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嚴前夕，我在成功大學的校園生活

我是 1985 年進入成大，解嚴前兩年。

當然，我那時不知道這個從我出生以來就堅若磐石的戒嚴體制，當時已經進入黃昏。

當時新生入學得在大禮堂過一關又一 關，讓教官檢查頭髮長度是否符合髮禁等等。對男生來說，這些都還算輕鬆。我們都剛從成功嶺的軍事訓練下來，立正稍息操體能之外，每個人都剃了個大光頭。到入學時，長回來的頭髮長度都還不到高中規定的 2 公分以下，教官拿尺量每個新生的頭髮長度時，當然合格。

那一年，髮禁還沒開放，「舞禁」 剛剛開放，系學會可以申請辦迎新送舊舞會。不然，被抓到跳舞（除了救國團提倡的嚕啦啦或土風舞之外）是會記過的。學生的身體，從毛髮到姿勢動作穿著打扮，都是要被嚴格規訓的。那個龐大的國家機器似乎覺得，學生腦袋上的一根毛長得超過規定，就像童話故事裡荷蘭堤防上的一個洞一樣，若不「嚴肅處理」。

接下來就是「骨牌效應」，各種尊卑貴賤開始被質疑挑戰、被統治者開始反叛，然後，「就像大陸淪亡的沈痛經驗」（這是指 1949 年國民黨在中國內戰中的政治軍事潰敗），天會塌下來的。

我們班上唯一在新生訓練時遇到麻煩的，是我在光復二舍的室友。

在入學時每個人都得填的身家調查表上，絕大多數人「家庭背景」都寫「小康」， 「性格」都寫「樂觀進取」，千篇一 律。但這傢伙竟然在「性格」欄寫 「平凡中見偉大」。馬上就被教官約談了：「你誰啊？你也配『平凡中見偉大』?」雖然沒什麼機關單位真的明文規定，大家都知道這字眼是蔣經國專用的。回到寢室，我那白目室友不甘不願地說：「老師從小不是都說要效法領袖的嗎?」

我們一間寢室四個人，其實多少都會彼此懷疑誰是「爪耙子」（特務的眼線）。後來成為我最好的朋友、也一起參加過很多次抗議的那位，也許因為爸爸在當警察，被國民黨校園黨部提拔為 「小組長」，常得去開些會，包括我在內的一些同學私下懷疑他應該就是。但是誰也不敢確定其他人就不是。當時每個校園裡都有好幾大情治系統的「佈建」，就是吸收安插眼線。

兩蔣不輕易信任單一情報來源，所以總是要有幾個系統互相競爭。比較明著來的是在行政大樓頂樓有間森嚴的、 掛著「梅園」匾額的辦公室的國民黨南部知識青年黨部（南知青黨部）。另一 個比較公開的是教官系統，直接對教育部軍訓室負責，總教官是少將。

此外， 所有機關與公私立大企業都有個「人事室第二辦公室」，簡稱「人二」（民主化後改為「政風室」），負責對教職員工「考核思想」。其他國安局、調查局、憲兵調查組、救國團、警備總部等等，都負責「保防工作」，要監視校園。他們究竟安插了多少人在校園裡， 沒人敢講。但是，每個班級、每個課堂應該都有，這是普遍的「常識」。所以 「有案底」的老師，例如後來大家才知道二二八事件時扮演重要角色的物理系吳慶年老師，上課以及跟學生討論時總是特別謹慎。

我自己是因為小時候身邊就有親友成了政治犯，對這整個統治體制特別反感，上大學後就很快找到同道，訓導處（現在的學務處）和教官們開始私下警告我們「別亂來」。緊接著，學校要在成功廳放一部國民黨黨營企業中影公司拍的電影《唐山過台灣》。片子裡對原住民嚴重醜化。我們決定在電影上映時在成功廳外拉布條抗議，這是成大第一次公開抗議。

我們這些學運學生這一次「出櫃」 表明政治態度之後，各種壓力就排山倒海而來：師長約談、恐嚇電話、等等。 一些師長好心地跟我說，你這種有為青年應該入黨，黨會提拔你的，以後升官發財指日可待⋯⋯。我不知道哪來的膽子，居然頂了嘴，走出辦公室後，整個人爽得快飛起來。

最後，我們只有幾個人被記了過。

記過似乎是大事。

當時每個人都有一份「安全資料」：當兵時到部隊、找到工作後到單位的「人二」，總是有某人可以查到你高中大學幹過什麼大逆不道的事。許多 1950 年代入獄的政治犯，出獄後半輩子都被孤立、只能做最苦最累的工作。除非出國，否則「安全資料」上的污點會跟著人一輩子的。但是，我們這些常到校園外見識的人，早已看到成千上萬的人民上街爭民主自由，被打被抓。

相較之下，記過實在不痛不癢。 雖然如此，每個人承受的心理壓力都是很大的。理論上，政府要打壓，最嚴重是可以判死刑的。十幾年之前的「成大共產黨案」就有成大學長被判了死刑。

半夜胡思亂想，常會想到那裡去，雖然理智上知道不可能。

為了讓反抗的聲音不要因為這些對我們個人的私下打壓而消沈，我們去台北接洽了「原住民權益促進會」，邀請會長、民歌手胡德夫來成大演唱。二話不說，胡德夫和丹耐夫.正若（當時漢名童春慶）就來了。演唱會籌辦、宣傳過程中又有無數的波折。最後偌大的成功廳只來了十幾個聽眾吧。我是尷尬的節目主持人，一直跟胡德夫抱歉，但是他很理解。演唱會最後，胡德夫唱了已被查禁好多年的禁歌《美麗島》，我在幕後一整個淚崩。

記過之後，反正什麼都公開了，那些心理壓力反而消失了。我們開始覺得，是校方和特務單位在害怕我們，不 知什麼時候會給他們惹麻煩。開始有調查局、國安局之類單位的「大哥哥」很客氣地來接觸我們，請喝咖啡，吃牛排，想套消息。我們窮學生哪吃得起那些？就死皮賴臉地去吃喝，胡亂講些無關痛癢的東西應付他們，回到同學之間還會互相「報好康」。

大約也就是這段時間，我們私下討論決定，無論如何與我們從小被訓練的直覺相反，我們要把每個身邊的人、來接觸我們的人都當成「不是」爪耙子。 因為，彼此互相懷疑，對每個人的心理毒害，遠遠大過那些特務的真實威脅。

坦然之後，世界似乎變得無比寬廣。我們開始參與當時在南部各地蜂起的反污染運動和農民抗爭，在參與過程中開始認識到的各式各樣的社會現象與知識難題，一直到現在，還是推動我不斷求知的動力泉源。

在戒嚴的黃昏經過的那段心理煎熬的一個好處，是當時一起走過這段的一位學姊，後來成了我老婆。

我們兩個剛開始彆彆扭扭鬧曖昧的時候，有一天，介紹我們認識的林牧師遇到我，呵呵笑著跟我說：「信行，追上了喔！」我問他怎麼知道，我們都還沒公開咧。他說，是國安局那傢伙請他喝咖啡的時候說的。我們都覺得這事太好笑了。負責政治監控的爪牙，竟然淪落成偷看情書、偷聽情話的偷窺狂？戒嚴體制恐怕快倒了吧?

果不其然，暑假開始沒多久，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了，台灣的歷史進入另 一個新階段。至於校園特務，也許還在，但是已經不亂請人喝咖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