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南國現場】除了沙灘與海水，恆春半島還留存有150年前的記憶嗎？走入「瑯嶠」的當代探訪

過去，我們對這段時期的瞭解，都仰賴各邦來臺的官員們、軍人、記者、商人、傳教士、探險家的記錄與論述，除此之外，我們是否忽略了在地的聲音？我們是否曾經問起，150 年後的今天，那些倖存下來的部落族裔，他們又是如何記憶那段歷史？是否還有我們所不知道的歷史縫隙呢？因此，我們不能忽略田野調查的重要工作，透過走訪 150 年後的南國廢墟，挖掘塵封已久的南國聲音。

究竟，在這蔥鬱的歷史叢林裡，還有什麼樣的真相至今依然神秘？重返南國的路上，又將開啟什麼樣的想像？回顧這 150 年的歷史，我們又該如何面對當代的歷史問題？想瞭解這一切，就跟隨我們的腳步，一起重返南國吧！

走進 150 年後今天的瑯嶠，深入瞭解在地社會對 1860 到 1870 年代、與外國文化接觸的歷史還留下什麼樣的集體記憶，或許會發現，我們幾乎很難聽到娓娓道來的聲音，難以找到隱隱約約的痕跡。我們還可以為記錄這段歷史做什麼？

失聲的恆春半島：他們為什麼說不出口？

過去 150 年的歷史裡，恆春半島的形像幾乎都是由外文化去描繪側紀，我們能看到清國對待「番夷」的態度、西方文化觀察「野蠻」的好奇、日本企圖教化「不文明」的野心，但是我們是否聽聞過在地的人們說出他們記憶中的歷史呢？

一位受訪者是 20 歲初頭的石門村（牡丹鄉石門村）青年 Mulaneng，透過與他對談的過程中，我想知道在當代部落青年的記憶裡， 150 年的恆春半島前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Mulaneng 的親族之一來自更深山的四林村（牡丹鄉四林村），據其他幾位較年長的受訪者口述， 150 年前的四林格社以驍勇善戰聞名，在當地部落的口傳記憶裡，石門戰役與日軍對抗的原住民族群主力軍幾乎是四林格社的戰士，現在的石門村是事件後因應殖民者管理而形成的新聚落，Mulaneng 的父親在此出生長大，但是對於更早以前的家族記憶就沒有再聽說什麼了。國民教育成了自我認識的唯一途徑，然而國民教育所使用的歷史材料，卻都是外文化所編纂編寫，並不是我們所尋找的他們的聲音。

我們的另一位受訪者 Kayi Putaitai 是楓林村（獅子鄉楓林村）的射不力群族裔，她是楓林文物館的館長，同時也是一名母親，在她的口述記憶裡，或許補充了一些排灣族的傳統文化背景：

同樣的一句話，我們在走訪石門村及高士村（牡丹鄉高士村）時，也聽聞到類似的情形，150 年前的大屠殺記憶，被保留在那一、兩代人的生命經驗裡，他們的後代族裔所知道的歷史呈現支離破碎，除了歷代殖民者的高壓治理，部分原因或許在於這樣的文化習性。

不被流傳的記憶：失落的痛苦與災厄

「不幸的歷史不被流傳」是我們走訪許多個案之後，經常得到的共同答案。

在進行牧丹社事件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牡丹鄉的石門村及高士村，還有獅子鄉的楓林村，都遇到類似的情形：在原住民族群的聚落社會裡，他們留下的故事與記憶相當稀少且模糊不清，少數健在的八、九十歲長者也多不願提及 1870 年前後那段慘烈的屠殺故事，倒是在各個部落的口述歷史之中，或多或少都留下了一些「不祥之地」的相關描述，像是舊高士佛部落「Linivuan」及女乃山上的女乃舊部落遺址，這些掩埋在深山叢林的禁忌之地，就是當初被戰爭業火灼燒的傷痛之處，如今還留下許多未被發掘的遺跡，卻無人能再次述說那些不被流傳的故事。

我們同樣為了調查羅妹號事件的相關口述歷史，來到半島更南端的社頂部落與海岸一帶。當時此處是龜仔甪社活躍的地方，也是一直以來世界各國商船路經恆春半島、穿越巴士海峽的重要途徑，然而許多商船在未經龜仔甪族人的同意下隨意靠岸侵門踏戶，歷史上也曾經發生許多起龜仔甪族人被這些外邦入侵者屠戮傷亡的悲劇，埋下了衝突的火種。

如今，據說過去龜仔甪社所在的社頂部落甚至還留有一則「不吃雞」的民間傳說，相傳是雞鳴聲透露了龜仔甪社於深山茂林中的所在位置，招來那些凶狠的外邦而導致部落社群的災厄與毀滅，因此不飼養雞隻的習慣便延續了下來。只是，現在這民間傳說雖然存在於鄉里之間，實情真是如此嗎？

我們實際走訪了今天的社頂部落一帶，可以看到許多放養的山雞，而雞鳴聲在部落之間此起彼落，好似沒有這一段傳說或歷史的存在。在聖母壇附近，我們訪問了一位在地的老奶奶，她約莫 70 歲上下，是土生土長的社頂人。當我們問起關於社頂一帶的在地記憶，她是這麼說的：

