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香火止干戈，鷄籠中元祭的百年轉化

2020 年鷄籠中元祭前夕，我和夥伴前往基隆慶安宮採訪時任主委的童永（註1），當年的中元祭適逢「童」、「白」二姓協同主辦，看著已高齡 94 歲的主委神采飛揚地說著有關中元祭的種種細節，對他而言，能同時以「童氏宗親」與「基隆媽主委」（註2）雙重身分參與籌劃，無疑是人生中的莫大光榮。

究竟，這個讓全城為之沸騰的民俗祭典，是如何在百餘年間幾乎從未中斷地傳承至今？ 這個連結人與鬼、牽起過去與現在的節日， 對基隆人來說，又代表著怎樣的意義？
 

賽陣頭代替打破頭─要拚，就來拚祭典！

全臺灣都有的中元普度，為何唯獨基隆，從開龕門、放水燈到關龕門，整個農曆 7 月儀式不斷，發展出如此盛大而完整的祭典傳統？

這場祭典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先秦時期祭祀祖先與厲鬼的古俗。隨著唐代佛教盂蘭盆節傳入與宋代的庶民慶典文化興起，中元節在漢人渡海來臺前，就已具備今日人鬼共慶的祭典雛形。

然而，讓基隆的中元普度昇華為全臺規模最大的關鍵，源於 19 世紀初一段死傷極為慘重的族群衝突，也就是大家都曾在歷史課本上學過的「漳泉械鬥」。

分類械鬥在臺語中被稱為「拚」（piànn）， 是臺灣清代移墾社會常出現的衝突，自 18 世紀起便頻繁發生於全臺各地。從閩粵之間的互鬥、漳州人與泉州人的地域爭奪，到臺北城內泉州同鄉內部的「頂下郊拚」，不同籍貫地緣的族群為了爭奪地盤、水源與商利，彼此衝突層出不窮。

這樣的衝突，也同樣發生在基隆。當時住在今日基隆市區（今仁愛、中正、中山、信義區）一帶的居民多為漳州移民，掌控了港埠商業；而位於七堵、暖暖地區的居民，則多為自臺北盆地移往基隆河上游的泉州人聚落。兩方因語言、信仰與拓墾利益的差異， 摩擦不斷，衝突的規模也日漸擴大，甚至遷怒到彼此信奉的神衹上，更有「尪公沒頭殼，聖公沒手骨」的俗諺出現（註3）。

一名住在八斗子的漁翁杜披雲，在記載八斗子漁村鄉野傳奇的小說〈漳泉拚〉中寫道： 「漳泉拚時期過後，八斗子漁船要從八尺門經過時，常會被和平島及附近漳州人丟石頭、沙子等。」這段紀錄很真實地保留了昔日漳泉雙方水火不容的緊張氣氛。

至於漳泉械鬥與鷄籠中元祭有何關聯？目前較為普遍的說法是：1851 年（清咸豐元年），雙方在勢力範圍相交處的魴頂（今南榮公墓附近）爆發了一場極其慘烈的大型衝突。地方領袖出來調停後，由於死難者多為孤身來臺、無家眷後代的「羅漢腳」，地方遂收殮遺骨、集中合葬，並興建老大公廟奉祀，使這些亡魂有所安頓，也不致成為無人祭祀的孤魂。

而後，為了消弭漳泉之間的地緣界線，地方士紳結合原有的中元普度習俗，改由漳泉雙方皆有的「姓氏」輪流主辦普度。1855 年開始，他們約定以「賽陣頭代替打破頭」─無論你是漳州泉州，只要是同樣姓氏， 就要共同競爭面子與排場，把決鬥的戰場轉移到祭典的舞臺上！
   

融合日式盂蘭盆會，祭典愈發盛大

雖說在中元祭起辦之初，長期交惡的漳泉雙方沒有什麼互信基礎，後續還是發生了好幾波的械鬥衝突。但日久習慣也成自然，透過普度儀式撫慰哀悼死去的無主亡魂，希望祂們可以保佑生者，成為了地方共同遵循的傳統。如此年復一年， 歷經四十餘年的輪值傳承，鷄籠中元祭的規模日益盛大。到了日治初期，初來基隆的日本人也為這場盛大的祭典所驚嘆，甚至將其視為地方奇景，記載於當時的報紙之中。

