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雨傘運動、反送中為什麼要佔領街頭？台大社會系教授何明修：「上街頭不是因為有可能贏，而是擔心失去」

太陽花、雨傘、反送中運動

中國崛起下的「雙島記」

2014 年，台灣與香港前後爆發兩場大規模佔領運動，成千上萬的民眾參與其中。太陽花與雨傘運動容或有著不同的政治訴求，卻分享了相同的地緣霸權威脅。

「以前，臺灣如果要找一個國家做比較，一定是南韓；香港則是和新加坡比。日本殖民的基礎跟英國殖民不太一樣。」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何明修解釋，「但變化大約出現在雨傘運動前兩年，香港發生了反國教運動，台灣則是反媒體壟斷，我們講媒體要洗腦，他們講教育要洗腦，兩邊愈來愈像。」

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中國崛起。

在那段時間何明修也發覺，台灣常見的詞彙比如公投、自主、自覺、本土，逐漸在香港流行──這意味，香港也這麼談論自身。「兩地的公民社會、學生團體開始相互串連，相互聲援，大家發現彼此面臨同樣的壓迫，會去思考為什麼兩地學生運動長得不一樣？」這成為擺在他面前的研究問題。

今天不行動，明天就沒了

過去的西方傳統理論，較傾向從優勢機會理解社會運動。一場社會運動之所以在某個時間點出現，較可能是因抗爭者察覺當前情勢有利，對抗成本下降、有機會成功。然而，若以這種「機會觀點」來審視太陽花與雨傘，完全說不通。兩場運動皆是背水一戰，在毫無政治機會的劣勢之下爆發。

「在抗議登場前夕，執政者態度、菁英體制的穩定程度、政治盟友等條件對他們言都是不利的，或至多只能說是中性的。但台港政權後來都犯了致命的錯誤，戲劇化地提高了公民所感受的威脅感。」何明修在書中如此分析。

根據田野調查訪談，他重新提煉出一套「威脅、對峙與臨機應變」的分析框架。

首先，運動迸發的關鍵正是因為：強烈的威脅感、執政者的失算，讓抗爭者感覺到『如果再不行動，一切就來不及了』。

服貿法案二讀通過，讓抗爭者認為再無迴旋之望；雨傘的爆發則是在長達一年的「和平佔中」後，北京通過「八三一決議」，形同宣告真普選訴求徹底失敗。換言之，抗爭者並非察覺有利風向而積極參與，「大家感受到的是絕望，而不是機會。」

同時，半分忠事件、香港警察施放 87 枚催淚彈，都激起了公民強烈的憤怒與危機感，讓執政者錯失原本的一手好牌。何明修提出進一步分析：「威脅的產生是個綜合性結果，其中包括抗議者的策略以及執政者的失策。」

他把太陽花和雨傘的推進策略，稱為「運動的邊緣戰術」（movement brinkmanship）。「他們堅持探索每一種可用的管道，採取衝擊性越來越高的抗議手段，最終讓執政者喪失了耐心，犯下嚴重的錯誤。」

太陽花與雨傘：對峙僵局下的不同發展

2014 年 3 月 30 日，林飛帆登上凱達格蘭大道的舞台演講，正式宣告占領行動光榮退場。年底 12 月 25 日，香港警察清除最後一個佔領區，雨傘運動潰散收兵。

為什麼兩場佔領運動最終走上不同的分岔路？何明修試圖從對抗爭者的臨機應變、領導模式來分析。

在不斷升高的態勢中，突如其來的對峙隨時可能爆發，當抗議者佔領公共空間、破壞秩序運作，與政府陷入長期對抗，便形成了「對峙僵局」。 他指出，對峙僵局是一種高度偶然性的事件，例如，攻佔立法院其實是事發前幾小時臨時決定，後續的局勢發展也充滿了不確定性，端視運動領導者的策略謀劃與反應速度。

正因為領導型態不同，形成了兩地運動各自的路徑結果。

相較於雨傘，太陽花的領導運作從始至終都較穩固，牢牢掌控運動方向。香港則在對峙前幾天即出現內部衝突，後期更急遽分裂為非暴力與勇武。

而太陽花與雨傘運動共同點在於，許多公民自發奉上勞力與資源，這種廣泛動員能量如同抗爭者的保護網。過去的運動理論認為，當組織程度越高，越能帶領人民上街頭；但近年研究開始注意到非預先安排的自發性（spontaneity）力量，例如兩地參與者都展現出自主、充滿彈性又富有創意的「臨機應變」（improvisation），包括自行架設轉播平台、舉辦民主教室、製作懶人包、發起紐約時報廣告募資，創造出屬於參與者自己的運動。

但何明修也強調，臨機應變並非萬靈丹，最終還是要取決於運動信任網絡、現場情勢等主客觀因素。

具體來說，雨傘因為佔中行動的長期籌劃，事前便有明確的組織分工，也握有豐厚資源，但進入對峙當下，反倒成為決策遲緩不前的主因，最後氣力放盡；太陽花運動則是等到各路人馬衝進立院之後，才迅速搭建起決策討論的平台，能夠拋開既有組織的包袱，形成運動領導，最終和平退場。

