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400，一座改變臺灣的城市

2026 年，我們紀念基隆的歷史邁入 400 週年，回望西班牙帝國在社寮島（今和平島）設立據點的那一年，西班牙人將這座據點命名為「至聖三位一體」（Santísima Trinidad）。當然，基隆港灣及其周邊的歷史遠不止 400 年。 16 世紀晚期，來自中國和日本的船隻已開始駛入這座港灣，與當地原住民金包里社（Quimaurri）和沙巴里社（Taparri）交易。這些船隻中，有的領有明朝或日本大名的許可，有的則屬於躲避明朝水師的海盜。

凱達格蘭（Ketagalan）或巴賽（Basay） 各部族在此地已居住數百年，甚至上千年。然而，大眾以 1626 年為基隆歷史的起點仍有道理：西班牙殖民開啟了一條歷史軌跡，最終使基隆成為臺灣舉足輕重的地方。

如此重要的地位，若只從西班牙人當初在基隆建立的聚落並無法看出來─那是一個既小且短命的據點。
 

西班牙人登陸社寮島

17 世紀初，西班牙帝國掌握了一條利潤極豐的白銀貿易路線，從墨西哥和祕魯殖民地的銀礦出發，橫渡太平洋抵達馬尼拉，再北上運往中國沿海。西班牙大帆船負責橫渡太平洋的航程，而馬尼拉至中國這一段航線， 則主要由中國商人經營。

西班牙人和荷蘭東印度公司都想打入最後這段航路，目光不約而同地落在位居航線中間的臺灣。 1620 年代中期，西班牙人決定占領基隆港，這個時機絕非偶然─對手荷蘭已於 1624 年在今日的臺南設立據點。

西班牙人於社寮島登陸後，在此建造市鎮和一座小型要塞，命名為聖薩爾瓦多城（San
Salvador），少數傳教士、士兵和商人也隨之進駐。聚落人口約 500 人，包含西班牙人、菲律賓人和中國人。這座位於基隆的基地仰賴馬尼拉殖民政府撥款，以及與鄰近原住民交易維生。聖薩爾瓦多城多也成為西班牙人在臺灣進一步擴張的基地：先是在淡水設立第二處據點，同時深入北臺灣原住民部落傳教，有時成功拓展，有時則因衝突造成傷亡。

但西班牙在臺灣殖民的時間並不長久。西班牙人未能將荷蘭人逐出臺南，反倒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 1642 年驅逐西班牙人，於聖薩爾瓦多城原址建立自己的據點。 20 年後，鄭成功的軍隊趕走荷蘭人，在臺灣建立第三個短命政權─東寧王國，但同樣未在基隆有所作為。儘管如此，17 世紀間，這座狹窄泥濘的港灣已先後引來西班牙人、荷蘭人和鄭氏政權。也預示了基隆日後的發展。
   

從邊陲到移民聚落

1684 年，基隆隨臺灣西岸和澎湖一同納入清朝版圖。此後，來自泉州、漳州的福佬人，以及廣東、福建交界地帶的客家人，時常避開清廷禁令，冒險渡過臺灣海峽，在肥沃的平原和丘陵地帶落腳。

當時，漢人移墾臺北盆地和北部海岸的步調遠遜於南部，但基隆卻引起了一位清朝官員郁永河的注意，他是最早深入臺灣的漢人旅行者之一。1697 年，福建軍火庫發生爆炸，庫存付之一炬，關於基隆一帶蘊藏硫磺的傳言，引領郁永河從南臺灣一路北上探尋。儘管旅程艱辛，但所獲甚微。此後一個世紀裡，基隆始終處於清帝國的邊陲。

往後，漳州人逐漸遷入基隆港灣的南端，建立漁村。約在 1800 年前後，他們建造了第一座廟宇─慶安宮，奉祀媽祖。聚落逐漸擴大；泉州人也隨後遷入，落腳在離水岸稍遠之處。漳泉兩群比鄰而居，使基隆捲入了 1850 年代席捲北臺灣的「漳泉械鬥」。地方士紳為化解族群紛爭，在中元祭安排 11 個姓氏宗親輪流主持祭典，讓居民以祭祀好兄弟的方式，平息積怨紛爭，避免彼此互相殘殺，徒增亡魂。
   

