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民黨，兩個黨中央：中原大戰後，中國國民黨的分裂與內鬥

1930 年 10 月，中原大戰結束後，混亂的局面終於逐漸穩定。

然而，此時蔣中正卻突然發動湯山事變，強行扣押了胡漢民，逼迫他辭去立法院長的職務。由於胡漢民是黨內廣東軍政方的精神領導人物，他被軟禁的消息一傳出，對當時中國政壇產生極大的震撼，許多在京的粵籍政要，如國民政府文官長古應芬、司法院長王寵惠、鐵道部長孫科、立法院秘書長李文範、南京特別市長劉紀文等人皆先後出走離京。

其中，以古應芬策畫反蔣救胡的行動最為積極，規劃策動廣東地方實力派陳銘樞、陳濟棠來營救胡漢民，政局又開始陷入不穩定的狀態。

廣州政局的演變

1929 年 3 月，李濟深因其有勾結桂系之嫌疑，在湯山被扣留後，廣東的大權落到陳銘樞、陳濟棠手中，二人分任省長和第八路軍總指揮，分掌廣東民政與軍政。

先前桂系發動反中央的戰事時，廣東一直站在南京中央這邊，因此與廣西先後發生了兩次粵桂戰爭、北流之役、衡陽之役等戰役，不僅多次挫敗桂系，同時也派出軍隊到北方，參與對抗馮玉祥、閻錫山的中原大戰。

這時期廣東還是積極擁護中央的，但當胡漢民被扣留的消息傳出後，廣東軍政界相當震驚與不滿，大多數政要一改擁蔣的態度，開始醞釀反蔣的行動。除了當時的省長陳銘樞離開廣東以外，其他人物大多參與反蔣的行動，例如同樣身為黨國元老的古應芬居中穿線，聯合各方人士展開反蔣行動。

由於古應芬早年對陳濟棠有提攜之恩，加上陳濟棠也是胡漢民的學生，因此古、陳二人決定合作。廣東也決心重新修復和廣西的關係，雙方化敵為友，並積極招攬反蔣的各派勢力集結至廣州，以壯大聲勢。

1931 年 4 月 30 日的廣東，由鄧澤如、林森、蕭佛成、古應芬四位黨國元老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的身分聯名通電，彈劾蔣的六大罪狀：

一、厚誣總理、蔑視黨員

二、剿共不利、養寇自重

三、組織黨內小派別、積極活動

四、縱容貴戚宋子文謀私作惡

五、重用政學系成員

六、傾陷同志，非法捕禁胡漢民

幾天後，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張發奎、唐生智等人也響應這封通電。蔣接到此電後，雖言「此係小事」，但仍因廣東問題而「輾轉不能成寐」。

5 月 3 日，陳濟棠及其底下的廣東軍官聯名發表「江電」，稱：「如蔣介石不亟引退，仍欲負固以暴力維持其地位，則濟棠生性恬澹，權力意義之爭，向所不屑，耿耿此心，只為黨國爭存亡，為天下留正氣，正誼所在，義無反顧。」同一天，蔣得知陳濟棠抽調部隊集中韶關後，不禁感嘆「粵事已絕望矣！」

翌日，蔣在國府紀念週報告時表示：「如有武人弄兵，相信中央可不用一兵，在最短期平亂，不虞動搖時局。」恰巧同一日，陳濟棠也在第八路總指揮教導隊訓話，提及：「今日蔣中正挾持中央，胡作亂為，不講是非，破壞法紀，全國民眾以及本黨同志誰不憤懣而痛心疾首！」

隔週的 5 月 11 日，蔣又在南京中央黨部紀念週報告廣東情形，並直指陳濟棠是第二個陳炯明，他提到：「陳濟棠如果叛變的時候，他還要同改組派合作，並同張桂軍共同反抗中央，如此他就未免太蠢了。」寧粵雙方的公開發言越來越激烈，同時電報戰也如火如荼的展開。

南京方面盡其所能地動員全國各地軍事將領，命令他們通電擁護中央、斥責廣州方 [1]，從結果來看，全國多數將領也是比較支持南京。但古應芬、陳濟棠等並沒有因此屈服，反而繼續發表反蔣言論。[2]

