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生堂醫院：迎接新生兒呱呱墜地，大稻埕第一位婦產科女醫師

位於臺北市大稻埕民樂街寧靜巷弄內的福生堂醫院，是一棟三層樓高的磚造建築。相較於迪化街上造型裝飾華麗繽紛的商家街屋，紅鋼磚與白色垂直飾線的福生堂顯得十分簡約雅致。

這間外觀樸素的醫院，是許多大稻埕人的共同回憶。福生堂是大稻埕地區第一棟由女醫師開設的婦產專科醫院，陳却與她的丈夫謝伯津將住家與醫院合而為一，仁心濟世服務當地民眾半世紀，不少一九四○至一九七○年代出生的大稻埕人，都在這裡呱呱墜地。
 

一九四一年四月一日，臺北太平町（今大同區南京西路至民生西路一帶）出現了一間由女醫師執業的婦產科醫院，名為福生堂。

執業的女醫師名喚陳却。作為大稻埕地區首間由女醫師主治的婦產科醫院，福生堂擁有寬敞的待產空間與完善的診療設施，除了專業的婦產科醫師之外，還包括助產士、護士、附添（為日文「付き添い」轉譯，羅馬拼音為 tsukisoei，指幫忙照料產婦洗衣、煮餐等日常所需的婦人）、車夫等工作人員，編制完整。

從日本留學回來的陳却醫師看診溫柔細心，且不少產婦覺得「給女醫師看診比較不『歹勢』（pháinn-sè）」，使福生堂逐漸累積良好口碑，成為當時大稻埕首屈一指的婦產科醫院。
 

從先生媽到婦產科醫師

在現今的社會中，產前檢查、婦產科、女醫師已非稀奇之事，但若將時光倒退回百年前的臺灣，彼時仍缺乏完善的現代醫療與公共衛生觀念，多數女性在懷孕期間未曾接受產前檢查，生產時也大多仰賴未接受正規訓練的「先生媽」（穩婆、傳統產婆）接生。面對難產、產後大出血、新生兒感染等情況，往往缺乏有效的醫療處置與照護，導致母嬰死亡率居高不下。

直到日治時期，臺灣醫療才迎來由傳統走向現代的關鍵轉型期。

當時的大稻埕臨近港口，地處交通要衝，商業貿易繁盛，不少第一代接受現代醫學教育的西醫師來此開業，例如杜聰明為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曾擔任過大稻埕「臺北更生院」的醫局長，負責鴉片矯正、治療；致力於臺灣民族運動的蔣渭水，也在大稻埕開設了「大安醫院」，隔壁就是「臺灣人唯一之言論機關」的《臺灣民報》發行所。

在婦女生產方面，臺灣總督府為降低母嬰死亡率，推行「公設產婆」（一九四三年之後頒布《助產士法》，改稱「助產士」）。規定從業者須接受正規醫學教育與接生訓練，取得證書後始得執業。現代產科醫療技術亦逐步引入臺灣，使過去面臨難產、胎位不正等高風險情況的孕婦與胎兒，得以獲得更高的存活機會。

隨著現代醫學觀念逐步進入臺灣，男性西醫人數持續增加，女性受教育的機會雖提升，但相較於男性，能接受完整醫學教育並進入醫療體系獨立開業的女性仍是鳳毛麟角。

而陳却，正是當中的特例。
 

大稻埕成長，遠赴日本習醫

陳却出生於一九一六年，父親陳福生在大稻埕開設福記商行，從事皮革生意，家境殷實。在父親的潛心栽培下，陳却先是在大稻埕女子公學校（今蓬萊國小）、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今中山女高）完成學業，之後更於一九三三年前往日本東京，就讀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今東京女子醫科大學）。
 

當時赴日求學的女性，大多選擇醫學、美術、家政或音樂等科目就讀，例如臺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即在一九二一年從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是陳却的大學姐。

關於陳却本人在日本求學的經歷，她自己所提甚少。當時女性在日本習醫的過程，只能參考蔡阿信的回憶略知一二：「學醫第三年上解剖學，要『暗記』（背誦之意）人體器官幾千、幾百種拉丁文名詞，而且要面對那具令人毛髮直豎的屍體動刀解剖，還得和屍體廝守達一、兩個月之久，剛開始連續三個晚上都會做惡夢。」

