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者徹夜未眠：以文學宣揚國威，征服日本讀書界的朝鮮才子

日本最早提及「書籍」的記載見於《古事記》。

這個故事是這樣說的：「應神天皇（270-310）命百濟國（BC18-660）進貢書籍，於是百濟派遣了一位和邇吉師（亦有一說稱王仁）前往日本，他帶了兩種書，一是《論語》，一是《千字文》。」（「又科賜百濟國，若有賢人者貢上。故受命以貢上人名和邇吉師。即《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並十一卷。」）

我們自然不會真的認為在此之前日本沒有書籍，或是和邇吉師千里迢迢跑來，居然只帶了《論語》跟《千字文》兩種書。我想這個故事更有意思之處應該是：清楚地揭示一條書籍旅行的路線。例如誕生於中國的《論語》輾轉跑到朝鮮半島，又經由百濟國人之手，飄洋過海，落腳日本；綿延千里的書籍旅行在 1700 多年前已經達成了。

每個人都能從裡頭找到自己喜歡的元素。尤其對那些踏上日本國土的朝鮮人而言，他們宛如和邇吉師一樣，是造訪東洋的賢人，為日本帶來更好的文化。

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7），朝鮮人除了有去北京逛逛的「燕行使」，也有前往日本的使節團，可以簡單統稱為「通信使」。雖然朝鮮、日本兩國因為「壬辰之戰」的關係，搞得不太愉快，但是戰爭終究結束了。

尚且不談戰後如何收拾善後，適當地恢復外交關係，實是當務之急。於是兩國首先就戰爭期間歸返「俘虜」一事展開談判，也因為如此，有了江戶時代第一次的通信使。

雖然通信使派往日本的次數不多，貫穿江戶時代 264 年間也只有 12 次，卻留下數量驚人的相關資料。首先，朝鮮人是當時少數得以深入日本內地的外國人，頗受日本上下矚目，加上日本的文化界長期欽慕朝鮮，頻繁地與朝鮮人「交朋友」，於是留下許多寶貴的資料。

其次，朝鮮方面一如燕行使者的情況，隨行人員有的寫了日記，有的則是整天收集撰寫官方報告的資料，也寫下不少所見所聞。此類文字記錄像是坐落於朝鮮、日本兩地之間的時空隧道，釜山、大阪、京都與江戶的風景，兩國知識份子各自的觀察，使者寫在日記裡的抱怨以及行經富士山下的讚美，每一則記述背後，彷彿如實再現過去的某個細節。

這些文獻背後藏著不同目的，有的想窺伺日本的國情民俗，以及政治局勢；有的是保存了友情紀錄，諸如讀書人之間的筆談紀錄，或是單純的遊記。真要說這些文字的價值，如果我們從當時「外交工作」的角度來看，就好比「維基解密」所曝光的政府文書一樣，裡頭是朝鮮人直接、沒有隱晦的日本理解。夾雜著客觀與偏見，越矛盾越顯真實。

如果要為朝鮮人的日本紀錄下幾個關鍵字，兩國交戰之後，十七至十八世紀的外交工作不僅僅是「親善友邦」，觀察他國民情也只是剛剛好而已，隨行人員另一重責大任就是「宣揚國威」。

什麼是宣揚國威？從當時兩國之間的一些外交準備工作，即可瞧出端倪。例如兩國的外交人員事先磋商一份清單，明白列舉你要準備什麼，我要做好什麼。朝鮮方面有這樣的安排：選擇馬術精熟、弓技絕妙的人，以供表演所用。隨行的畫家必須是經驗老道，有顯著成績的人才能擔任。[1]

這些肩負特殊技能的朝鮮人，就是朝鮮國的代表，赴日宣揚國威。不過，上述不少還算是「武戲」，為了驗證朝鮮的人才文武雙全，當時在家孝順母親的申維瀚收到一份公文，他被告知即將前往日本，等待他的職務是使節團中的重要角色：「製述官」。

1719 年（清康熙五十八年，日本享保四年），朝鮮使者一行 475 人，帶著朝鮮國王的「國書」（國王給幕府將軍的信）前往日本，目的是恭賀三年前新就任的幕府將軍德川吉宗（1684-1751）。朝鮮官方為了在日本人面前表現出朝鮮人文化之深厚，特地揀選時年 38 歲的申維瀚擔任「製述官」，也就是專門請來寫詩文歌賦的好手。

之所以會有這個官職，按照申先生的說法是：「日本人喜歡漢詩文的癖好，最近越來越誇張，看到朝鮮人就大喊『學士大人』！乞求詩文的人滿街都是。為了應付這種狀況，宣揚我國文學之盛，有了這個官。」（倭人文字之癖，挽近益勝，艷慕成風，呼以學士大人，乞詩求文，填街塞門，所以接應彼人言語，宣耀我國文華者，必責於製述官。）

