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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外籍勞工沒有被虐待,好像就不值得被關心──專訪臺灣國際勞工協會成員陳秀蓮

2019-08-22

我是三重人,家裡是傳統的深綠家庭,我記得 2000 年阿扁選總統,因為媽媽把我的身份證放在股票公司,害我沒辦法投給阿扁,為此還很生氣。阿扁競選連任時,我們全家一起參加「牽手護臺灣」。後來參加社運,要從聲援楊儒門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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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是做香燭批發的,從小我就穿著四個口袋的圍裙幫忙賣金紙。以前生意很好,每逢過年都有百萬進帳,爸爸常帶我們去各國旅行,日本、韓國、東南亞。中國剛開放觀光,我家也是第一批去玩的。


爸媽不太管我們念書,媽媽覺得女生就去學個美容美髮好了。我出社會第一份工作,就是當化妝品牌的櫃姐,家裡不用我拿錢回去,我每個月賺四、五萬自己花,下班偶爾就跟同事逛逛名牌包。後來離職,是因為我不喜歡同事間為了搶業績,彼此競爭、勾心鬥角。當了一陣子書店員,因為對臺灣有使命感,想為社會做點事,立志成為記者,所以插班考上文化新聞系。


念到社會學和馬克思,學到階級、勞動這些概念,開始對世界產生疑問;上楊祖珺的文化研究課,她帶我們去關心白米炸彈客楊儒門。大家都說阿扁執政期間,社運進入蕭條期,我不曾經歷過過去的輝煌時期,無從比較,不過當時楊祖珺真的找不到什麼人幫忙,我和當時的男友就跟著她,心想可以幫忙就盡量幫。


以前覺得好人壞人的界線很清楚,會被警察抓的就是壞人,但旁聽開庭發現,楊儒門不像壞人,而且他的很多說詞都沒有被採納,例如他的炸彈即使「引爆」,也只會發熱冒煙;他說和警察約在警局外自首,但檢方認為他沒進派出所、是警方抓到他。社會上對於 WTO 架構下的農民處境,更是幾乎漠不關心。


我被訓練主持記者會,但開過很多次記者會也沒用,後來就到處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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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資訊
採訪人 Humans of Taipei
刊登日期 2019-08-22

文章分類 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