「當時留日的臺灣學生只有一百多名，其中女生只有兩、三個。第一次參加留日臺灣同學會，竟然找不到半個女同學，全部都是男生，眾人目光灼灼，令阿信非常羞赧。」

從學姐的敍述可了解，當時前往日本習醫的臺灣女留學生，不僅須面對嚴峻的課業壓力，在男性為主的留學生社群中，更存在著身為少數性別所帶來的不便。雖說蔡阿信與陳却時代相差十幾年，但同樣男多女少，可以推測陳却多少有感受到相似的壓力。

一九三八年，陳却從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畢業。返臺後，她進入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產婦人科學教室（今臺灣大學醫院婦產部的前身），跟隨婦產科權威真柄正直教授工作，擔任無薪資給付的助理，為當時教室內唯一的女醫學士。

在累積了豐富的臨床訓練與手術經驗後，陳却於一九四一年回到出生地大稻埕，以父親之名創設福生堂醫院。
 

是人生伴侶，也是並肩同行的戰友

陳却任職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期間，在朋友的介紹下，認識了於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醫院（今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擔任外科醫師的謝伯津。

謝伯津出身醫學世家，其父親謝唐山為臺灣第一位正式完成西方醫學教育的外科醫師，並於大稻埕創設「順天外科醫院」。一九四三年，謝伯津與陳却在臺灣神社（今址為圓山大飯店）結為連理。兩人結婚後，福生堂增設外科診療部門，夫婦倆共同經營醫院事務。陳却負責婦產科，接生工作由其與助產士兩人協力完成，若需剖腹產則由謝伯津執刀，夫婦二人在醫學專業上合作無間。

在女兒謝素眞與外孫女徐子婷的眼中，謝伯津是不苟言笑較令人生畏的嚴父，而陳却則是性格溫和有包容力的慈母。

兩人個性看似迥異，但實際上性格互補，又都信仰基督教，夫婦感情甚篤。徐子婷表示，阿公阿媽彼此敬重，幾乎未曾見過大聲爭執，直到年老仍常手牽著手外出散步，感情之融洽令人欣羨。

兩人不僅是人生中的親密伴侶，在專業上更是並肩同行的戰友。日常生活中，除了一起上教會之外，夫妻倆也有共同的志趣，那便是「讀書」——汲取最新醫學知識，相互切磋討論。

如今福生堂仍留下不少謝伯津過去蒐集典藏的歐美與日文醫學期刊。這些硬殼精裝書籍皆由其親手典藏，書脊上標示著：《産科と婦人科》、《産婦人科治療》、《産婦人科の世界》、《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 Gynecology》等期刊名，出版年代橫跨一九五○至一九七○年代。這批細心典藏的醫學期刊反映陳却與謝伯津在開業行醫後，仍不間斷地更新專業知識，即便是在邁入知天命的年紀後，依然維持高度的學習熱忱。
 

夫妻倆對於專業知識的投入，不僅止於閱讀文獻，也厲行實踐。謝伯津於一九四九年取得京都帝國大學（今京都大學）醫學博士學位；而陳却在福生堂開業之後，為了精進醫學知識，解決產婦們各種疑難雜症，她不僅赴基隆拜師學習針灸技術，亦決定再度赴日進修，至九州大學攻讀醫學博士，並於一九六○年取得學位。
 

全年無休的福生堂

如今推開福生堂醫院的大門，室內格局仍與數十年前無異，掛號臺（兼藥局）、問診室、手術室、病房、護士休息室等醫療空間仍保留完好。
從延平北路側的大門進入，大廳的右側即為掛號臺與候診區，左側的門通往陳却的婦科診察室；診察室另有一扇門可前往隔壁謝伯津的外科診察室，過去在民樂街側設有獨立的出入口，可以直接進入外科診察室。平時兩位醫師各自在不同診間看診，若遇到需要共同判斷的病例，則可透過相通的門即時會診。

二樓設有醫師辦公室、護士休息室、開刀產房、嬰兒洗澡室與產婦恢復室；三樓則是開放式病房。剛出生的嬰兒由護士洗好澡後，安置於產婦病床旁的小床，由產婦與其家屬照顧，約三天即可出院。
 

