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上職涯的發聲：炙熱豔陽下，空服員罷工 1+17 天的煎熬與啟示

我們結束長程航班回來，進到罷工棚之後，大家很熱烈的歡呼、相擁在一起，現場士氣很鼓舞。
那是一個很炎熱的夏天，大家聚集在南崁分公司外，半夜鋪個瑜伽墊睡，交流道有聯結車呼嘯而過；遇到下雨，整個地上都是濕答答的。即便很多年後，我們每次聊到當時的情景，都還是會激動得泛淚。

—長榮空服員、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理事 杜依

當飛機發生危難，空服員是最後離開、協助所有乘客撤離的人，安全檢查、航空保安、緊急救護，是他們的養成專業，也是旅客看不到的例行工作。而大眾眼中能飛往不同國家城市、光鮮亮麗的職業型態，背後實際上累積了大量的作息不固定、休息時間破碎與職業傷害。中華航空與長榮航空空服員，期盼航空公司改善管理制度，切實改善第一線面臨的過勞、高工時、人力不足與工傷困境，於是在 2016、2019 年，分別發起了罷工行動。
 

空中的封閉職場，破碎的時差作息

杜依描述：「空服員是生理時鐘反覆被打碎的工作。」跨區域的長程航班勤務，需維持 20 小時以上的清醒，睡眠時間被切割得細碎；區域短程航班則在當日來回的緊繃時間內，面臨每日密集反覆通勤、起降，以及短時間內完成所有機上繁複工作的壓力。因此，空服員時常在應休息的時間被迫進入工作模式，下班後也總深受報復性補眠、睡眠障礙的困擾，「最痛苦的是，要適應每個月班表都不一樣的『時差』。……有時回家後，睡一兩個小時就醒來，很累但睡不著，跟遊魂一樣。」華航空服員黃慧甄形容。
 
法律學者林佳和觀察，空中工作與陸地上截然不同，沒有真正的外界環境，封閉的機艙就是空服員的職場，加上每趟航行搭配不同組員，難以建立長期的同儕關係，工作型態更為孤立。與地面迥異的高空艙壓、輻射、氧氣量、不流通的密閉空氣，加上難預料的亂流，都是特殊挑戰。而空服員還需反覆穿梭在狹小的走道，供收餐數百次，應對各種乘客需求。職業衍伸的身心影響，甚至無法一一細數，包含：內分泌失調、交感神經問題、生理期混亂、身體肌肉骨骼損傷、耳鼻喉與眼睛疾患、皮膚問題、消化道問題……都是空服員共同面臨的職業傷害。
 

華航空服員罷工：多年蓄力所成就的一日戰果

當天空越來越繁忙，往來臺灣與世界的旅客翻倍增加，航空公司營收節節上升，第一線人員的過勞狀態與工作風險卻更加惡化。華航空服員在 2014 年發起抗議紅眼航班、2015 年春節發起憐荒尾牙晚會、黃絲帶運動等行動，但不僅未獲正面成果，還有三位空服員、一位機師遭到停飛處分，面臨被解僱的危機。在華航企業工會遲遲無法解決空服員勞資爭議的情況下，原屬於第三分會（空服員分會）的空服員，2015 年另組「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以下簡稱桃空職工），並於 11 月立案。

工會成立不到半年，2016 年 5 月 5 日所有華航空服員收到一封公司簡訊，單方面修改空服員的報到規則與工作責任內容，巧妙規避《勞動基準法》的工時規範。前期積累的困境未解，這封簡訊猶如最後一根稻草，工會開始醞釀發動罷工，幹部黃慧甄回憶：「我們在臺北、桃園、高雄都有對會員辦罷工說明會，加上我們知道罷工會影響第三人，所以也有對社會大眾的說明會。」當時支援工會行動的高雄組員許嘉倫表示，說明會是要讓會員知道罷工完全合法，可以放心勇敢參與。

