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近年香港六四悼念爭議不斷？

對於香港學聯首次缺席維園六四燭光晚會，於六四慘劇喪子、發起天安門母親運動的丁子霖接受《明報》訪問時說，「應尊重年輕人的選擇，毋須任何事都搞『大一統』，尤其是民主。」

今年六四前後，很多人議論六四悼念的方式與目標，但有這種氣度與視野的論者，卻幾近於無，對話欠奉。具體而言，受爭議的是甚麼？議題有多重要？為何今年支聯會的港大民調評分會創1992年後新低？今年維園悼念晚會出席人數為13.5 萬，是自2009年六四20週年、出席人數從08年的48,000人躍升至150,000以來的新低，原因何在？現在的公共討論，足夠理順這些問題嗎？

很多人很快便將社會間對六四悼念的各種新想像歸因於年青人──特別是強調「本土」的年青人──這種看法其實有點粗疏。

很多人似乎忘記，2006年公民黨成立初期，並未將平反六四列入政綱，當時身兼主席的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系主任關信基在電台節目中表示，執於六四問題，只會阻礙香港民主發展，這種觀點，與今日愈來愈有市場的「中港區隔」論，頗有扣合之處。

對將「六四」與「本土」扣連嗤之以鼻、視「本土」為自私不理會「同胞」死活的眾多論者，似乎也少有注意到，即連支持支聯會維園悼念方式的論者，亦將「本土」念念在茲、積極擴大他們對「六四」與「本土」關連的解釋話語的影響力，甚至今年維園悼念晚會，也刻意增強「本土」元素。這些社會現象，我們又應如何理解？

這場爭論中，值得深思的問題，起碼有兩個：其一，「六四」與「本土」有何關連？其二，悼念六四所用的口號與倡議的目標，是否需要照顧與重視中港之間的邊界、港人相當鮮明的身份認同？關注這個邊界，有著何種道德意義？換句話說，悼念六四的方式與目標，是否需要扣連與回應中國治下、港人刻下身處如資深傳媒人程翔所說日趨「四化」（註一）的政治險境？

從歷史脈絡看，「六四」與「本土」的關連，不能忽略「中港區隔」訴求這一環。「六四」發生的80年代，正是決定香港主權移交命運的年代。有起碼三點，可以見到當時香港社會上下有著希望「中港區隔」的思潮：
 
其一，80年代公佈的大型民調，都可以見到大部份人不願意回歸中國；
 
其二，香港政壇元老鐘士元1984年訪京時說，「香港人面對九七回歸有三個主要擔心：第一，擔心將來的港人治港，實際上是京人治港；香港人第二個擔心是，九七後，中國處理香港事務的中低級幹部，將來在執行上不能落實中央的政策，不能接受香港的資本主義和生活方式，處處干擾；第三，雖然港人絕對信任鄧主任及現在的國家領導人，但擔心將來領導人又走極左路線，改變現行政策，否定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政策，使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全部落空。」至今這些顧慮不但沒有在香港消失，反而加強。
 
其三，1989六四發生後，人心惶惶，很多社會精英移民外地，故此至今好些口說「心繫中華」的論者，因在六四後恐共而作了保險、手持外國國藉與護照。一些上流精英，更曾成立組織Road of Abode Delegation （R.O.A.D），計劃在澳洲租或買地、建立「新香港」。當時英治政府為平定香港「信心危機」，故此推出「玫瑰園計劃」、興建新機場。
 
閱讀《立場新聞》最近關於曾經在八十年代倡議「民主回歸」的匯點成員專訪，會發現他們所以「反殖」，也不純然因為受到「血濃於水」的「民族感召」。
 
縱然匯點1982年的《我們對香港前途的建議》計劃書，強調民族主義是我們基本原則之一，也是我們考慮香港前途問題的出發點」，但當被問到為何匯點知識分子所唱的論調、與其時就回歸問題的民意背道而馳，匯點成員之一何芝君說，自己一心只希望反對殖民統治，對中華民族主義則觀念淡薄──「在普世價值上，殖民主義是具壓迫性的嘛……無理由面對一個殖民地的宗主國，你還要叫它留低！」她說。
 