儘管大人不讓孩子隨意靠近產房，但孩子的好奇心總是難以抑制。謝素眞回憶，小時候父母正在產房內接生或進行剖腹產手術時，她曾忍不住好奇心驅使想一探究竟，悄悄地把產房面向走廊的窗戶推開一條細縫，往裡頭窺探。但當時還在讀國小二年級的她，個子不高，即使努力踮高了腳尖，「也只看到裡面亮晃晃的手術燈，什麼都看不到。事後經長輩解釋規勸不敢再造次。」她笑著回憶這段童年往事。

秉持醫者父母心的信念，福生堂幾乎全年無休。週一至週日天天開門看診，僅週日下午休息半天。產婦臨盆更是不分黑夜白天，陳却經常日夜不休為產婦接生。最鼎盛時期，福生堂共設有十五床病床，一位助產士、七名護士、兩位附添、一名車夫。看診、接生與產婦照護工作，在這棟醫院中日復一日、川流不息地運作著。
 

是醫院，也是家

福生堂不僅是醫院，也是陳却及謝伯津一家人的家。

或許是為了確保醫療的專業性，福生堂被分成右側「公」（看診）與左側「私」（生活）領域，兩個空間以牆壁與不同樓梯動線加以區隔，避免工作與日常生活互相干擾，但必要時，亦可透過內部相通的門保持連結，使醫療與家居在同一棟建築中各自運作而不失流動性。

一樓左側為客廳、飯廳與廚房，謝家人與親朋好友經常在此用餐與聚會。謝伯津與陳却退休後，晚年多在一樓生活起居，空間使用也因應其需求改變；二樓前段是謝伯津的書房，後段為其與陳却的主臥房。

一九五○年代增建的三樓，原本擬作為謝家生活空間使用，因福生堂病患應接不暇，遂將右側一半劃分出來作為病房使用，左側前半為陳却母親陳吳誰祭拜的神明廳，後側兩間房間曾住過謝素眞、陳吳誰及陳却妹妹陳嫣嫣；右側開放式病房不再使用後，也曾給助產士一家六口居住約四十載。

褪下專業的醫師身分後，在日常生活中的陳却與謝伯津，亦擁有各自的喜好興趣，展現出不俗的美學品味。
 

細觀如今福生堂於一九八○年代翻修的立面，紅鋼磚基底與白色垂直飾線，勾勒出沉穩而有秩序的垂直韻律，佇立於滿是華麗街屋的大稻埕街廓之中，更突顯其簡潔理性的現代主義風格。

不僅建築立面，就連內部空間設計，也處處展露現代風格的細節語彙——貝殼造型與鳶尾花紋飾的燈具、玻璃窗多彩的幾何造型圖案，讓人聯想到蒙德里安的作品，以及在樓梯、牆壁等轉角處細心規劃的導角，避免病人撞到受傷等設計，體現出設計者對美感與實用並重的考量。

這些設計，大多出自男主人謝伯津之手，他不僅是一位優秀的醫師，更是當時代的「摩登文靑」，熱愛音樂、攝影與藝術鑑賞。謝伯津會選購藝術畫作裝飾居所，亦喜歡蒐集古典音樂唱片，休閒時甚至會播放唱片跳舞自娛。

孫女徐子婷表示，阿公非常喜愛攝影，有時只是親友日常到訪，阿公都會愼重地拿起相機，透過觀景窗按下快門，將家人與親友的笑容一一定格，為家族留下許多珍貴影像記憶。而謝伯津最大的樂趣之一，便是在家中角落布置的暗房裡親自沖洗照片，細心整理成冊後，再依年份與日期逐一編號歸檔——一如他典藏醫學期刊般的細心嚴謹。

相較於謝伯津對藝術的熱愛，陳却則喜歡閱讀歷史故事。謝素眞回憶，母親從小就喜愛看《三國演義》，對歷史典故富有熱忱，時常在桌前伏案閱讀相關書籍，或是透過電視吸收各式各樣的歷史故事；此外，陳却也喜歡做手工藝，創作編織畫、編製小嬰兒的衣服——早期福生堂裡新生兒穿的衣服，皆出自陳却之手。
 

謝伯津性格內斂嚴謹，陳却則溫柔隨和、樂於交友。她經常邀請教會友人至家中聚會，也長年與高中大學的同窗保持密切聯繫，積極參與同學會與校友會活動。晚年更與蔡阿信，以及一群同是從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的女醫師組成「至誠社會服務基金會」，為寡婦提供精神關懷和保健諮詢。

