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三位來自加拿大的黑衣人,出現在美國哈佛大學的校園附近。他們的目標,是哈佛的甘迺迪政府學院中,一位名叫葉禮廷(Michael Ignatieff)的政治哲學教授。
在甘迺迪學院附近的一間高級飯店,葉禮廷帶著太太,和這三位黑衣人見了面。
葉禮廷並不清楚這三個遠道而來的人目的何在。不過,對方單刀直入,向葉禮廷說明了目的:他們想要說服葉禮廷放棄哈佛大學的教職,回到故鄉加拿大,代表加拿大的自由黨,參選國會議員。
葉禮廷出生在加拿大的多倫多,並且在多倫多大學完成了大學學位,是不折不扣的加拿大人。不過,他在大學畢業之後,就跟故鄉的漸行漸遠。他先到了英國留學,後來進入哈佛大學歷史系,並以一篇關於英國監獄歷史的論文,拿到了博士學位。
之後,他轉往英國教書,擔任過BBC的電視和廣播節目主持人,也當過記者,還寫了好幾本書。他關心政治,關心民主,也關心人權,經常在報紙上發表評論,在公共知識份子的圈子裡有著一席之地。他也曾經為英國知名的思想家以薩柏林(Isaiah Berlin)寫過一本傳記,兩個人成為了忘年之交。西元2000年,他被挖角回到哈佛大學,擔任人權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
當葉禮廷與三位黑衣人見面的時候,他五十七歲,已經是一位知名的作家,受人尊敬的教授,擁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人人稱羨的職位。這樣的他,有什麼理由要放下一切,回到他已經離開三十多年的故鄉,還要投入一場結果未知的選舉呢?
那天晚上,和三位黑衣人告別之後,葉禮廷和太太沿著校園附近的河畔,散步回家。一路上,他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不過,雖然葉禮廷離鄉背井多年,他對故鄉並非不關心。對於政治,他更是很早就有興趣。年輕的時候,他看著美國總統甘迺迪出現在電視上頭,他把甘迺迪當做自己的偶像,模仿著這位美國總統說話的姿態與神情。
十八歲的時候,他參加一場演講比賽,得到了冠軍。比賽之後,記者問他未來有什麼計畫,他的回答是:我想當上加拿大總理。進入大學之後,他也投入選舉活動,成為加拿大自由黨的義工,協助當時的皮耶.杜魯道(Pierre Trudeau)──加拿大新總理賈斯汀.杜魯多(Justin Trudeau)的父親──參與競選。
經過這麼多年之後,葉禮廷年輕時候對於政治的熱情,突然又回過來找他。
在經過多方考慮過後,那一年的聖誕節,他辭去了教職,告別了哈佛大學,回到故鄉加拿大,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葉禮廷在故鄉的政治之路,一開始可以算是一帆風順。2006年,在他回到故鄉兩年後,葉禮廷投入第一場選舉,成功地打敗對手,成為加拿大下議院的議員。
不過,只擔任一個陽春議員,並不是他回到加拿大的最終目的。
當三位黑衣人與他碰面時,他們就曾經建議過葉禮廷,做好計畫,準備參選自由黨的黨主席。當時的自由黨在加拿大執政幾十年,幾乎成為加拿大政府的代名詞。可是,當葉禮廷回到加拿大的時候,自由黨因為一場政治獻金的醜聞,支持度正在不斷的往下掉。
2006年的那場選舉,葉禮廷自己雖然贏得了勝利,但是整體而言,自由黨輸掉了三十個席次,甚至把執政黨的位子拱手讓給了加拿大保守黨。原本的黨主席Paul Martin,只好辭職下台,以示負責。那時,不少人都在期待一個強而有力的新領導人,能夠出來挽救這個正在衰亡的政黨,葉禮廷就是他們心目中的最佳人選之一。
不過,在那一年的黨主席改選中,葉禮廷以些微差距,輸給了他黨內的同志Stéphane Dion,他只好接下副手一職,擔任自由黨的副主席。
但機會一再來敲門。兩年之後,加拿大又一次舉辦全國大選,葉禮廷成功的連任議員,但與上次選舉相比,自由黨這一次又輸掉了更多的席次,黨主席再次下台負責。身為副主席的葉禮廷,臨時接下了黨主席的職務。幾個月之後,自由黨正式舉辦改選,葉禮廷毫無意外地當選為黨主席,也接下重擔,準備帶領著這個黨重新踏上執政之路。
從那時開始,葉禮廷從一位政治哲學的教授,變成了加拿大第二大黨的政治領袖,許多人對他寄予重望,認為他是柏拉圖筆下「哲學之王」(Philosopher King)的化身,能將智慧與權力融為一體,帶領國家擺脫庸俗和愚昧,走上光明的康莊大道。
從成為黨主席的那天起,葉禮廷的人生變得前所未有的忙碌。他走遍了加拿大的各個角落,幫忙黨內的候選人輔選,同時宣揚他的理念。他必須帶頭批評執政黨的施政,並且在加拿大的各個政黨之間合縱連橫。他有著數不完的媒體採訪,到每個地方都有人要跟他合照。在踏入政壇之前,他已經是個國際知名的學者,可是成為自由黨的黨主席,把他的名氣更推到了顛峰。
然而,成為政治人物,也讓他受到前所未有的檢驗與攻擊。葉禮廷在加拿大之外工作幾十年的經驗,就被對手拿來大作文章,他們在廣告上宣稱,葉禮廷只是回來加拿大「訪問」,對這個國家過去沒有付出,也並沒有深厚感情,是個「局外人」。葉禮廷認為這樣的批評既不公平,也毫無道理。只不過,這樣的耳語似乎在選民之間逐漸發酵。
