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會被稱為「黃種人」？ 一段東亞人由白變黃的歷史

一開始會進行這項研究計畫，是因為我有興趣了解東亞人如何在西方的想像中變成「黃種人」。然而我很快便發現，關於東亞的記述最早是從馬可．波羅（Marco Polo）及十三世紀傳教士的描述開始，他們如果提及了居民的膚色，幾乎全都明確指出是「白色」。那麼「黃種人」的觀念究竟從何而來？又是起源於何處？

許多讀者將會發現，「紅色」美洲原住民也引發了類似問題，而且這個特殊的膚色名詞就跟東亞的「黃種人」一樣，其真實起源至今仍舊成謎。

有證據顯示，「紅色印第安人」的概念可能受到一件事的影響（儘管並未經過充分解釋）——根據歐洲觀察者的說法，某些印第安部落將植物的物質塗抹在身上，以保護自己免於陽光或昆蟲的傷害，而那可能導致他們的皮膚呈現「紅色」。人們也會想到印第安作戰彩繪所呈現給人的既定印象。有些部落甚至早在公元十七世紀就自稱為「紅人」，應該是為了將自己與歐洲移民及其非洲奴隸區隔開來。

無論這些對於美洲原住民的描述有多麼薄弱或不足，就東亞人的例子而言，則根本沒有類似的解釋。在中國或日本，沒有人會把「黃色」的顏料塗抹在皮膚上（中國與日本將是本書的主要研究對象；韓國的資料在二十世紀之前則相當罕見），而遠東一直到十九世紀晚期才有人稱自己為「黃種人」，當時西方的種族分類以及現代西方科學的其他許多觀點正逐漸傳入中國和日本。

不過，「黃色」在中國（日本則並非如此）文化中確實具有重要意義：它是中心的顏色、帝王的顏色，也是大地的顏色；是黃河原始的顏色，也是神話中全體漢人共同的祖先：黃帝的顏色。「炎黃子孫」至今仍是一種種族自我認同的象徵。「黃種人」的概念是否是源自對這些象徵的某種誤解或誤譯？

早期的西方評論者對於這些象徵大多相當熟悉，尤其是傳教士，因為他們為了改變當地人民的宗教信仰而去認識地方的信仰和文化。他們對中國的描述經常提及黃河和黃帝，因此不難想像這類象徵的意含可能繼續擴展，進而代表整個東亞地區的文化，一如中國的學問與文字傳到了天朝帝國的邊界之外。

然而，在十九世紀之前曾經分析甚或提及中國的「黃色」概念的文獻中，據我的研究，沒有一個將「黃色」與膚色連結在一起。十九世紀之前完全找不到東亞人「黃皮膚」的概念，而此概念也並非來自任何一種親眼見證的描述，或是關於東亞文化符號的西方解讀文獻。

我們將看到，這個概念並非源自旅行見聞或傳教文獻，而是出自科學論述。十九世紀所發生的情況是，「黃色」已然成為一種指涉種族的稱號。換句話說，東亞人是一直到被歸類為「黃色」種族後才變成「黃種人」，而起初在十八世紀末時是被稱為「蒙古人種」（Mongolian）。

1684 年，法國醫生暨旅行家佛朗索瓦．伯爾尼爾（François Bernier）發表了一篇短文，他在文中「根據居住在地球上不同的人類種族，提出了一種新的區分。」他率先提出，「黃種人」是這些種族中的其中一個。

影響力更大的是瑞典植物學家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他在 1735 年以其《自然系統》（Systema naturae）名噪一時，享譽國際。那是第一本將人類納入分類系統的重要著作；在此分類系統中，整個自然世界被分為動物界、植物界及礦物界。他表示，「亞洲智人」（Homo asiaticus）是「黃種人」。

最後於十八世紀末，同樣身為醫生的約翰．弗里德里希．布盧門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開創了比較解剖學，他斬釘截鐵地宣稱遠東人是「黃色」種族，與「白色」的「高加索人種」有所不同，此後我們便一直使用這些名詞。

