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疫情與變遷：回顧空服員抗爭關卡，寫下勞工未來的備忘錄

我們到長榮馬拉松現場發標語，很多選手在號碼布貼上支持空服員的標語；我們也邀請民眾到長榮航空門口、民航局、勞動部獻花，希望公司不要忘記有個過世的員工。有超過百位民眾到場獻花，空服員們在現場掉淚，這樣哀傷既溫柔的行動，後來促成政府修改法律——勞工一年內病假在十天以內，不能影響考績與福利。這個修法影響了全台灣的受僱者。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秘書長 周聖凱

 

資方持續進化，勞工難以懈怠

關心這兩場罷工的閱聽大眾想必對 2016 年華航空服員的「一日旋風式勝利」與 2019 年長榮空服員的「十七天苦戰」印象深刻。兩場罷工行動相隔三年，皆由「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以下稱桃空職工）」發起，爭取訴求相去不遠，過程卻截然不同。

2016 年空服員發動罷工時，華航高層並不認為罷工會真的發生，當時也正值政黨輪替、蔡英文總統甫就任，整個社會都關注官股航空華航與新政府，會如何因應台灣史上首次空服員罷工。當時資方以航班幾乎「全面停飛」，作為因應方式；空服員則在一日之內協商成功，罷工訴求取得資方承諾。到了 2019 年長榮空服員罷工，長榮資方已有三年前華航的「前車之鑑」，在空服員正式發起罷工之前，就做了縝密的因應，包括空服員派遣調度、談判戰術、媒體輿論、法律攻防……等。

桃空職工秘書長周聖凱認為，不同企業的做法固然有影響，但「資方只要再次面對同樣的情境，手段都會更精進。」他說明：「2016 年有天時地利人和因素，也鼓舞了很多航空公司跟運輸業，對大家來說罷工成為可以靠近的事情、一個具體的希望。而資方也花更多力氣應對罷工，像 2019 年華航機師罷工，資方的準備更精進，包括受訪的表現都更好。2019 年長榮空服員罷工時，資方對外都說我們是突襲，但其實他們做了很多準備，仍能維持三成航班在飛，不像 2016 年時華航幾乎全面停飛。」法律學者林佳和也指出：「作為民營企業，長榮資方反擊的力道很明顯。」

「限制換班權益」便是長榮資方的反擊之一，桃空職工委任律師劉冠廷表示，「換班」是空服員的基本權利，但長榮將其視為「有條件的獎勵」，使之變相成為懲罰工會幹部的差別待遇手段。除此，他也對長榮資方欲「讓罷工、工會潰散的決心」印象深刻，在尚未發起罷工的勞資協商階段，資方公開要求協商「直播」，吸引媒體轉移焦點，利用直播把協商變成一場表演、喊話，而非聚焦溝通勞資雙方的折衝場合。於是導致勞資調解不成立，工會宣布罷工。

制度改革層面，周聖凱對長榮航空的側面觀察，同樣是「很強硬，法律沒有規範的，絕對不會改。」而華航空服員許嘉倫認為：「華航比較被動，不敢主動改變。」無論哪種企業文化，勞工皆須不斷地爭取，才會開拓出新的空間。以服儀規範為例，桃空職工 2023 年向監察院陳情，國籍航空的女性空服員服儀規範有違反性平疑慮，2024 年 8 月，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指出，女性空服員的裙裝規範違反聯合國公約，之後國籍航空才陸續開放女性空服員可擇褲裝制服，2025 年終於正式告別女性空服員穿裙子的時代。以及，空服員在服勤時得戴框架眼鏡、機上可穿黑色運動便鞋，也都是華航在 2025 年 12 月、長榮在 2026 年 5 月才更新的規範。
   

在紛雜的輿論中，尋找事件的意義

歷經十七天的長榮空服員罷工，媒體與大眾所吸收到的資訊，遠多過於僅一日就結束的華航空服員罷工。劉冠廷回憶，長榮空服員罷工時，工會幹部常被邀請上政論節目，工會每天召開記者會說明進度與澄清流言，但「幾乎沒有任何報導」，主流媒體版面鮮少認真討論工會與空服員的訴求。時為談判代表之一的長榮空服員林昱嘉描述：「記者每天都在現場採訪，但媒體永遠聽不到我們的聲音，一整排攝影記者 24 小時拍攝，感覺就是想要漏網畫面，卻不想知道我們為什麼要在這裡。」