那他們搬去哪裡了呢？關於社頂部落從前的一切，老奶奶完全沒聽說也不知道，最後我們問得她姓潘，這是我們唯一取得的資訊。

當我們繼續循線前往滿州鄉調查卓杞篤的豬朥束社，在永靖村（1870 年代前後為射麻里社的聚落範圍）與另一位 80 歲潘姓老奶奶聊天時，也得到類似的答案：

她們的眼睛都望向一處更遙遠的時空，像是過去記憶裡的人物再次浮現，而她們正在一一回顧著她們所知的過往，嘗試回答我們的問題。

有趣的共同處是，兩位潘姓奶奶所生所長的地方，150 年前後是在地原住民族群的傳統領域核心，而依據文獻記載，龜仔甪社與射麻里社又是兩個不輕易與外族互動的在地族群，很難想像在她們的生命經驗裡缺少了原住民族群的相關記憶，又或者是說，她們同恆春半島的其他部落一樣，沒有繼承那一段慘痛的歷史、記憶及身份呢？離去之際，留下了無限的想像。

如果在排灣族的傳統邏輯之中，災厄、痛苦與不幸在口傳歷史裡是不被傳承的，150 年前大規模戰火所造成的重大死傷，以及隨之而來的高壓統治，這些都讓部落的倖存者們痛苦而難以啟齒，實際經歷過戰爭的族人，不願將不幸與羞辱傳承給下一代，伴隨著長久的緘默及老一輩的凋零，所留下的故事也就越來越少了。

如今，我們所認識的在地受訪者大都是南排灣族群的中壯年人，他們的族裔原屬於不同的社群聚落，經過戰爭與殖民的迫遷，身為倖存者們的後裔，他們正積極努力地存檔並試圖還原那 150 年前的屠殺真相，也各自在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內，憑著古地圖與老人家少許的口傳記憶，組隊登山入林，走進那些失落的家園，嘗試遏止歷史與文化再迅速消逝。

兩把武士刀傳說：化解血仇與背負罪名

經過長年戰火與殖民鎮壓的摧殘，南排灣文化的破壞程度遠比楓港以北的北、中排灣社群更加劇烈，曾經豐富多元的部落文化，現在什麼傳統祭典幾乎都沒有留下，寧靜的像是沒有什麼值得受到喜悅與祝福的事情。

然而，從南排灣族群的集體創傷之中，我們也不是沒有發現有趣的東西。

我們在拜訪楓林村的射不力群時，聽到一則有趣的故事：排灣族的傳統社會裡，matatuqulj 是一種常見的和解、贖罪、賠償儀式，這不僅可用在兩個家族的通婚儀式上，在地方部落的紛爭之中，現在也依然沿用這種方式。

簡單來說，matatuqulj 就是我們當代流行語「大家踹共」的意思。matatuqulj 進行時，雙方人馬會齊聚一堂，透過仲裁者居中協調，讓兩邊的家族或團體透過語言把歷來所有憤懣不滿的事情一起表達宣洩出來，同時進行逐項和解的動作，直到沒有一點糾結為止。由這個傳統習俗看來，婚姻與紛爭並不是單純兩個人之間的簡單事務，而是家族與家族、社群與社群之間的集體事務，排灣族傳統就是利用 matatuqulj 的儀式來壯大社群之間的緊密關係。

巧合的是，我們在石門村採訪牡丹社事件的口述歷史時，受訪者也同樣提到了 matatuqulj 儀式在 1870 年代的應用。傳說，當日軍的戰火掃蕩整個牧丹鄉內的大小部落而準備離開之際，四林格社的頭人向日軍要求，雙方的仇恨應該在進行 matatuqulj 的地方規矩後才能離去，否則將被惡靈詛咒，把不幸帶回日本。四林格社頭人與日軍 matatuqulj 之後，雙方互贈了和解的禮物，而這些歷史的遺物，如今依然流傳在後代族裔的手中。

據我們得知的線索，官方文獻沒有紀錄的口述歷史裡，石門村留有一件四林格社的日軍和解遺物，那是一把未開光、未沾血的軍用武士刀，而丹路村也同樣留有一把日軍餽贈的武士刀，可是那裡發生的事情卻與石門村的「和解之刀」故事截然不同。

據說，巴士墨社的射不力群向來與女乃溪上游的女乃社族群關係友好，然而日軍北路沿著楓港溪而上，途經巴士墨社準備掃蕩女乃社時，巴士墨社中出現了親日的「叛徒」向敵方日軍輸誠，雖然由此保全了巴士墨社族人倖免於衝突的戰火，可是遭到背叛的女乃社部落卻慘遭槍砲的焚毀。巴士墨社的武士刀，大約是日軍餽贈的酬謝之禮，也是日本軍方賜予政治權力的象徵，親日家族在 1895 年後的日治時期特別受到禮遇而風光一時，然而被視為背叛戰友的歷史事實，卻在舊部落社會中被側目且受到譴責，這些故事也依然在當代的部落社會中，持續流傳著。