5 月 31 日，桃空職工與機師職業工會、修護工廠工會共同發動遊行，參與人數超出預期，黃慧甄表示：「那時天氣已經很炎熱，但願意站出來的人數，比我們想像中得多。」即便如此，資方仍不願對話，工會決定將罷工投票的門檻從法定的 50% 提高到 70%，展現空服員對爭取權益的決心。工會委任律師劉冠廷亦表示：「華航管理階層不認為罷工會真的發生，是拒絕協商的狀態。因此當桃園市政府調解不成立後，工會就開始進行罷工投票。」最終，同意罷工的票數比例高達 99.5%。6 月 23 日晚間，工會宣布自 24 日零時起開始罷工，黃慧甄回憶：「我們不確定組員的參與程度，因為臺灣已經很久沒有這麼大型的罷工了，其實還是有些擔心。」而事實上，短短幾小時內，華航的臺北南京東路分公司前，已聚集上千名空服員，臺灣史上第一場空服員罷工拉開了序幕。
  參與罷工的空服員達 1700人，不僅媒體大幅報導，大眾輿論也多呈現正面支持。最初，華航資方僅以「6 月 24 日早上 6 點至晚上 10 點，桃園、松山出發航班，全面停飛」因應。24 日上午，新上任的董事長何煖軒表示，同意改回原本的空服員報到與勞動條件，但並未承諾工會所提的另外六項訴求；下午，勞資協商由勞動部長親自主持，並在同日晚間達成共識，資方幾乎全面接受工會的七項訴求。短短 24 小時之內，華航空服員取得了過去多年難以企及的成果。當時在高雄執勤的許嘉倫表示：「我飛出去後，才知道當天要罷工，還想說航班回來後要如何北上加入，結果就結束了，這是我人生前三名遺憾的事！」

事後來看，這場罷工在一日之內就達成訴求、落幕，但在當下並無法預知事態發展。黃慧甄回憶，當時她身兼發言人與協商代表，不確定輿論是否支持，擔心媒體在現場引導提問、斷章取義，加上南京東路上的人潮已快速集結，「公車專用道上有很多民眾拿著大臺攝影機，鏡頭就對著罷工棚裡面的組員，如果罷工持續下去，大家回家會不會被尾隨？組員的人身安全，這是我們很擔心的事情。」她心有餘悸地回憶當時的擔憂。
 

長榮空服員罷工：眾聲喧嘩與 17 天的煎熬

相較於華航空服員罷工迅速有所斬獲，三年後長榮空服員的罷工，則顯得挑戰重重。

早在罷工開始前，長榮航空的空服員就長期面臨嚴苛的職場環境。除了職業常有的身心影響，更身處高壓、家父長制、「零工會」的企業文化，排班、休假制度都更為苛刻，例如生理假需到公司指定醫療院所開立診斷證明才可辦理。現為桃空職工常務理事的林昱嘉，2010 年開始擔任長榮空服員，早期曾在上班途中遭遇嚴重車禍，卻仍需在當天到公司提交請假證明。加上企業長期推崇「以客為尊」的服務，長榮空服員一方面成為優良服務的代表，另一面卻需自行消化客人無理的要求。

當華航空服員罷工取得成績，長榮空服員發現，困境是有可能改善的，於是也紛紛加入桃空職工，並組成長榮航空企業工會，匯集共同訴求的勞動權益，但 2017 年起與資方進行 10 多次溝通協商，都無法推進共識，林昱嘉回憶：「就算公司覺得是可行、合理的訴求，也不願答應，才能將這些作為『福利』獎勵員工。」面對膠著，工會只能討論其他行動的可能性，多次召開說明會，匿名投票確認會員進一步抗爭的意向。2019 年 5 月桃空職工發起罷工投票，且設下「雙門檻」以取得發起罷工正當性。最後，68% 會員同意罷工（門檻為 50%），長榮會員同意票則超過 90%（門檻為 70%）。6 月 4 日，工會宣布自 6 月 20 日下午開始罷工。