一座現代化城市正在誕生

大約同一時期，美國海軍准將培理（Commodore Matthew C. Perry）於 1854 年率領艦隊，從江戶灣返回廣州途中停靠基隆。船員勘測了港灣和周邊地區，並回報基隆當地約有 三千居民、附近有若干原住民聚落，腹地蘊藏煤礦。根據這份報告，培理建議美國在此設立據點，將基隆開闢為各國船隻自由通商的港口。數年後， 歐洲列強接續這項規劃，將基隆列入日益擴張的通商口岸名單，英國也在此設立了領事館和海關。

1860 年代到 1890 年代，基隆開港通商後，新興的經濟機會吸引更多人口湧入，市鎮規模幾乎成長 3 倍。其中包括後來成為臺灣五大家族之一的顏家。顏雲年與顏國年的祖父顏斗猛，便在此時遷入基隆，落腳於港灣東側山丘，開採煤礦販售。

隨著市鎮擴張，1875 年基隆增建了第二座廟宇，也就是奉祀開漳聖王的奠濟宮；1887 年又增建第 3 座，即奉祀城隍爺的城隍廟。1884 至 1885 年法軍占領基隆，使這裡成為國際衝突的戰場；隨後清朝巡撫劉銘傳下令興建從基隆至臺北的鐵路，基隆成為臺灣近代化建設的起點。一八九五年，臺灣因《馬關條約》被清朝割讓給日本，臺灣人民抗拒日本人接收的「乙未戰爭」爆發，來自美國的記者達飛聲（James Davidson）趕赴前線，他曾寫道：「基隆已死！」但他錯了─這座港灣和市鎮其實正要甦醒。
 
地理與殖民主義的交匯，再一次將基隆推向歷史的新階段。

這次，注意到這座港灣的是日本人。在短暫將臺灣總督府設於基隆之後，他們開始在這裡打造一座現代港市。港灣經過疏浚與整治、增設裝卸碼頭和船塢，並擬定新的都市計畫，涵蓋規劃整齊的街道、新式下水道、電力設施、公園、新火車站，以及串連起基隆至高雄的西部縱貫鐵路。這些現代化工程多由臺灣人負責施作，不少人在施工中喪生。如今基隆西側山丘上設有一座紀念碑， 銘記著這些工人的姓名。

經歷此番建設，一座新城市沿著港灣岸邊拔地而起，站在臺灣現代化的最前沿。
 

基隆第二個黃金時代

嶄新的城市蓬勃發展。基隆人口從 1895 年不到一萬人，暴增至 1940 年，超過十萬人。

舊廟翻修，新廟落成。每年農曆七月舉辦的中元祭規模與熱度不斷升高，人們在高砂公園（今仁愛區忠四路上）設立了永久的「主普壇」。居民組織數十個新社團， 從放款借貸、社會服務、住宅供給，到支援講座、藝術展覽和體育活動，無所不包； 咖啡館和劇場紛紛開張，基隆成為文人與旅客嚮往之地。

當然，成長之中也伴隨諸多新問題：平價住宅始終供不應求，霍亂等疫病時有爆發，碼頭工人和礦工發動罷工，殖民統治固有的不平等更是如影隨形。

 

基隆是多數訪臺旅客踏上與離開臺灣時必經之地，尤其在 1920 與 1930 年代，他們見證的是一座正步入第一個黃金時代的城市。或許更重要的是─正因為這座城市經歷了各種高低起伏、好壞交織，基隆成為臺灣最早凝聚出「臺灣人」認同的地方。

二戰結束後的數十年歲月，整個時代對基隆和它的居民並不友善。歷經 1946 年日僑遣返、米價與物價暴漲的經濟危機，以及 228 事件鎮壓中的無差別殺戮，到了 1950 年代中期，基隆首要港市的地位逐漸被高雄取代─基隆或許真的成了侯孝賢電影片名中的那座「悲情城市」。

在白色恐怖近四十年的年代裡，基隆的困境與臺灣各地遭遇相去不遠，它的居民也和各地的臺灣人一樣─基隆人堅持了下來。奠濟宮前的廟口夜市日益擴張、聲名遠播。古老的廟宇再度翻修，中元祭重新定位為「鷄籠中元祭」，活動擴展為整整一個月。就在城市開始重拾昔日活力之際，在地的歷史工作者也著手發掘、保存並呈現這座城市悠久的歷史。

在紀念 400 週年之際，基隆正步入第二個黃金時代。讓這座城市如今再度發光的，是過去與現在的交融，以及對未來的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