隨著日本總督府的治理日漸穩固，作為離日本最近的口岸基隆，也成了重點發展城市，一連串的築港計畫與市區改正，使基隆一躍成為日本最為重要的港口之一。根據 1930 年（昭和 5 年）的統計， 在基隆的日本人比例高達 25％─也就是每四位基隆居民中就有一位是日本人。

雖然日本人開始移居這座城市，但從當時《臺灣日日新報》的紀錄中可以看出，鷄籠中元祭並未因政權更迭而消失。隨著基隆港市經濟日益繁榮，各姓氏宗親組織也逐漸制度化，使中元祭的輪值與籌辦有了更穩定的運作基礎。

而後，姓氏宗親會在為慶賀嘉仁皇太子（後來的大正天皇）成婚而興建的高砂公園內，以混凝土打造了一座兩層樓的八角形建築，作為中元祭的「主普壇」，平日則兼作音樂廳使用。

1929 年啟用時，輪值主普的「何」、「藍」、「韓」宗親會，在祭壇周遭裝飾了八百多盞電燈，入夜後在市區大放光明。此後，不同字姓輪值時，更競相妝點祭壇，甚至在主普壇兩側增設副壇，彼此爭奇鬥豔。原本興建固定的主普壇，是為了減少每年都要重新搭建的成本，但在基隆商業活動蓬勃發展與各姓氏競相投入下，反而讓中元祭愈發奢糜華麗。

為了避免殖民政府查禁或被視為舊俗陋習， 左右逢源的漢人領袖，也試圖在中元祭融入
日式「盂蘭盆會」的祭典元素，後來甚至出現臺日共同籌備，結合祭典花車與燃放河燈的大型慶典。

日治時期的基隆地方士紳積極投入中元祭的組織與動員，加上日臺社群商業網絡往來日益密切，使漢人的中元普度活動與日本的盂蘭盆會一拍即合。經過五十年的發展演變， 鷄籠中元祭融合了日臺文化，祭典內容也日益豐富，奠定了今日鷄籠中元祭的規模。
   

族群和解的初心

二戰結束後，隨著日人離臺、外縣市移居人口增加與地方勢力有所消長，基隆的社會結構再次面臨劇烈轉變。原有的「十一字姓」輪值體系逐漸難以涵蓋所有市民。戰後初期，經由多次協商，輪值組織正式擴增為今日大眾所熟知的「十五字姓」。

1952 年，政府推行〈改善民俗綱要〉等法規，對民間大型鋪張的普度祭典採取嚴格限制與節約倡導，也強制原本在 7 月底舉辦的放水燈活動改為月中施放。面對政治環境的轉變，基隆地方士紳再次展現出靈活的適應力。他們重構了中元祭的論述，大力提倡「族群和諧」與「慎終追遠」等精神，賦予傳統祭典更符合當時政治與社會氛圍的論述，使中元祭得以在威權體制的緊繃時局完整保存下來。
 
回到今日的基隆，當我們再次走進農曆 7 月 14 日夜晚的基隆─市民拿著小板凳坐在路旁，熱情歡呼著「迎鬧熱」；趁著封街， 觀光客自在地坐臥在寬闊的馬路上；還有來自不同國家的新住民，穿著家鄉傳統服飾， 興高采烈地加入遊行隊伍。兩百年前或許沒有人想像得到，一場源於族群衝突的祭祀普度，有一天竟會成為不同族群共同參與的盛典。

透過中元祭，我們得以與先人有所連結。那份始終不變的族群和解初心，以及透過科儀與祭祀牽起過去與現在、連結生者與亡者的精神，至今依然深植於祭典之中。
 
註1：回基隆，《這位基隆阿公太帥，了解鷄籠中元祭必看！慶安宮童永阿公細說給你聽》，2020。
註2：慶安宮又稱為「基隆媽祖宮」，祀奉的主神媽祖被稱為「基隆媽」。
註3：「尪公」（ang-kong）為泉州人信奉的保儀尊王與保儀大夫、聖公／聖王公（sìng-ông-kong）則為漳州人信奉的開漳聖王陳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