當罷工開始，工會在長榮航空南崁分公司外拉起罷工糾察線、架起罷工棚，各種聲音傳入林昱嘉耳中：「有公司內勤跑到第一線反對我們，內勤朋友憤怒地叫我趕快結束，『公司不會理你的！不要鬧了！』」也有夥伴雖然猶豫，最後仍義不容辭趕到現場參與。罷工發生時，杜依正在洛杉磯執勤，看到協商現場的影片：「那時覺得怎麼會有公司這麼囂張，恐嚇員工『為自己留點後路』？為什麼不好好坐下來跟我們談？我就被激勵到，跟同航班夥伴說好，回去就加入。22 號一早降落時，我們馬上提著行李箱，要直接加入罷工棚。我們準備紙筆，寫了『即刻加入！』在交通車車窗上舉牌，幫現場夥伴加油！雖然真的很累，但不能不參與，有種很熱血的感覺！」
  除了空服員，在罷工現場的，還有許多親友與各行各業的支持者，和空服員一起在戶外堅守罷工棚，現場雖然難熬，但總有正向支持的力量。而室內的協商現場，氣氛截然不同。協商代表之一的林昱嘉，面對會議室中一字排開、氣勢凌人的主管與法務，才知道勞資之間有多不對等，「工會與資方的談判是對等的，有個比較困難的是，我要克服自己是基層員工的想法，剛開始我講話還很婉轉、沒辦法很明確表達不滿。但後來我們已經可以據理力爭，堅定地說出工會的訴求。」

罷工期間，劉冠廷與空服員一同面臨接踵而來的難關：協助協商談判同時，也看見資方蔑視員工的姿態；每天向媒體釋疑，多數報導仍對罷工的空服員不友善，或甚至即使記者天天來聽說明，罷工方的意見卻不會被寫出來；在罷工棚向會員說明法規、排解疑慮，謠言卻從未停歇……他忍不住感嘆：「這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 17 天，空服員真的有她們的韌性，我只是協助者都這麼痛苦，何況是她們，在全國媒體的壓力之下，仍然撐了過去。」

長達 17 天的罷工，現場交織著炎熱、躁動、誤解、未知等各種情緒。有人設下停損點、決定復工；有人認為既然發起罷工，就應堅持到底。林昱嘉回憶，一開始很難體諒中途放棄的夥伴，但後來理解每個人面對的壓力不同。杜依也說：「有一起加入罷工棚的朋友，沒辦法繼續撐下去，對我的情感打擊滿大的，但還是要尊重她的選擇。」空服員在承受親友、媒體與大眾的各種評價同時，長榮資方除了打輿論戰，將營收損失與壓力轉嫁給空服員，更以提告、求償、沒收「包裝為福利獎勵的基本權利」作為要脅，同時提出打折的協商方案，以多重壓力，強迫工會短時間內回應。

林昱嘉表示：「那個方案的確不夠好，不是當初我們訴求的 100%。但我們評估這是結束的最好時間點，只要工會還在，未來我們還可以一步一步往前走。」6 月 28 日，工會舉辦停止罷工的投票，投票結果為「同意團體協約簽訂後停止罷工」，罷工在 7 月 9 日結束，參與人數 2350 人，為臺灣戰後史上極為罕見的全女性勞工罷工，也是對資方影響規模最大的一場罷工。
   

離開了罷工棚，秋後算帳卻拖棚多年

無論 1 天或 17 天，空服員的兩場罷工當下看似落幕，資方的秋後算賬卻延續多年似無止盡。華航資方遲遲不落實雙方協商內容，禁搭便車條款跳票、未履行員工與公司雙向考評制度、縮減航班間的休息時間……等，工會於是在罷工後一周年發起抗議行動，公司針對抗議現場的言行與網路發言，不僅法律提告，更以約談、解僱威脅空服員。桃空職工秘書長周聖凱表示：「華航資方一年後的打壓非常慘烈，工會會員私生活的言論自由都被影響，很像白色恐怖。對工會幹部就是殺雞儆猴，因為當相對有勇氣發聲的人被公司針對，其他人會更加恐懼。」現任桃空職工理事長的張書元，就是當時面臨解僱危機的空服員之一，累計被記一大過、兩小過、兩申誡，「公司用內規、刑事訴訟、民事賠償對付我，那已是我第二次面臨解僱危機。」