然而，這種說法顯然過度簡化，當中也存在一些錯誤。

首先，伯爾尼爾並沒有說東亞人是「黃種人」，他稱他們為「真正白」（véritablement blanc）。他唯一描述為「黃色」的根本無關一整個地理族群，而是來自印度的某些人，尤其是指女性。德國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有時被認為是這種觀點的來源，他同意印度人是「真正黃色」的人。

第二，我們確實能將林奈視為首先將亞洲與「黃色」連結起來的人，但我們也需小心翼翼地處理這個細節，因為他一開始稱他們為「深色」（fuscus），直到 1758 至 1759 年的《自然系統》第十版中才改成「淡黃色」（luridus）。

第三，他談的是整個亞洲，而不只是東亞。至於布盧門巴赫，他的確稱呼東亞人為「黃色」（他所選用的拉丁文是 gilvus，亦是從 fuscus 修改而來），但同時也將他們歸入一個稱為「蒙古人種」的種族類別中，而此新創的「蒙古人種」在先前探討此主題的著作中一直受到嚴重忽視。

分類學家決定使用「黃色」，不只是因為它跟「紅色」一樣，是介於白與黑之間的顏色——猶太基督教世界一千多年來均將這兩種根本膚色視為理所當然。我認為，倒不如說「黃色」與「蒙古人種」有助於強化亞洲的威脅、異國、危險性等形象，這兩個名詞共同與東亞過往一連串侵略行動的文化記憶象徵性地連結了起來：匈奴王阿提拉、成吉思汗與帖木兒等人此時也都一起被歸為「蒙古人種」。

儘管這個說法依舊未能充分解釋為什麼要從其他無數顏色中挑選出「黃色」（即使在布盧門巴赫發表那項深具影響力的宣告之後，其他顏色仍持續有人使用），但「黃種人」與「蒙古人種」卻相互連結，在十九世紀共同組合成為一個新的種族類別。

到東亞旅行的人開始更頻繁稱呼那裡的居民為「黃種人」，此種族分類也成為十九世紀人類學的一個重要焦點。早期人類學除了語言或文化習俗之外，亦極為關注身體差異，而膚色就屬於這樣的主題。

布盧門巴赫和比較解剖學家熱中於測量人類頭骨，提出一個「民族臉孔」（national faces）的理論，進而形成一種對稱於「白人」外型的階層系統，與之相對的是由其他種族所展現出來、較不對稱的外型。布盧門巴赫與他的追隨者將「蒙古人種」及「衣索比亞人種」的頭骨置於距離「白人」理想型頭骨的最遠一端，「美洲人種」與「馬來人種」則位於中間。

但在人類學於十九世紀中期臻於成熟之際，身體測量的過程變得更加複雜，擴大到整個身體的細微量化。這當中有一個關鍵人物是法國醫生保羅．布羅卡（Paul Broca），至 1880 年辭世為止，他總共發明了將近三十種專門用來測量人類身體的儀器。

較不為人知的是他對膚色評估造成了深遠影響，他曾設計一個有各色方格的表，目的在於為皮膚找到最接近的顏色，企圖將膚色標準化。其他人試圖改進這個相當繁雜又主觀的程序，於是運用不同的顏色範圍做實驗，並引進不同的媒介，例如玻璃板或油漆。到十九世紀末，一種小型的木陀螺成為廣受歡迎的替代實驗方法：在陀螺上面放一些彩色紙盤，陀螺旋轉時那些紙盤就會混在一起。接受測量的受試者在陀螺旋轉時將一隻手臂放在旁邊的桌上，研究人員則一邊調整紙盤，直到紙盤與受試者的膚色相同。

這些方法在今天看來或許稍顯古怪或有趣，但當時的人類學家卻非常嚴肅看待，而且經常在世界上許多地方使用。然而，尤其令我感興趣的是，這些工具發揮了一種功效，為原先已存在的種族刻板印象注入據稱是經過科學認證的字面意義。

色表上的顏色絕非肆意挑選與安排，儘管許多其他組合可以用來複製構成人類膚色的有限色調範圍，陀螺還是採用了白、黑、紅與黃色紙盤。這種陀螺的早期研發者指稱，如此設計的原因並非人類皮膚實際呈現了這些顏色，而是白、黑、紅與黃從一開始就被假定為是「四大人種」的膚色。研究人員開始量化「蒙古人種」的膚色之後，其結果就是某種介於白與黑之間的色調，而在細心操縱之下，就如同操縱「彩色陀螺」那般，東亞人的膚色終究能變成「黃色」。