幸好，如同 2016 年華航空服員在台北南京東路上的華航空服員所經歷，仍有民眾到現場支持與在社群發聲。林昱嘉回憶：「最初的輿論很逆風，媒體呈現我們是一群吃不了苦的小女生。但隨著時間推演，大家發現長榮真的很專制，慢慢出現願意站出來支持我們的聲音，有組員的家人包車到現場，還有聲援罷工的 Facebook 社群。」

黃慧甄是 2016 年的罷工發言人，她記得罷工結束後，一位華航組員給她一張明信片，上面寫著：「謝謝你們挺身而出，上街頭罷工，終有一回勞工獲得了尊嚴。」這是乘客交給組員，組員再轉交給她的心意：「不只旅客支持我們，會員也很支持我們，這個感動是加成的！」現任桃空職工理事長張書元也回憶，2016 年有自製人形立牌到罷工現場聲援的插畫家，還有公視在機場採訪的民眾表示，即便行程受到飛機停飛影響，也支持空服員的罷工行動。

媒體《焦點事件》創辦人孫窮理認為，兩次罷工在媒體輿論呈現看似不同，實則因為 2016 年的罷工發生太快，「來不及污名化空服員就結束了」，加上華航高層人事變動，民眾對國營企業評價本就較低，因此民眾是支持「職業形象好的空服員」，力挺他們不應受壓榨待遇。而 2019 年長榮罷工時，正值兩次《勞動基準法》修法，包括彈性工時、七休一的討論沸沸揚揚，是各行各業台灣民眾關心勞基法的重要起點，因此「與我有關、勞工之間的感同身受」得以發酵，但長達 17 天的罷工期，也足以讓不滿的地勤、旅客心聲，甚至單純反對各種抗議與罷工行為的民眾意見陸續浮上檯面。

因此，他仍認為兩場罷工的大眾輿論呈現正面。但值得深思之處在於，大眾「窺視」的眼光，已長期落在空服員身上，即使是支持的言論，一旦加上「罷工棚充滿香味」等帶有性別意涵的語彙，仍會讓人感到不適，因此當「非善意的窺視眼光」碰上「支持罷工的立場」，情況便顯得弔詭。然而，空服員職業形象的另一面意義，也翻轉了傳統上，以年長男性為主體的勞工、工會與工運樣貌，空服員「從根本上改變工人形象，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後罷工、後疫情：航空業重新面臨的舊困境

兩場罷工落幕後這幾年，空服員的勞動規範緩慢地改善，但延續多年的問題，不僅在 COVID-19 疫情後捲土重來，甚至更為惡化。空服員近來面臨的困境，某方面也是許多職業的共同體現。

例如，行動電源著火、乘客偷抽電子菸……等近年新興的機上安全危害，空服員都要能立即判斷處置方式並阻止災害發生。長榮空服員杜依表示，疫情之後，乘客的「空怒（Air rage）」情況也更嚴重、更易失控。2023 年起台灣出現的 Me Too 運動，雖然讓空服員更勇於發聲，檢舉有騷擾行為的同事與機師，但 2022 年的「華航機師境外性騷擾」案件，卻仍因發生地在國外，難以制裁性騷擾的行為人。長榮航空機艙的組員休息區，有某些位置並非位於獨立空間，空服員不僅無法好好休息，也更易受乘客騷擾，甚至偷拍、將照片上傳至社群。為應對近年發展的網路社群型態，桃空職工也正爭取「空服員名牌去識別化」，希望名牌以編號或簡寫的方式呈現。黃慧甄表示：「現在乘客可以透過名牌就搜尋到你！影像、名字也會在沒有預期的情況下就被放到網路上。」
  另外，在疫情之後，全球航空業大復甦，台灣旅客報復性出遊，航空產業人力不足，加上區域性的戰爭，導致原本飛行時間十二至十三小時的航班，需繞道飛行延長至近十五小時，非常挑戰空服員的體力極限。在疫情尾聲時接任桃空職工理事長的張書元表示：「疫情後的時代，需要面對的不只是當初的勞動條件、非常疲累的狀態，新的議題也逐漸產生。」例如新的國籍航空成立，如果加入工會的人數未達門檻，工會很難代表會員與公司談判，難以爭取改善集體勞動條件。