終局之戰：絕望反撲的驚人能量

雨傘運動落幕後，傘後組織一度遍地開花，紛紛起身「維修香港」。只是，復又歷經 6 位民主派議員因宣誓風波遭到 DQ（當選無效），再多的民意支持，似乎還是不敵特區政府背後那隻看得見的手。等到 2019 年 4 月佔中九子案宣判，更近乎走到香港公民社會最低迷的時刻。

「戴耀廷、陳健民坐上囚車，朱耀明哭著送他們走，100 多人在監獄外陪他們。那一幕對很多人來講，香港民主運動已經走到沒路了。」何明修回憶。

想不到的是，短短 2 個月不到，香港迎來了撼動全世界的「反送中抗爭」。

何明修認為，反送中仍反映了前述的解釋框架，在機會最渺茫、公民社會彷彿被打趴之際，抗爭火苗猛然炸開，而且爆出前所未見的猛烈火光。關鍵就在於，逃犯條例帶來的威脅感更強烈、更急迫。

「那種感覺是，這戰沒打，大家都要被送中了，到最後香港人就是豁出去。」即便是熱愛祖國的政商代表，對中國的司法審判恐怕也不抱有信心，遑論一般市民。

「6 月 15 日有人自殺，後來還發生好幾起，那個氛圍很可怕，大概沒有社會運動弄到已經絕望，就是放手一搏。」

抗爭者的進化：雨傘運動教會香港人的事

相較於太陽花和雨傘的策略，反送中也拓展出另一個抗爭策略：Be Water、無大台，去中心化的抗爭變得極度靈活、具有韌性，更勝佔領形式。

依循先前的解釋框架，佔領便會產生對峙僵局，對峙需要領導，要有很強的領導核心做決策。從前兩場運動來看，支撐三週已是極限了。

但反送中運動徹底打破傳統框架，抗爭遍地開花、四處遊走，和理非、街頭勇武輪番切換上陣，運動更像是一場「共同協作」。「連登討論區」形成的民主決策機制，要衝不衝，端視「Like」決定，展現出網路群眾智慧的無窮潛力。

若把運動看作是一台車，反送中就像是沒有明確駕駛者的自駕車，警察抓不到人開罰單，無大台、無「首謀」，行車路徑來自眾人共寫的程式。在去中心化的抗爭裡，心懷大局、共同協作是如何可能？

何明修分析，這場被逼到牆角的終局之戰，看似沒有領導大台，但墜樓犧牲的梁凌杰拋出「五大訴求」，以及衝入立法會的「七一宣言」，成為凝聚所有人的象徵性目標。再加上一連串警暴事件引發的義憤，讓抗爭者的共同意志更加堅不可摧。

此外，抗爭者進一步發展出和雨傘截然不同的運動邏輯，主張兄弟登山、不分化、不割蓆、不篤灰（指控告密），讓政府也無從分化。「我問過雨傘時在台上的學生，他覺得無大台是對的，有大台，責任在大台；無大台，每個人都有責任，運動就變成非常靈活、有韌性。」何明修說。

他強調，社會運動具有連續性。每一次的抗爭並不是從零開始、打掉重練，而是在先前的抗爭基礎上再進化。事實上，反送中所主張的「和勇不分」，正是來自對過去經驗的省思。「很多人一直把雨傘當時的分裂放在心上，等到這個時候，他們想的就是不要犯過去的錯。」抗爭者不再把蒙面人當作鬧場的鬼，也不再以為和理非的公民抗命就能獲得勝果。

相較於雨傘運動時的投鼠忌器，反送中則無所畏懼，一開始就全力投入國際政治遊說。至今，美國已先後通過《香港人權民主法案》、《香港自治法案》。國際壓力究竟能產生多少實質效果？何明修坦言，目前言之太早。

但無庸置疑的是，我們很可能正在見證世界局勢的關鍵轉折，中美衝突的新冷戰危機，遠比過去的冷戰更嚴峻，香港、台灣都捲入這場國際角力。

「最壞的結果是中美衝突更劇烈，美國大敗，撤出東亞、西太平洋，台灣失去老大哥保護；另一個結局是習近平撐不住、共產黨垮台，因為把這個國家逼到跟全世界為敵。最後結局可能只剩下這兩個，因為中間都沒了。」

莫以成敗論抗爭

七月，港版國安法正式實施。香港倒退回不自由的黑暗深淵，一國兩制的架構至此徹底崩毀。21 世紀的香港彷彿搭上時光機，穿梭回到 40 年前的台灣，那些習於自由與民主的年輕身體，恐將遭到黨國威權最赤裸裸的暴力。

過去一年，超過 9 千人被捕，上百人被依暴動罪起訴，許多人流亡海外。何明修透露，香港抗爭者曾告訴他，傳聞真正的勇武派也就大約 1 萬人。他認為如同去年一樣高強度、高密集的抗爭行動，很難再發生。

他從賽局的角度觀察，「去年那局已經結束了。區議會抗爭者贏了，美國人權法案贏了；但很多人被抓、很多人流亡。現在就是重新開局，Game 1 結束，Game 2 開始。」

抗爭未完，香港人還在繼續寫自己的歷史。在歷史成為歷史之前，永遠無法蓋棺論定運動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敗。

「結束時看，5 年後看，10 年後看，可能效果不一樣。雨傘佔領結束當時，提出的訴求都沒有達到，但是很可能種子已經埋在那裡了，你不知道。」何明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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