5 月中旬以後，國民黨內的元老派、改組派、太子派、元老派、西山派、新桂系等反蔣派系陸續集結廣州，經過一番協商，決定效法民國六年孫文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的模式，召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再由此會議產生廣州國民政府。

5 月 24 日，汪兆銘、孫科、鄒魯、陳友仁、許崇智、唐紹儀等人由香港抵達廣州，和古應芬、陳濟棠、李宗仁舉行會議。隔天，與會人員 [3] 致電蔣中正，要求他於 48 小時內引退；陳濟棠也在同一天發出〈八路軍將領實行出討蔣通電〉，隨後兩廣將領又聯名發表通電，要求蔣履行通電內容，然而蔣對此完全置之不理。

於是，在促蔣下野的時限到達後，各路反蔣派在廣州舉行「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議決並公布國民政府組織大綱十一條，並由非常會議在隔日正式於廣州成立另一國民政府，開啟了一黨兩中央、一國兩府的「寧粵分裂」態勢。                                                                                                         

從對立到和解

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後，隨即推派陳濟棠為第一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並空出第二、第三集團軍番號，期待北方的閻錫山、馮玉祥一同參加，與北伐時期的編制一樣（除了當時第一集團軍總司令是蔣以外），對當時的政治局面造成一定的影響。[4]

6 月中旬，陳濟棠將第一集團軍擴編至一百五十團，李宗仁將第四集團軍擴編至七十二團，並在 7 月 21 日發出〈國民政府剿共討蔣令〉。廣州國民政府於 9 月 1 日正式下達入湘動員令，向北進發，於 14 日攻克湖南衡陽；同一時間，中央軍也向湖南增兵，更大規模的戰爭即將一觸即發。

就在寧粵軍事衝突日益加深之際，九一八事變突然爆發，舉國震驚憤慨，要求團結一致對外的呼聲高漲，使得寧粵之間出現和解的曙光。

9 月 18 日晚間十點半，日本關東軍突然藉口瀋陽市交柳條湖附近之南滿鐵路路軌被炸，襲擊駐北大營的中國軍隊，並於隔天上午進入瀋陽。於此同時，駐紮於東北各地的軍隊也迅速發動攻擊，安東、營口、長春、鞍山、撫順、遼陽、鳳城、蓋平、海城、開原、昌圖、四平街、公主嶺等地區，相繼淪陷。

蔣中正在前往南昌督師剿共的船上，接到關於九一八事變的電報後，立刻決定趕回南京，主持大局。同時，李石曾、張繼、吳鐵城聯名致電粵方，希望雙方在國難當頭時能「化干戈為玉帛。」

9 月 21 日，南京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致電廣州，要求粵方一同共赴國難。廣州方面於同一日發表通電，要求：

一、蔣中正通電自動下野。

二、取消廣州國府。

三、以統一會議產生統一政府，產生統一的國民政府

於是蔣也提出三點作為和談的原則：

一、如粵中能負全責，責在中央同仁盡可退讓一切，請在粵同志，整個的遷來首都，改組政府，至中正個人下野，更無問題，只要粵中能確實負責前來接代，則中正即可通電下野。

二、如粵方不能負責，則歸中央負責主持，而廣東政府自當取消，粵方同志即應集齊首都，共赴國難。

三、如要各方合作，則中正更為歡迎，但必須來滬面商，方是開誠相見、同舟共濟之道。

隨後，蔣中正派出陳銘樞、蔡元培和張繼，與粵方代表於香港舉行會談，並讓他們轉交一封其親筆信給粵方，蔣在信中表示：「弟當國三年，愆尤叢集，過去之是非曲直，願一人承之，譴責所加，何心復求諉卸。唯願諸同志以黨國為重，念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見以誠，不復以平苦之齟齬為芥蒂，度此漏舟覆巢之慘禍。」言詞頗為懇切。

粵方先開出蔣立即先下野、讓陳銘樞的十九路軍接防京滬地區 [5]、釋放胡漢民等條件。除了第一點外，蔣都一一做到，於是雙方代表決定移至上海進行會談。蔣中正飛抵上海後，同汪精衛、胡漢民、孫科等人會面，並稱「胡、汪先生同意的事，無不照辦。」對於粵方主張無一成見，只要諸同志同意，均無不可。

