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據不會自己說話，怎麼解釋證據只靠法官說了算嗎？

常被忽略的「證據相互影響」

「就是你做的！鐵證如山，還想狡辯！」社會大眾總是期望法官都能找到無懈可擊的關鍵證據，以最嚴謹的科學方法仔細檢驗，一錘定音，百分之百證明被告有罪與否。而在整個審判的過程中，證據，就是形成法庭中敘事最重要的關鍵。

但證據並不會自己說話，法官怎麼認定、詮釋才是重點。

自由心證 = 法官說了算？

金孟華解釋，依據刑事訴訟法，證據可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證據能力，另一個是證據價值（證明力）。

證據能力，講的是它作為證據的一個基本門檻，什麼樣的證據才有資格作為法官認定事實的證據。

一旦該項證據過了法律設定的最低門檻，它具有證據能力以後，它的價值高低是由法官自由心證來判斷。也就是說，一旦這個證據確定符合低標了，要賦予它多少價值，是由法官來決定，「所以法官操作的空間其實非常大。」

自由心證背後的想法是，法官是理性的、受過專業的訓練，所以可以合理評價每一個證據的證據價值。金孟華認為，這個假設基本上是沒有錯的，也是目前我們能想到的最好方法。

但金孟華提醒，既然法官也是人，就同樣會有人的缺陷，進而影響到他的判斷，有些偏差甚至會嚴重到改變案件當事人的一生。他認為，法律人其實忽略了心理學過去二十、三十年來，針對「人們如何做出決策」所做的研究（註一），大部分的法官其實都知道證據會相互影響，「但法律專業人士從來不會去仔細地想說，那影響是怎麼影響的？」

簡單來說，證據相互影響論，有兩個基本的內涵：

像是 DNA、自白、證人指認等等「重量級」的證據一上台，就會像是一顆巨大的保齡球壓在法官的內在決策環境之中，形成一個「證據重力場」，製造出在心理上的「凹陷」，進而影響法官對於其他個別證據的評價和詮釋，甚至左右了最終審判的方向。

科學證據百百款　法官有看不一定有懂

「如果有錯誤的保齡球的話就沒救了」，金孟華認為，針對這些很重的證據，我們在證據能力的階段就要嚴格把關，因為一旦它進來法庭之中，它就是一顆保齡球，會變成無法忽視它。而針對科學證據，就要用科學方法來看它到底是不是科學。不過他無奈地說，「絕大多數的法律人在看專家的鑑定報告的時候，通常只看結論，因為我們法律人沒有能力（或時間）去看中間論述的過程。」

「法律人看到科學證據時，好像在汪洋中找到一個浮木，可以用就抱了，它可以讓我認定事實，就趕快緊緊地抱住它，我們不會很認真地去看它的技術本質有沒有問題。」但他提醒，從過去到現在有很多科學鑑識的方法，後來都證明是垃圾科學 （junk science）。

而美國在看待這些科學證據的時候，則是用科學方法作為標準：「你使用的方式是可以測試的？我是否可以做一個實驗來判斷你說的對不對？有沒有經過同儕審查？有沒有發表論文？這個技術有沒有經過別人挑戰過？資料搜集有沒有一個標準作業程序 （SOP）？這個測試方法錯誤率是多少？這個技術本身的限制在哪裡？」

為了確保證據的效力，金孟華呼籲，法律人應該要逐漸跨出自己的舒適圈，法官、律師和檢察官都必須要嘗試瞭解科學技術背後真正的本質，才能決定能不能讓這個技術進入法庭之中，「當法律人開始問這些問題的時候，法律人才能夠真正告訴自己說：好，我現在使用的證據是 OK 的。」

改變陳龍綺人生的那顆 DNA 保齡球

2014 年冤獄平反協會首樁翻案成功的陳龍綺案，就是證據相互影響論最好的例子。

2010 年包括陳龍綺在內，一共有 3 人涉入一宗性侵害案件，其中最關鍵的證據是在一名被害人的衣物上採集到的混合型 DNA ，意即包含不只一人的 DNA 混合在內。但因當時技術侷限，只能確認到 17 組 DNA 基因位，而最終專家鑑定的結論是：「不排除陳龍綺」。

