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灣，外籍勞工沒有被虐待，好像就不值得被關心──專訪臺灣國際勞工協會成員陳秀蓮

我是三重人，家裡是傳統的深綠家庭，我記得 2000 年阿扁選總統，因為媽媽把我的身份證放在股票公司，害我沒辦法投給阿扁，為此還很生氣。阿扁競選連任時，我們全家一起參加「牽手護臺灣」。後來參加社運，要從聲援楊儒門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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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是做香燭批發的，從小我就穿著四個口袋的圍裙幫忙賣金紙。以前生意很好，每逢過年都有百萬進帳，爸爸常帶我們去各國旅行，日本、韓國、東南亞。中國剛開放觀光，我家也是第一批去玩的。

爸媽不太管我們念書，媽媽覺得女生就去學個美容美髮好了。我出社會第一份工作，就是當化妝品牌的櫃姐，家裡不用我拿錢回去，我每個月賺四、五萬自己花，下班偶爾就跟同事逛逛名牌包。後來離職，是因為我不喜歡同事間為了搶業績，彼此競爭、勾心鬥角。當了一陣子書店員，因為對臺灣有使命感，想為社會做點事，立志成為記者，所以插班考上文化新聞系。

念到社會學和馬克思，學到階級、勞動這些概念，開始對世界產生疑問；上楊祖珺的文化研究課，她帶我們去關心白米炸彈客楊儒門。大家都說阿扁執政期間，社運進入蕭條期，我不曾經歷過過去的輝煌時期，無從比較，不過當時楊祖珺真的找不到什麼人幫忙，我和當時的男友就跟著她，心想可以幫忙就盡量幫。

以前覺得好人壞人的界線很清楚，會被警察抓的就是壞人，但旁聽開庭發現，楊儒門不像壞人，而且他的很多說詞都沒有被採納，例如他的炸彈即使「引爆」，也只會發熱冒煙；他說和警察約在警局外自首，但檢方認為他沒進派出所、是警方抓到他。社會上對於 WTO 架構下的農民處境，更是幾乎漠不關心。

我被訓練主持記者會，但開過很多次記者會也沒用，後來就到處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