2011年,加拿大再一次舉辦全國大選,這是葉禮廷擔任黨主席三年後,最大的一場考驗。
那天晚上,葉禮廷帶著太太,待在競選總部裡頭,外面擠滿著支持者。電視台報導著開票的消息,最後結果出來,自由黨在這次的選舉中,又丟掉了四十三個席次,從原本的七十七席,變成只剩下三十四個席次,不但輸給了保守黨,甚至輸給了另一個叫做新民主黨的反對黨。就連身為黨主席的葉禮廷,都沒能保住自己的議員席次。
這在自由黨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慘敗。面對著哭著一片的支持者和工作人員,葉禮廷說:「民主教了我們艱難的一課。」
隔一天,葉禮廷宣布辭去黨主席的職位,並且退出政壇,打包回家。他短暫的政治生涯,就這樣以一場難堪的失敗,畫下了句點。
《烈火和灰燼》,是葉禮廷在離開政壇幾年之後寫下的回憶錄。在書中,他坦承地記錄了這一場意外的政治試煉,和他一路走來的反省。
他回想在這一路上所受到的攻擊與批評,超乎原本的想像。不過他說,這就是政治,你的對手會想盡辦法的定義你的身分(standing),取消你在政治競賽裡的資格,而你要做的,是不要輕易感到受傷,同時必須知道如何反擊。
政治是一個毫不留情的世界,不只裡頭的人互相廝殺,周圍還有許多媒體記者虎視眈眈,等著看你犯錯。一位記者告訴葉禮廷,他們的工作就是就是緊盯的戰場,一旦看到有人受傷,他們就會跳進去補上幾槍。
但是除了對手的攻擊,葉禮廷認為自己的失敗,也來自他犯下的許多錯誤。他在政治的計算上,出錯過很多次,比如,他一度想聯合其他反對黨,扳倒執政黨,沒想到其他黨派臨時倒戈,讓他自己陷入進退不得的難局。
另外,他剛剛回到加拿大的時候,曾經有人問他,為何願意放棄教授的工作,投入政壇。葉禮廷直言不諱地回答說,「因為我想看看自己的能耐。」多年之後回頭看,他發現這是一個何其自我中心的答案。人民將選票託付給政治人物,是期待他為公共事務做出貢獻,而不是為了他測試自己的能力。
葉禮廷很清楚這一點,可是他太習慣學者的生活,太習慣只在意自己的想法,也太習慣想到什麼說什麼。他說,從政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他才慢慢學會,在大腦和嘴巴之間加一道屏障。他才知道,對一個政治人物而言,講真話是好事,但不代表他可以把可以所有真心話都毫無顧忌地說出來。
葉禮廷也說,成為政治人物,像是一進入一場永不停歇的電視節目,每一天,每一個時刻,都有人緊盯著你。你永遠不能失去耐心,不能輕易顯露你的脾氣。你需要永遠保持微笑,保持鎮靜。選舉是一票一票贏來的,而人們是否支持你,往往就在你在與他們短暫交會的那幾個瞬間。
有些政治人物是天生的演員,可以表現的毫不造作,其他人則必須不斷訓練和學習,可是永遠無法表現的那樣從容與自然,甚至可能在日復一日的表演中,失去了自我。──記住自己真實的模樣,是另一個政治人物必須修煉的功課。
你也必須學習如何對群眾講話。當一名大學教授,不管說什麼話,總會有一些人要聽;可是政治人物不一樣,政治人物講話,不是為了表現自己的聰明才智,而是為了和人溝通,說服眼前的聽眾,這些人未必在意抽象的政治理念,可是通常很在乎你會為他們做些什麼。
在那一場失敗的選舉過後,葉禮廷一度陷入了沮喪。他失去了政治的舞台,不知道該何去何從。前一天的他,還是眾人簇擁,突然之間,卻變得人去樓空。
還好,過去的朋友伸出了援手,邀請他回到大學教書。這給了他一個機會,回到他重新觸碰那些曾經再熟悉不過的政治哲學典籍,他重新閱讀西賽羅、馬基維利,還有韋伯。
他也重新拿起筆來寫作。葉禮廷說,他寫這本《烈火和灰燼》,是希望用親身的失敗經驗,給年輕一代的政治工作作為借鏡,並鼓勵他們勇於踏入這個世界。他想起了韋伯,想起這位十九世紀德國思想家所說的:
政治,是一種並施熱情和判斷力,去出勁而緩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說來不錯,一切歷史經驗也證明了,若非再接再厲地追求在這世界上不可能的事,可能的事也無法達成。 但要作到這一點,一個人必須是一個領袖,同時除了是領袖之外,更必須是平常意義下所謂的英雄。即使這兩者都稱不上的人,也仍然必須強迫自己的心腸堅韌,使自己能泰然面對一切希望的破滅;這一點,在此刻就必須作到──不然的話,連在今天有可能的事,他都沒有機會去完成。誰有自信,能夠面對這個從本身觀點來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 己獻身的地步的世界,而仍屹立不潰,誰能面對這個局面而說:「即使如此,沒關係!」 (dennoch),誰才有以政治為志業的「使命與召喚」。
政治之路不是一條坦途,但是政治可以是一種志業,美好的政治依然值得努力。他如此相信。
當葉禮廷寫完這本書的時候,一個朋友安慰他說:雖然你輸掉了選舉,但至少還完成了一本書。他不以為然的回答:我踏入政壇,並不是為了寫一本書。
但他轉念又想:不過,我的確完成了一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