寧粵和平會議在上海伍朝樞家裡召開，自 10 月 27 日到 11 月 7 日間，一共召開正式會議七次、非正式談話會五次，初步達成協議──由寧粵雙方各自召開四全大會，之後成立一個統一的南京國民政府。

12 月 15 日，蔣中正辭掉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陸海空軍總司令等職務。中常會決議由林森代理國民政府主席、陳銘樞代理行政院長。四屆一中全會終於在 22 日於南京召開，蔣在主持完開幕式後，隨即在下午乘機飛回故鄉奉化。會議閉幕後，終於確認五院院長及國民政府主席名單，並決議成立一個統一的南京政府。

民國 21 年 1 月 1 日，新任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長孫科及各院院長、國民政府委員、各部會首長在南京宣誓就職，成立一個新的、統一的國民政府。廣州方面也通電取消廣州「非常會議」及「國民政府」，以「黨權統一於中央，以治權還諸政府」，宣告寧粵復合。

但粵方實力派陳濟棠在「均權共治」下，成立了「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及「西南軍事分會」等機關，繼續維持其黨、政、軍三方面的半獨立狀態，直到 1936 年兩廣事變以後，廣東才重新又為中央所控制。

1931 年對於中國而言，可謂內憂外患不斷，大規模傷亡的中原大戰才剛結束，隨即又因湯山事變爆發寧粵分裂、一國兩府的情形，兩個國民政府之間幾乎再度引爆激烈戰事。若非九一八事變突然爆發，全國主張一致對外的呼籲瞬間高漲，恐怕又是一次大規模內戰。

九一八事變後，蔣中正儘管百般不願意，但為大局著想也只能忍痛下野，促成寧粵統一。在下野回鄉的期間，蔣中正思考和反省了許多問題，也為他之後的復出做了許多準備。然而不久後，由於新內閣無法應付內憂外患，最終孫科出走辭職，促成蔣中正和汪精衛二人聯合出面組閣以應對當時的混亂局面。

另一方面，陳濟棠因為湯山事變，使他全面控制廣東軍政大權，最終割據一方、對抗南京，因此有了「南天王」的稱號。陳濟棠藉由成立各種軍事、政務等機關，在寧粵復合後，繼續維持其半獨立局面，直到 1936 年兩廣事變後，才終止其一方獨霸的情況。（兩廣事變，詳見作者另一篇文章）

[1] 5 月 6 日，雲南省主席兼第十路總指揮龍雲通電駁斥鄧澤如、古應芬、陳濟棠等人。

5 月 10 日，貴州省主席毛光翔通電擁護中央。

5 月 11 日，何應欽、何成濬、何健、魯滌平等致電陳濟棠，勸陳濟棠「服從黨意，免蹈武力干涉之嫌。……若兄又挑起內戰，兄之罪將更浮於陳炯明矣。」

5 月 15 日，山西將領商震、徐永昌、楊愛源、傅作義等八人致電陳濟棠，勸其拋去私嫌、顧全大局。

5 月 16 日，于學忠、石友三、宋哲元、孫殿英等八人通電擁護和平統一。

5 月 19 日，劉峙、劉鎮華、顧祝同、楊虎城等三十名將領聯名電請中央討伐陳濟棠；同一日，山東將領韓復榘、劉珍年、孫桐萱等人響應 11 日何應欽等電。

[2] 5月19日，陳濟棠發表〈駁復何應欽之要電〉，抨擊「今日之南京，祇有蔣氏暴力之橫行；而所謂中央黨部，徒有其名」，並強調「我革命同志惟有掃除蔣是黑暗勢力，使本黨真正革命精神得以表現，本黨真正屬意得以實行。」此外，一併反擊蔣中正將其指責為陳炯明第二的說法。

[3] 由唐紹儀、汪精衛、孫科、陳濟棠、李宗仁(等人)領銜致電。

[4] 北方的石友三便將番號由原第十三路總指揮改為廣州國民政府委任的第五集團軍，在北方實施反蔣軍事行動，見〈粵系軍閥大事記〉，《廣東文史資料第四十九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頁72。

[5] 十九路軍為陳銘樞的骨幹部隊，由於陳也是廣東人，由其軍隊在京滬駐防，使粵方代表較為心安赴上海、南京。因此一二八事變爆發時，便由十九路軍首當其衝擔負起衛戍首都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