十九世紀醫學的一項類似發展其焦點不在膚色，而在「蒙古人種」身體的量化，並將它與被認為流行於整個種族或某種程度上與整個種族有關的某些疾病連結起來，包括「蒙古眼」、「蒙古斑」以及「蒙古症」（現今稱為「唐氏症」〔Down syndrome〕）。

我將會說明，這些疾病全都成了將「蒙古人種」與西方「白人」區隔開來的方法，因為它們不是被當成異常東亞人身體的特色，像是似乎根本不會出現在白人身上的「蒙古斑」，就是只會在白人小時候或遭疾病感染時才出現的特徵，例如「蒙古眼」或「蒙古症」。研究人員也將這些「蒙古人種」疾病連結到當代的演化理論，探討「白種人」早已經歷了較低等種族依然未脫離的發展階段。

因此，最早出現在日本嬰兒身上的「蒙古斑」，被視為人類演化早期階段留下的色素痕跡，甚或是殘留的猴子尾巴；「白人」小孩在長大之前，可能出現類似「蒙古眼」的症狀；而罹患「蒙古症」的人，尤其是小孩子，看起來與「蒙古人種」極為相似，因為這種病症是一種可見的「返祖現象」，就像是退化至前一個演化形態。

與早期人類學的情況類似，醫學上對「蒙古人種」的病理學解釋，對於研究人員起初的刻板印象造成了驚人的強化作用。醫生也經常描述東亞人擁有「黃色」的身體，而「蒙古人種」疾病可能與生理機能退化有關，更坐實了古老的過時說法——遠東人就是遲滯、虛弱，喜歡模仿別人。「白種人」可能會暫時感染「蒙古人種」疾病，或因為健康不佳或先天缺陷等原因而染病，然而真正的「黃種人」卻會永久停滯在幼稚、低智能或發育不良的狀態中。

到了十九世紀末，現代科學已經完全確認了「黃種」東亞人。此外，「黃種人」也始終是一種具有潛在危險與威脅的種族類別，尤其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更多的東亞人移民到西方之後，危險性更加提高。

此時遠東逐漸被視為「黃禍」（yellow peril），這個名詞出現於 1895 年，一般咸認是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所創，那是他針對日本在中日戰爭中擊敗其面積廣大且人口眾多的鄰國中國而做出的回應；那場戰爭又被稱作「黃色戰爭」。更糟糕的是，日本自己也已經開始形成一個殖民帝國，十年後當它也擊敗俄國時，似乎為西方掌控文明世界的榮景劃下了句點。

「黃禍」是一個飄忽不定的概念，可能指中國、日本或其他任何「黃色」國家，也可能是指稱許多種禍害，例如人口過多、「異教信仰」、經濟競爭以及社會或政治衰退。但是，我們也將看到，西方已開始將它所謂不證自明的「黃種人」與「蒙古人種」等概念輸入東亞的環境脈絡中，而這種散播過程幾乎都不是簡單且直接的。

在中國，黃色是一個十分古老、在文化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顏色，與西方的「黃種人」概念之間純屬巧合。「黃色」可以被驕傲地反轉成一個自我認同的名詞，而非只是種族上的羞辱；它不只是一種文化象徵，也是中國人非「白色」、非西方皮膚的實際膚色。

然而，「蒙古人種」卻也與非漢人的「蠻族」有關，在歷史上是中國與西方的禍害，遭到排斥。日本評論者則拒絕接受「黃種人」與「蒙古人種」，認為它們僅限於用來描述其他亞洲人，尤其是中國人。

許多日本人偏好被視為較接近強大的「白種人」，而非低下的「黃種人」，事實上不少西方人也同意這種看法。在中國與日本，西方的種族分類已經變得十分普遍，即使認為「黃種人」是咒罵語的那些人也不得不承認，他們的膚色並非「白色」。

（本文作者為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