圍繞著遺物與遺跡的傳說故事，每每聽聞都令人讚嘆稱奇，可是回到歷史現場的當下，我們誰又能在烽火連天的選擇當中，既做出最正確的判斷？又勝任真正的英雄呢？

來自琉球的供品： 150 年後的歷史餘韻

我們雖然找到了一些珍貴的故事和遺物，但更多的是山海之間的滄桑和遺憾。

在羅妹號事件的調查之中，我們在船帆石附近探勘羅妹號船隻可能擱淺的身影，又攀登到社頂公園的茂密叢林中，眺望著巴士海峽的方向，遙想那 150 年前大航海時代的畫面。出火地區的火焰生生不息，或許從卓杞篤與〔美〕李仙得談和的《南岬之盟》（1869 年）開始，出火的火焰就日夜如斯地燃燒照耀迄今，可是卓杞篤與潘文杰等人的身影，卻是殘破瑣碎地保留在李仙得的觀察筆記裡，他們的後代族裔，是否還記得些什麼？或是已經在 150 年的殖民歲月裡，早已灰飛煙滅殆盡？

在牡丹社事件的調查裡，我們以自身有限的時間與方法，試圖在八瑤灣沿岸探索船難倖存者的登陸地，或是沿著各種文獻上紀載的歷史路線，想要找到一些想像的可能，或是歷史的蛛絲馬跡，然而我們所到之處，除了墳堆與紀念碑之外，還聽聞許多我們無法抵達的傳說中的遺跡，150 年如一日，它們依然安穩的沉睡在高山森林裡。

可是，除了殖民視野的歷史文獻與在地破碎的口述記憶，究竟還有誰記得這些烽火往事呢？在我們走訪田野之間，還真被我們「遇上了」八瑤灣事件中宮古島受難者的後裔。

 

據文獻資料表示，宮古島受難者的後裔們從日治時期開始就有數次訪臺的掃墓紀錄，而這個掃墓的傳統，今天依然持續進行著。

2019 年的 5 月初，在我們看完龜山腳下的「明智七年討番軍本營地」紀念碑[1]後，進一步走訪車城鄉的「西鄉都督遺跡紀念碑」[2] 及「征蕃役戰死病殁忠魂碑」[3]，猶如進行了一趟殖民政權與意識型態的更迭巡禮，最後落腳在統埔村的「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4]前，看到兩束枯萎乾燥的獻花及來自日本的供品，分別是「多良間島の黒糖」、「与那国島の黒糖」、宮古島所產的名酒「琉球泡盛菊之露」、宇流麻市的香菸品牌「Uruma」及「読谷（村）線香」，似乎是宮古島後人剛來掃墓拜訪過的痕跡，這些供品使得荒煙蔓草的淒涼墓地，散發著連結歷史的溫情。

據保力村（車城鄉保力村）的楊友旺後裔表示，也有那麼數次的經驗裡，突然來訪的日本人找到了保力楊家，即便語言不能相互溝通，可是恭謹的鞠躬及滿口的「ありがとう」，還是能感受到他們對 150 年前楊友旺的伸手相助的滿懷感激。

也許，歷史的傷痕不能癒合，可是我們能夠用不同的方式去記憶那段過去，宮古島受難者的後裔們選擇用這樣的方式與傷痛共處，那我們又該如何去面對那段歷史呢？

從車城鄉的龜山頂上眺望出去，這些穿梭在歷史之間的當代故事，如今依然在恆春半島持續醞釀著，即便我們看不到遇難的船隻、看不到外邦的軍鑑、看不到在地族群的愛恨糾葛，可是在追尋當代歷史遺留的線索時，或許埋藏 150 年的在地歷史真相，早已出現在我們的故事裡。

特此鳴謝

獅子鄉楓林村：曹毓嫻（排灣族名 Kayi Putaitai）、李聖龍、楓林文物館
枋山鄉善餘村：萬應宮洪先生、興國五金行
牡丹鄉石門村：邵齊（排灣族名 Mulaneng Tjuliaz ）、潘宗儒、古英勇、何凱琳、林一江
牡丹鄉高士村：陳貴龍 車城鄉射寮村：射寮張家族裔
車城鄉保力村：蔡宜宸、楊友旺族裔
恆春鎮恆春：張家族裔、念吉成、社頂部落潘奶奶
滿州鄉永靖村：永靖村潘奶奶
滿州鄉里德村：里德社區發展協會
文化諮詢：董曉婷（排灣族名 Valjuis Veneng ）

[1] 1916 年設碑。

[2] 1936 年建碑，民國之後改為「澄清海宇還我河山」，目前完全空白。

[3] 1936 年建碑，原址在石門隘口旁的虱母山腳下，據曾經參與搬遷過程的石門村林一江村長回憶，應是民國 65 或 66 年期間搬遷至今天的位置，然而搬遷的時候「忠魂碑」早已斷成兩半，其中一半下落不明，而今天所見到的忠魂碑底座，也不是按照原本的樣子拼裝回去。

[4] 1871 年建墓，原址在石門村的雙溪口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