事實上，香港華人的「大中華情意結」並非自有永有、與戰後的人為操作不無關係。香港學者羅永生的文章〈1960-70年代香港的回歸論述〉，相當詳細地闡述了這段歷史。二戰後的香港，是冷戰場地，中共曾在此地積極統戰海外華人意識形態上的「人心回歸」，香港發行的《盤古》雜誌和後來由李怡主編的《七十年代》雜誌，便是當時的重要平台。
 
《盤古》這份雜誌，份外值得注意。1967年，它由一班散居在港的民族主義知識分子所創辦的，在香港和海外華人社群之間廣泛流通。《盤古》雜誌的初期，表現出濃烈的反共立場，但在不足十期之後，急速向左傾，「在1970年代之初更成為香港毛派（即「國粹派」）青年學生運動的喉舌」。第10期《盤古》包錯石撰寫的文章〈海外中國人的分裂、回歸與反獨〉，便呼籲推動海外中國人的「回歸運動」。
 
這類親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曾引起質疑。1969年，香港大學學生刊物《學苑》，便有一篇題為〈我是個「香港人」〉的文章這樣寫道：
 
「而我自己生於斯、長於斯，在香港大學唸書，用香港納稅人的錢，卻只空談愛國，對香港的不平等、不合理的現象，孰視無覩，香港四百萬同胞，漠不關心。其實又談甚麼愛國……其實如果我們不能面對香港目前的問題，甚麼中國重建、回歸、文化重擔的口號，都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夢話，現在不能為香港的中國人犧牲的，將來也不能為祖國的同胞犧牲。如果我自已不能為香港的同胞做事，又何苦空談將來回國服務，以不可知的未來、空泛的理想來麻醉自己，徒然堆砌空中樓閣來逃避良心自譴？…China is but an empty shadow. Hong Kong is concrete…It is only recently that I realize I value a strong sense of justice much more than a strong national sentiment, that Hong Kong is much more authentic to me than China.」
 
吊詭地，這幾十年前中國與香港本土之間的論爭，重現於今日香港的時空，成為六四悼念爭議的重要背景。

這為現在流行以「民族情意結」出發悼念六四的觀點帶來可商榷之處。謝志鋒在2015年港大學生會舉辦的六四晚會的發言，為這種「民族情意結」觀點立下了有相當代表性的演繹。他從「大中華」情感與功利角度，闡述悼念六四時中港邊界意識沒有必要存在的原因。
 
依他觀點，從情感角度看，六四是五四運動的延伸，與香港九二八性質一樣，都希望藉著推動民主帶來進步；既然中港是「中華民族」「一家人」，政治目標又一致，港人因此沒有理由「離家出走」。其次，要對抗中共，謝志鋒認為香港不能「單打獨鬥」、需要連結大陸盟友，始能成功爭取香港民主；這亦接近於很多人說的先有「民主中國」才有「民主香港」發展方程式。
 
近年香港公共討論的一個奇怪處，是對香港本土思潮非常敏感，動輒會將之標籤為「排外」；但對「中華民族」的近代建構特質、其「大一統」「車同軌、書同文」扼殺地方多元的意涵、其真正極其排外的「血緣」思維卻置若罔聞。
 
以我們耳熟能詳「我們都是炎黃子孫」的述說為例，日本學者坂元 ひろ子曾在其著作《中国民族主義の神話》指，「黃帝神話」主要是將黃帝定位為「中國人」的共同祖先，並視許多少數民族為漢民族 （即黃帝子孫）所繁衍的後代，而這種強調純種血緣的「黃帝神話」，事實上是在複製日本國體論、「大和魂」神話的做法，建構中國版「黃帝魂」漢民族神話、命運共同體意識。
 
著有《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的哈佛學者Philip A. Khun，在其研究海外華人的著作《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亦曾指出「中國人」是近代建構之物。由於沒有今日中國之「愛國」與「賣國」的觀念，東南亞華人曾是殖民地者的重要經濟盟友，由此積累了可觀的財富、增強了原住民的次等意識，成為二十世紀之前排華的社會背景。即使後來民國成立，推動中華民族情意結，Khun亦指出海外華人的「中國意識」是被教授而有而非自有永有。
 