長榮資方則是在罷工啟動隔天，就對工會及工會人員求償 3400 萬元，團體協約簽訂後更立即開除一位空服員幹部，以法律消耗戰打壓工會，即便求償屢屢敗訴，仍持續上訴，纏訟長達六年，直到 2025 年 4 月才告落幕。周聖凱分析：「長榮資方的手段很精緻，他們知道如果沒有成功，只會讓工會更團結、強大，所以把法律戰轉換為心理壓力，也大規模限制參與罷工的空服員基本權利，而這是臺灣史上參與人數最多的罷工，等於 2000 多人同時遭到公司打壓。」杜依回憶：「回想到當時的壓力，還是滿激動的，有幹部因此有創傷壓力症候群，有人不再是朋友，我自己則是選擇更投入工會，尋找用其他方式繼續努力。」
  劉冠廷表示，「公司與個人的官司，雙方『輸的壓力』完全不對等，工會與空服員幾乎沒有失敗的空間，只要輸一次，很可能面臨開除、失業危機，工會力量也會重挫。」但對資方而言，法律戰的輸贏成本，不過是營收的九牛一毛。除了工會與空服員受影響，黃慧甄補充，「劉律師他們的事務所，也在長榮空服員罷工時，被大眾洗一星評價。」
 

身為勞動者群像之一：空服員抗爭的啟示

張書元回憶：「抗爭的壓力非常大，家人當初是透過電視才知道我的事，沒人希望自己的孩子做出影響前途的行為。但我們現在做這些事情，也是希望我的小孩未來在職場上，不會面臨跟我一樣的遭遇。」對所有工會幹部與會員而言，這無疑是一條賭上職涯的路，數千位為了合理權益站出來的空服員，無論是否恐懼、背負罵名，多年後回頭看，他們的行動，不僅反映整體勞動處境，也為勞工運動寫下新的面貌。林佳和教授認為：「臺灣勞動者面對的環境很多元，而空服員的勞動型態又更特殊。空服員罷工帶給我們的啟示，是無關乎薪資待遇高低，都有權爭取安全工作環境、適度休息、合理工時與尊嚴。」

華航空服員 2016 年罷工時，黃慧甄一度擔心，「大眾會不會覺得我們待遇已經很不錯了，為什麼還要爭取這些？但我們過程中大多數感受到的是支持。可能之前已經很久沒有大型罷工，可是整體社會的勞動環境是每況愈下的。」甚至連孩子的保母都跟她說：「好險臺灣勞工有你們來發聲，不要擔心，安心去做妳想做的事！」周聖凱分析：「空服員職業絕大部分是女性白領的勞動者，與臺灣過去男性、藍領偏多的傳統工運形象不同。罷工是要有強烈的勞資矛盾，且勞工有強烈覺悟後才有的行動，因此當白領也上街時，代表整體經濟分配有問題，以及中產階級下滑的現象。」

而 2019 年長榮空服員罷工，也迫使威權保守的資方坐上談判桌，一舉取得之前漫長協商都無法達到的成果。媒體人孫窮理觀察：「罷工成果成功與否，並沒有絕對標準，但工會是否因此而變強變大，才是值得關注的。因此現在回過頭看，這兩場罷工無疑是成功的」，除此他也表示，在短短三年之間，就能催生兩場如此大型的空服員罷工，已經非常驚人。

回顧 2016 與 2019 的兩個夏天，數千位空服員在熾熱的臺北、桃園街頭，以堅毅姿態，向沉痾已久的制度、積習已久的企業發聲。面對未知長短的抗爭期與後續餘波，堅定爭取集體空服員的勞動權益。工會的十年歷程、兩場罷工，與多年不間斷的行動、倡議經驗，也成為各行各業勞工的養分，逐步共同推動更完善的勞動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