身為謝伯津與陳却的獨生女，福生堂對謝素眞而言，不僅是一間醫院，更是承載無數童年記憶的家。父母平日工作忙碌，整棟醫院便成了她的遊樂場。三層樓高的空間被牆面與樓梯區隔成醫療與私人生活區域，曲折的動線與不同用途的房間，讓她有探索不完的新鮮感。有時，她也會與鄰居玩伴跑出醫院，鑽進如今已不復存在、當年位於福生堂對街的防空洞玩耍。

在這棟充滿回憶的建築裡，最令謝素眞懷念的卻是飯廳。「由於父母白天都忙著看診，飯廳是我們一家人每天最難得能圍坐在一起吃飯、聊天的地方。」對她而言，那裡不只是用餐空間，更承載著一家人相聚交流的溫暖時光。

結婚成家後，謝素眞搬離了福生堂。每當她帶著三個女兒回到老家時，孩子們又在這棟建築裡延續了另一代人的童年。徐子婷小時候經常和其兩個雙胞胎妹妹徐子惠和徐子晴在樓梯平臺表演嬉戲、手牽手繞著大廳圓柱子歌唱玩耍，在掛號臺裡當小幫手幫忙找病人的「ka-lú-teh」（カルテ，病歷的日語）。對孩子們來說，這裡雖是醫院，卻也是充滿驚喜與歡笑的遊樂天地，處處藏著引人深入探索的角落。
 

見證臺灣婦科發展

一九七六年，隨著陳却、謝伯津夫婦年歲已高，體力大不如前，只得停止接生服務。在謝伯津先行退休後，為了習慣來福生堂看病的老病患，陳却仍然持續看診。直至一九九八年，高齡八十二歲的陳却才正式退休。

二○一一年，心善仁慈、備受大稻埕居民敬重的陳却醫師先一步離開人世；四年後，丈夫謝伯津也跟隨妻子的腳步離世。

父母皆過世之後，謝素眞考量福生堂年久失修，自己難以憑個人之力維持管理，決定在二○二○年轉賣他人。福生堂一度面臨拆除重建為新大樓的命運，所幸在新屋主的支持下，該建築於二○二一年指定為市定古蹟，並展開修復工作，未來將作為屋主的公司辦公室使用，並採預約方式對外開放參觀。

身為大稻埕第一位執業的婦產科女醫師，陳却不僅是時代的開創者，也為當地居民帶來新的醫療想像。

日治時期的臺灣，受限於性別觀念與產婦的經濟條件，多數新生兒仍由先生媽或助產士接生，醫師並非主要接生者。身為婦產專科醫師的陳却，是當時少數親自投入接生工作的醫師之一。其溫柔、細膩且專業的女醫師形象，讓不敢給男醫師產檢的女性得以放心至醫院檢查，並親手接生無數新生兒，陪伴產婦走過生育的重要時刻。
 

謝素眞說，母親看診時十分溫柔且客氣，且秉持救助病患的想法，對待家境困苦的病人，經常會打折甚至免收費。或許正因如此，當福生堂被指定為市定古蹟，曾經受陳却醫師照顧的居民都感到十分高興。

自一九四一年開業以來，福生堂見證了臺灣婦產醫療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過程。如今雖已不再營業，但修復後的空間大致保留當年作為婦產科醫院的格局，走進其中，仍能感受到過去作為產房與診間的日常。它不僅是迎接新生命的地方，也陪伴無數家庭迎接新生兒呱呱墜地，更記錄著女性走進專業醫療以及臺灣公共衛生逐步轉型的珍貴歷史。

那些當年由陳却親手接生、在福生堂響起第一聲啼哭的嬰孩，如今大多數已成家立業，甚至已為人祖父母，繼續迎接下一代的誕生，讓生命與家族的故事代代延續。福生堂不只是一間婦產科醫院，更是一位醫師用專業醫術與溫柔仁心，守護無數產婦與新生命所留下的時代印記。

 

家的記憶
謝素眞為謝伯津與陳却的獨生女，小時候很少出去玩，偌大的醫院就是她的遊樂空間。她經常會跑進一樓的掛號臺內遊玩，裡頭放滿病人的病歷表，按照姓名順序整齊排列在架上。當有人來看診時，她會如同扮家家酒般，童言童語地學大人幫病人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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