,本來就是帝國殖民者統治臺灣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當年領有臺灣時,緊跟著軍隊登台的,就是一批人類學家。瞭解被統治的人民,才能有好的統治政策,這也是近代政治科學化的重要概念。
基於統治的需要,人類學家為政權服務,政權提供必要的資金與資源,包括那些揹著沉重玻璃板底片的工人,也包括那些拿著長槍保護,以避免「生番」攻擊的士兵;但基於學術本身的良知,這些人類學家也提供了許多具建設性的意見,如森丑之助的反對遷村等。
對原住民文化的關懷,不管基於何種用心,在日治以來的學術界形成一種普遍的現象,應是可以確認的事實,即使以創作為任務的美術界亦不例外,甚且更為熱心,例如:就在陳澄波繪作《東臺灣臨海道路》的前一年(1929),第三屆「臺灣美術展覽會」,鹽月桃甫(Toho Shiotsuki,鹽月普吉)便提供了一件名為《祭火》的參展作品,描繪原住民在暗夜中進行傳統儀式的畫面。霧社事件爆發後,他更以人道的精神,描繪一對原住民母女驚恐逃亡的作品,表達關懷與抗議。
陳澄波在霧社事件後的 1933 年 6 月,因上海「一二八事變」,被以「日本僑民」的身分,驅離上海,回到臺灣。此後,便可見他深入原住民部落寫生留下的速寫,包括:1935 年的《拉拉吉社遙望-SB19:35.4.1》,1938 年年初的《交力坪-SB24:38.1.9》(今嘉義竹崎)、《生毛樹公學校-SB24:38.1.6》,和《員潭山-SB24:38.1.6》等地風景,及交力坪地區《女子軍材木搬-SB24:38.1.9》、《材木運搬夫-SB24(38.1)》等鉛筆速寫作品。
此外,從日後整理陳澄波遺物所發現的大批藏書、照片、明信片及文物,更可證見陳澄波是一位對臺灣原住民文化具有高度關懷的藝術家。這些遺物,包括:藏書《臺灣蕃界展望》(臺北:理蕃之友發行所),陳澄波本人和三位原住民婦女的合照,以及大批原住民婦女的個人照,均著盛裝,應是做為未來繪作人物畫的參考。
而在明信片方面,計有: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發行的第一集,一本 12 張,含博物館全景及陳列室全景外,個別的文物明信片有:臺灣特產帝雉、蕃刀、排灣族雕刻、雜器、雅美族人偶、原住民藤編,乃至南洋民俗工藝品等。其次,又有《日月潭印象》明信片一套,以風景、人物為主要內容。再是《霧社:櫻花名勝》一套,以霧社的風景、民俗為內容。
最後是《興味濃厚的臺灣蕃地風俗》明信片一套,內容更廣,包括:蕃婦的針線活、飲食和酒宴、織布、蕃屋、舞蹈、主食薯黍、搗栗等;以及一些個別的明信片,內容有獵豬、禮服、搬運糧食的蕃婦、霧社櫻花樹下的酒宴、眉原部落生蕃住民、太魯閣生蕃飲食、日明潭婦女、太魯閣原蕃等。
圖像資料的廣泛搜集外,陳澄波甚至收藏一批年代相當早期的蘭嶼原住民陶偶、煙斗、煙盒等;甚至連自己使用的畫袋,都是泰雅族的「蕃布」所製成。
陳澄波一生的創作,不是來自早慧、天成的才華,其感人處,往往來自苦苦追求、深刻體驗研究的成果,因此散發巨大、深沉的文化重量。透過《東臺灣臨海道路》的再現與大批文獻、文物的發掘,我們更可相信:在陳澄波的藝術探索之路中,正積極蘊釀著一批以臺灣原住民文化為題材的作品,只是 52 歲猝逝的生命,讓這樣的一個夢想未能實現,卻留給後人更多的省思與想像。
(本文作者為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