這或許聽來有點誇張，但一如和邇吉師帶來《論語》、《千字文》的寓意一樣，在三、四百年前日本的文化界，朝鮮國一直因為漢文素養較高，享有極大的聲譽。當然，申維瀚也知道上述的典故，在他心裡，沒有朝鮮人傳播文化（帶書來日本），日本根本沒有文字。

申先生的觀點當然是極大的誤解，日本早有文字，有意思之處應該是他為何如此想。

這得考量到朝鮮的讀書人長期傾力學習漢文化，堪稱當時中國以外最熟悉漢文化的國家。相形之下，日本不像中國、朝鮮以「科舉取士」，江戶時代不僅是「武人社會」，同時也是世襲社會，導致學習文學的儒生沒有好的出路。換句話說，江戶時代的日本缺乏一個很強的社會誘因，令日本人願意躋身儒生之列。

有趣的是，漢文化的價值在當時仍被日本人（尤其是文化界）認同，因此不少人即使不以儒生為業，部分醫生、武人也會學習漢文。

在這樣的背景下，朝鮮頂級讀書人的造訪，對日本社會彷彿震撼彈一般。第一，自江戶時期的德川幕府實行鎖國政策以後，尤其是遠離海港的內陸，一般庶民幾乎沒有見過外國人。不論是出於好奇，或是真心仰慕，朝鮮人一來受到極熱情的接待。第二，這對當時的日本讀書人而言，則是一個夢寐以求的機會，他們得以藉機透過筆談、翻譯與朝鮮人切磋漢文。

透過申維瀚的眼睛，我們得以一窺朝鮮人眼中的日本文學，以及他們多麼受到日本百姓歡迎。

在他的日記《海游錄》中，時常評價訪日期間的朋友。當說到幾位日本僧人的時候，他認為：「全部都爛透了！」（全無一語可觀）或是：「這個人還有他的文章都沒啥了不起。」（其人與文章皆不足道）就連幕府將軍專用的文學人士，如擔任大學頭的林信篤（1645-1732），都被申維瀚評為：「我看他的文筆，簡直呆得不像樣。」（觀其文筆，拙樸不成樣）

這可以說是朝鮮人單方面的自大嗎？

如果從日本人的舉動看來，朝鮮人確實在漢詩文有突出的表現。先談談一般民眾，當申維瀚一行人抵達對馬島的時候，他形容當時的場景是：「在外面看熱鬧的日本鄉民們，有男有女，人群擠在一起遠看像是魚鱗，他們有的坐在家裡，有的拉簾子偷看，有的就站在牆邊，或在路旁站著。」（觀光男女，簇簇如魚鱗，或坐堂、或窺簾、或立牆外、或在路旁。）

至於稍微懂漢文，或者說喜歡漢文的日本人就更不用說了，申維瀚每經過一個地方，必定是：「乞求詩文的日本人圍著我像一堵牆一樣，我就被圍在這個人牆裡。」（群倭乞詩者環立如堵）當申維瀚拿著毛筆寫字的時候，甚至有日本人整天在旁觀看學習。（終日在傍，意頗惓惓）

申維瀚就像文學明星，每次聚會都是眾人眼中的 Super Star，他寫的每首詩都彷佛是最高超絕妙的文學作品。他表示，當日本人從他手中拿走詩文時，不論身分高或低，都把朝鮮人視為「神仙下凡」，那些詩文則當作珠玉寶石般珍貴。即使是抬轎子的人，或是不視字的人，也以得到朝鮮人寫的書法為榮，頂禮膜拜，感謝再三。（求得我國詩文者，勿論貴賤賢愚，莫不仰之如神仙，貨之如珠玉，即舁人廝卒目不知書者，得朝鮮楷草數字，皆以手攢頂而謝。）

不過，每天應接日本人的「求詩」、「求文」看似達成宣揚國威的任務，卻苦了申維瀚。

他雖然經由官方接待，吃喝玩樂一應俱全，就連遊覽富士山都是日方派人「抬轎子上去」。但是，應接不暇的「文債」仿佛扎在心頭上的一根刺，揮之不去。這些乞求詩文的日本人時常擠在使節團的住處，從白天到黑夜。（或至雞鳴不寐）這給製述官申維瀚帶來許多壓力，畢竟他來到日本的工作，就是專門寫詩文歌賦的。

1719 年 12 月 6 日，朝鮮使節團行至京都附近的吉田，或許有幾個人得以四處閒晃觀光，不過申維瀚已無暇欣賞風景，因為令人苦惱的文債不斷累積，他有時一天就得揮毫數百幅字才能交差。最終，甚至無法安心入眠，幾個通宵熬夜，只為了寫出應付日本人的漢詩。

可以想見，那一夜萬籟俱寂，冬令時節帶來些微寒氣，使者徹夜未眠。

[1] 這份清單見仲尾宏，《朝鮮通信使》，東京：岩波書店，2007，頁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