這套強調血緣的「黃帝魂」論述放在香港，顯得格格不入。有家族幾代居於香港、在港出生讀書工作的南亞族裔人士，只因缺「中國血緣親屬」而無法申請香港特區護照。事實上，現於香港大學任教的學者史書美，在著作《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提出「華語語系」思想，正正有著反中國霸權、反殖民的意味。
 
她的想法是，我們不能憑著全球華人有著相近的樣相，就假設地方文化因素的影響不存在、全球華人都有著與中國大陸人同一樣的身份認同、文化性格與政治取向。新加坡《海峽時報》近期文章How China is losing South-east Asia，論述中國唯我獨尊的「恩主心態」如何漠視中國與東南亞互惠互利的關係、進而敗壞其在東南亞的名聲，與中港距離愈來愈遠的原因幾近一脈相成。
 
說香港與中國人民的政治行動本質相同、混為一談，其實是有意無意忽略中港情況不同、一國兩制存在的重要性。港人所以會對趙連海只是就毒奶粉問題製造議題、引起關注，就被當局以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半感到異常驚訝，是因為我們活在一國兩制之下，仍有遠高於大陸的社會自由。
 
但港人刻下身處的政治狀況，就如台灣學者吳介民所形容一樣，中共政權「越來越趨向法西斯化，它不只本身不民主，還試圖扼殺臺港的民主」（註二），正因為此，近年香港有愈來愈多的人在憂慮「一國兩制不保」、「自由不保」。
 
退一萬步說，如果自由是良知的基石、如果香港可以擺賣的中國大陸禁書《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對在港陸客而言如此吸引，而六四悼念的一大道德意義，是認識專權遺害、保存自由進而良知、繼而蘊釀行動，那為何悼念不以保住香港為起點，要捨易取難呢？
 
再者，如果「民主XX民主YY」方程式管用，那我們又應該如何理解緣何在民主日本下，沖繩仍要不懈抗爭反殖，而在民主英國下，蘇格蘭要搞獨立公投？台灣學者吳介民接受香港《信報財經月刊》訪問時，曾直指所謂「中國一日沒民主，香港也不會有真民主」之說，「只是託詞，我不同意」；而按他的觀察，香港回歸後的政治生態「不但沒有趨向中國化，反而是背向中國化…但也不能說是台灣化，而是一種在地生根的本土情懷的誕生。」
 
如果有論者認為不必認真，喊叫「建設民主中國」只是為了宣揚香港有別於大陸的自由價值，那麼這種看法一則是少看了口號的行動影響，二是以為在搞思想研討會，而忘記當下我們所認識的香港正處於存亡之秋。
 
或會有論者認為不應「政治化」六四悼念、人們點燃觸光只是出於人道關懷。如果我們信奉普世價值、關懷全人類，那我們為何不以同樣規模關注赤柬人道罪行、新彊西藏的邊緣抗爭，或者盧安達大屠殺？柬共是由很多人心繫的家國的政權中共所扶植，新彊則理論上屬「中華民族」一員，在香港爆發九二八前後，據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消息，中共疑似在新彊進行屠殺，今年更踐踏彊人的信仰，要求餐廳與商店必須出售穆斯林不得碰觸的菸酒。盧安達大屠殺至今二十多年，陰影猶存。
 
簡括而言，如果道德追求的一大目標是多元，那麼保存學者李歐梵口中「雜糅」多元的香港，乃道德行為，正如我們不會認同對新彊西藏遭受不同方式的清洗坐視不理。從功利角度看，先保住香港的自由與獨特性，其實可進而造福廣大中國人民、讓他們有靈根自植的土壤，這正是當年反共、南來文人錢穆與唐君毅，寄望香港他日復興中華文化的理想。
 
在香港如此時空，如何承傳六四的道德信仰，正是當下爭論的一大軸心。只可惜，積極發言的「飽識之士」，卻少有丁子霖的氣度。

註解

• 一：程翔指的「四化」，是「兩制」漸趨「一國化」、西環治港「常態化」、意識形態日益「大陸化」、治港隊伍「左派化」


• 二：見馬來西亞《燧火評論》，〈專訪吳介民：中國因素與本土意識（上）〉，2015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