雖陳一再喊冤，強調早已先行離開現場去接太太，而被害人也未指控是他所為，但法官仍依據 DNA 鑑定的「結論」，判他 4 年有期徒刑。

金孟華表示， DNA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的證據，它會影響我們的決策環境，扭曲我們理解其他證物和證詞的視角。一旦法官相信 DNA 說陳龍綺「不排除」在裡面，整個決策環境就改變了，他不可能再去採信陳龍綺的不在場證明，也不可能再去相信被害人講什麼。等於是 DNA 的錯誤理解，曲解了案件中所有對陳龍綺有利的證據。

後來冤平會介入救援，向法院提起再審，也正好遇上了一位心胸開闊的再審法官，先找來鑑定人說明，確認之前的結論其實無法確定陳龍綺到底有沒有包含在內。同時，鑑定人又進一步指出，目前最新技術已能檢驗到 23 組 DNA 基因位。最後新的鑑定結果出爐，直接排除陳龍綺。

由此觀之，金孟華分析，再審法官現在接觸到了這個新的證據，「DNA 鑑定排除陳龍綺」，這又是另外一顆保齡球，又影響了他的決策環境，所以儘管除了 DNA ，其他所有證據都跟之前一樣，但它可以給當初其他周邊所有的證據一個全新的解釋，得出無罪判決的結論，「因為一個 DNA 證據結果不同，同樣的料（證據），他（法官）可以煮成完全另外一桌菜（判決），我就覺得這真是太神奇了。」

法律人信仰的是程序，不是結果

金孟華表示，真相就是透過這個程序所產生出最可信的、最說得通的那個敘事而已，所以司法程序追求的真相是一個相對的真相，不是絕對的真實。

「法律人信仰的是程序，不是結果」，所以我們才會講說程序正義，所有的案件都要經過這樣的流程，之後產生出那個結果，就算不滿意，但那是我們可以得到最後的結論，因為沒有人真正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談證據相互影響論，就是要想辦法讓程序變得更完整。

金孟華認為，因為相信程序，我們可以調整、改進程序，看有沒有機會把錯誤減低一點，讓最後結果的正確機率高一點。此外，也要想辦法在證據跟證據中間築一道牆，讓證據不要污染其他證據，「（偵訊過程中），鑑定人不需要知道的資訊就不要給他，證人不需要知道的資訊就不要讓他知道，免得他自己在（腦海）內部的小劇場就開始相互污染。」

成為「法律」和「心理學」的橋樑

金孟華提醒，法律人應該要很誠實客觀地看待這個問題，很多法律人運作到後來會忘記，或許因為經手成千上百件案子、加上過勞與時間壓力，就會覺得每件案子都很像，變成是用一種很技術性的方式把問題簡化、案件簡化、工作簡化，簡化到後來就會忽略掉一些很細緻的線索。

「我想成為一個法律跟心理中間跨領域的橋樑」，金孟華坦言，剛開始在做的時候，其實還蠻有挑戰性的，因為心理學的人會覺得說，你又不是在做心理學；然後法律的人會覺得說，你就是挟著外援（心理學），去挑戰既有的法律架構。但他自認很幸運的是，「幾篇跨領域的文章，都是刊載在中研院法學期刊。」

他認為，《中研院法學期刊》願意接納一些不太一樣、非典型的觀念，卻又用很嚴格、嚴謹的學術態度看待，「（編輯委員）只要覺得你的點子是好的，他會幫你發表，協助你符合它（期刊）的標準。」

金孟華坦言，以〈證據相互影響論〉這篇為例，初稿其實只有講清楚問題，相關政策建議的解決方案都是在論文審查過程中才慢慢充實起來的。

「我其實真的就只是一個橋樑，把這些科學化的常識導入到法律的決策中，我希望扮演這樣的角色」，從採訪的起頭，金孟華不斷謙稱自己的研究都是常識（common sense）。但或許相對保守的司法體系，正是需要注入一股常識的清新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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