一位長榮空服員在 2025 年 9 月過世，反映了航空業過勞、長榮請假制度缺陷的問題。周聖凱說明：「疫情後復甦，人員不足，公司更嚴格管控空服員排班。這位空服員不敢請假，否則考績墊底，就沒有選班、換班的權益。法律即便有保障勞工的病假權，卻沒有判別僱主獎懲手段是否合宜的標準。」許多民眾經歷兩次空服員罷工，對空服員職業的勞動困境有所了解，因此不只批判長榮資方，也期待桃空職工應該有所作為。工會在綜合評估包含罷工在內的各種行動途徑後，決定發起「白玫瑰運動」，並在該年 10 月底的「長榮馬拉松」現場，爭取國內外選手與媒體關注，迫使資方與政府回應。杜依遺憾表示：「我跟這位空服員的資歷差不多，我能感同身受她的困境，我覺得滿寒心的。透過這個不幸的事件，我們想站出來爭取，造福全體台灣勞工，也對線上空服員來說是一大福音，希望不會再發生這樣的事。」
   

理解、感同身受：每個行動都是一堂課

回顧兩次罷工的珍貴之處，孫窮理認為，每場抗爭都有贊成與反對的聲音，但當視野放在整體事件觀看脈絡，就不僅僅是「挺與不挺」的站隊，而能看到事件的特殊性及其對公共領域的影響，空服員罷工「能讓勞工對抗爭感同身受，支持、有所感，這是很重要的。」林佳和也有類似觀察：「兩場罷工確實產生了某種激勵作用。各行業各有不同處境，面對罷工重要的是，台灣社會要養成更好的反應，而非指責過他人為何罷工。」

劉冠廷一路與空服員並肩走過法律戰，感嘆資方之所以能輕易買到輿論風向，正是因為民眾對罷工、工會的理解不夠深，甚至抱有敵意，「有民眾甚至認為，我們律師利用自己的學識、專業，煽動工會幹部抗爭。」但他也慶幸，現在公民課本已經更深入說明工會，包括勞動權、性別平等意識，都是能從小教育落實的觀念。

從空服員們的角度來看，黃慧甄說：「華航罷工對外的意義在於，很多勞工知道原來除了抱怨以外，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知道如何組織工會、發起罷工的程序等等。」同為華航空服員的許嘉倫則鼓勵：「空服員與其他勞工一樣，都面臨嚴重的超時問題，因此無論身處哪個行業，都要勇敢的提勞動檢查！」

至於長榮空服員罷工，林昱嘉認為：「罷工過去通常只在課本裡短暫出現，但我們讓大家認識真實的罷工，成為學校課本裡的案例，這也是勞權普及化的過程，讓大家慢慢理解到，爭取更好的勞動環境並沒有錯！」杜依從最初的參與會員，到今日成為幹部，她觀察到公司的團體會議，從最初只能從教官審核過的發言條中提問，現在勞資會議則能實際提出工作現場的困境、可以與高層對話。雖然進展非常緩慢，但只要有改善都是好事，她表示：「大家慢慢有意識後，發現爭取的事情有改變，也更願意讓自己站出來。我們真的熱愛這份工作、喜歡這裡，所以沒有離開，希望環境更好，發揮自己的價值，也希望公司能一起創造雙贏。」

自桃空職工成立之前就無役不與的張書元表示：「公司與工會的平衡點是互動的，工會夠強大，公司才願意談，而工會的強大取決於會員的團結。」林佳和教授也提醒廣大的勞動者，我們需思考每項選擇所帶來的代價，如果人們在職場遇到問題，都轉職離去、另擇良木而棲，就很難改變環境。要推動更好的勞動條件，不能只是被動倚靠政策與法律，更需要所有勞工，在各種勞資關係下共同努力。而加入工會，參與協商或任何對抗性的行動，都是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