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中國收回香港，或者可以避免

這是筆者看完中方史料後，在腦中興起的念頭。當然歷史沒有如果，但後世人仍不免「事後孔明」一番，猜想若當年某一個重要人物做了另一個決定，歷史會否完全改寫？

最近，有線電視新聞部制作的《前途解密三十後》第一集，訪問了一位不願意出鏡的中共資深黨員，進一步證明早前筆者引用的中方官員回憶錄，所說明的情況──中共一直都不想收回香港，只因後來英方催促中國領導人表明對 1997 年後香港前途的立場，中共基於國家民族顏面，才決定收回香港。結果這個決定，造成了自 1980 年代初至今都未曾完滿解決的「香港問題」。

因此，中國決定在 1997 年收回香港，關鍵未必在於《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期滿，而是英方催促中方表明對九七後香港地位的立場。若是如此，我們就可以問，究竟英方這種催促，是否可以避免？

中方重默契，英方重明確承諾，所以走去問鄧小平

相信大家都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對香港的公開立場，一直都是不承認三條不平等條約，中方會在適當時候，以恰當方式解決香港問題。雖然在私底下，中方一直都把新界租約「當回事」（當然中方必定沒有英方那麼著緊），因為新界租約一日未到期，英國及中國都可以「拖住先」，不須即時決定香港前途。

其實，在 1979 年 3 月麥理浩訪問北京時，英方好像已知道中方無可能與英國明訂新約，確定英國在 1997 年後，仍可以繼續統治香港，所以麥理浩只是問鄧小平：可否讓新界地契上寫的 1997 年到期，改為「仍在英國管理下，契約仍然有效」[1]，結果為鄧小平拒絕，可是當時鄧小平仍未決定收回香港。

及至同年 7 月，英方再向中國外交部遞交《關於香港新界土地契約問題的備忘錄》，當中提及取消新界土地契約的「九七大限」。其實，當時英方已「醒目」，只是希望中方對此《備忘錄》不作答覆，然後讓港府隨後做本地立法，取消新界地契到 1997 年屆滿的規限，而英方會同時表明此舉只為解決本地法律上的問題，不會侵犯中國對香港的立場，而當有人問起英方中國對此舉的態度時，英方就準備回答：已就此事知會了中方。

到中方真的收到《備忘錄》後，根據李後的回憶，中方對英國有以下回覆：

（此舉）是不必要的，也是不適當的，因此，中國政府奉勸英方不要採取所建議的行動，否則勢將引起對中英雙方都不利的反應。[2]

及至 1981 年底，中共中央正式決定收回香港，之後的發展，大家都知道了。

根據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的回憶，當年中國外交部官員聽到麥理浩想向鄧小平提出九七問題時，已力勸他不要在鄧小平面前提起此事。而長年參與中共港澳工作的黃文放，也在回憶此段歷史時指出：

我曾經跟英國人說：你們要懂得，愈是模糊的、原則的、抽象的、有默契的，往往會更好地解決問題，如果一定要講清楚，只會把中國逼上一條立即收回的道路[3]

至於最近播出的《前途解密三十後》第一集，也指出中方有關部門，曾經詳細研究香港的政治、社會及經濟等方面的情況，最後中共港澳工委得出的結論是：「香港還是不收，好過收」。由此可見，中共對於收回香港，是何等的不情願。因此，若當年英方不就新界租約問題，主動詢問中國最高領導人，而是先授意港府進行本地立法，解決新界地契問題，然後再按形勢謀定而後動，歷史或會改寫。

先讓港府立法而不問中方，歷史或會改寫

若當年英方不先問鄧小平，而是先讓港府有技巧地修改法例，將新界土地契約上 1997 年到期的規定，改為「只要在英國管治下，契約依然有效」，這樣，既可以繞過九七大限，又不會違反中共對香港的基本立場──在「時機成熟」前維持現狀。

若有外國記者詢問港府：「中方是否同意此舉」，港府大可以回答：「此舉不違反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及政策，而香港的長期穩定繁榮，符合中國、英國、香港居民及各國投資者的利益。」就可以將這些提問打發走。

事後，當有外國人問起中方對港府此舉的意見時，就可以順理成章地重覆一貫的說法：「香港毫無疑問是中國領土，我們會在時機成熟時解決香港問題，但在此前，會維持香港現狀不變。」這樣，只要中國不改變對港澳政策，英國及葡萄牙就可以永遠統治香港及澳門。

1981 年 12 月 24 日是香港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天

《前途解密三十後》第一集提到，中共中央是在 1981 年 12 月 24 日，正式決定於 1997 年收回香港，雖然片集並沒有說明從何得知此日期，但根據黃文放的回憶，中共中央書記處確是在 1981 年 12 月的會議上，「正式拍板」收回香港的。[4]

此日的決定，決定了香港後來的命運，亦造成了今日香港這個局面。

固然，歷史就是歷史，沒得返轉頭，可是，若這個假設性問題，可以促使我們了解當年中國收回香港的決策過程，我們就會更為明白今日香港問題的本質，並預測今後中國對香港政策的走向。還是老套一句：鑑古知今也。

[1] 李後：《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香港問题始末》，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頁61

[2] 李後：《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香港問题始末》，頁62

[3] 黃文放：《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及執行》，香港：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1997 年，頁 9

[4] 黃文放：《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及執行》，頁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