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克塽投降之後，鄭家人到哪裡去了？

時間帶到 1898 年，日本駐天津領事拍了一封電報回國內，陳述法國海軍在北京附近調動的事件。這位日本領事姓鄭，雖然目前學界仍不清楚他是誰，但最可能的人物是甲午戰爭結束後，負責擔任伊藤博文翻譯的鄭永邦。

鄭永邦，1863 年出生於長崎，祖上以明遺臣自居，長期擔任「唐人屋敷」（即長崎中華街，自中國前來的商人均暫住於此）的翻譯事務。

長崎、鄭姓、明遺臣、唐人等幾個關鍵詞，是不是讓讀者聯想到什麼？

沒錯，在鄭永邦出生前 240 年，同樣一位具有漢人血統的鄭姓子孫誕生在日本九州島北端的平戶港。他叫鄭森，赫赫有名的另外兩個稱呼，一個是「鄭成功」，一個則是「國姓爺」。

 

當鄭森被帶回中國、以儒家教育扶養長大的同時，他還有一個弟弟被留在日本，繼承了田川這個姓氏。這位同樣流著鄭芝龍血液的中日混血兒，他的後代持續在日本繁衍，直到今日。

鄭永邦，就是他的後代。

或許因為中文造詣的關係，鄭永邦的父親鄭永昌與兄長鄭永寧，都是明治時期重要的外交官。而鄭永寧的兒子鄭永慶，則是日本第一家咖啡店「可否茶館」的創始人。關於日本鄭家這一系的事情，雖然沒有普遍為世人所熟知，在今天的網路時代，卻也不是什麼天大的祕密。

相較於國姓爺的胞弟後代，我們對於國姓爺的直系子孫，似乎所知更少。縱然大家都知道國姓爺的兒子叫鄭經，長孫鄭克臧因為「宮廷陰謀」而被殺害，年幼的鄭克塽接下了「東寧王國」的王位……這就是我們在歷史課本上所學到的知識。

接下來，課本說的是 1683 年施琅攻打台灣，鄭克塽投降清朝，東寧王國滅亡，台灣被納入大清帝國版圖。然後呢？喔對了！還有金庸的暢銷小說《鹿鼎記》告訴我們，鄭克塽是個紈袴子弟，是個貪生怕死之徒。

讀完了課本所有有關鄭氏政權的章節後，一般學生就要開始背誦清領時期的台灣設縣、漢人移民、治理政策等複雜又枯燥的東西。對台灣人而言，鄭成功是某些廟宇的神祉、是屠殺原住民的兇手、是聳立在校園的銅像、是課本上一個遙遠的名詞。

不管你讀的是國立編譯館的歷史課本，還是金庸的《鹿鼎記》，對於普羅大眾而言，整個鄭氏家族，似乎只到鄭克塽就「沒了」。你有沒有想過，鄭克塽之後的鄭家，發生了什麼事？

1898 年，是大清國的光緒二十四年。北京城內西直門一帶，正紅旗人的駐地，一個名叫德山的漢軍八旗參領（八旗體系內的軍職）就生活在這裡。

因為大清國法律的規定，北京城裡的旗人不能離開駐地超過四十里遠，德山可能終其一生沒去過天津，他自然無法見過大日本帝國駐天津的領事鄭永邦。但是，這兩個人之間，可是有著極為親近的血緣關係。

「德山」聽起來是個典型的旗人名字。大家可能會猜他的姓氏是什麼：納蘭？愛新覺羅？葉赫那拉？還是蘇察哈爾？

都不是。他姓鄭，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國姓爺嫡系子孫。

時間拉回 1683 年的台灣。施琅在澎湖打敗了鄭家將領劉國軒的軍隊，而退回台灣的劉國軒，則說服了當時的延平王鄭克塽及其母，以及那個原本主張轉進（其實就是攻佔）呂宋的「一劍無血」馮錫範，東寧王國就此投降於大清帝國。

其後，鄭克塽被遣送到北京，康熙皇帝把他編入了漢軍八旗，並給了他一個頭銜──「漢軍公」。

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皇帝為了讓成年的鄭克塽和直系家人能夠過生活，把他原本留置在福建的親人搬到北京來（但整個鄭氏家族還是有一部分人留在福建），又賜了一個佐領給鄭家，由鄭克塽的弟弟鄭克壆擔任初代佐領。佐領是八旗制度下的基本單位，能獲得朝廷補貼米、銀、布等物資。換言之，國家會負責供養整個家族。

不久之後，鄭克塽又向康熙皇帝要求多賞賜一個佐領。他的理由是，因為鄭氏家族的人口太多了，只有一個佐領的薪水是吃不飽的。慷慨的康熙皇帝於是成立一個新的佐領，封給鄭克塽的另一個弟弟鄭克塙。

鄭氏家族的這些後代，某種程度而言可以說是「紈袴子弟」。鄭克壆後來因為藏匿逃人（一般而言，指八旗的奴僕逃離原主人）被舉獲，因此被免了職。於是，鄭克塽便接下了佐領的職務，去世之後則由他的兒子鄭安福接任。這時，鄭克塽的另一個兒子鄭安祿因為不知名的原因，把一個人給絞死了，鄭安福因此受到牽連而被免職。這個佐領，於是交給了他們的堂兄弟鄭安德管理。

雍正四年（1726），鄭家這兩個佐領被移出了正黃旗，改編入正紅旗。兩年後，最初獲得的那個佐領因為人數過少，皇帝將此佐領改編為「半個」佐領。雍正九年（1731），同樣在投降後被編入八旗的劉國軒，此時也擁有了一個佐領。然而，他同樣也面臨了壯丁過少的問題。

於是，整個八旗為此開了一場大會。這場大會的其中一項決議，就是把劉家跟鄭家的佐領合併成一個，然後由這兩家人輪流管理。

好景不常，劉家後來的當家劉顯，不久後獲罪免職。因為沒有子嗣，這支劉家血脈就這樣斷了。於是，鄭家便理所當然地永遠擁有這個佐領的管轄權。

從此之後，鄭氏家族的運途開始一飛沖天。

首先，是鄭家子孫鄭栢考上了武舉人。不久之後，他的姪子鄭承宗當上了湖南地區的參將。在清代綠營的軍職體系裏面，「參將」的地位其實不高，但鄭承宗是湖南巡撫手下第一紅人，舉凡調查武舉考試作弊、派兵勘查地方民情等事務，湖南巡撫都指派鄭承宗負責。甚至，在中英鴉片戰爭的過程中，鄭承宗還負責調集大砲，準備沿長江而下，以支援沿海的戰爭。

到了道光年間，鄭氏家族進入八旗系統已超過一個世紀，也經歷了六個世代的傳承遞嬗。鄭家子孫深受滿洲文化的影響，他們開始閱讀翻譯成滿文的儒家經典，當上八旗的騎兵、負責製作著最精良的滿洲弓箭，甚至還當上了八旗系統內的高官。當然，也包括了管理錢財發放這類能夠中飽私囊的肥缺 。

更重要的是，他們從此不再重視姓氏。這些國姓爺的子孫，名字開始變成「圖山」、「圖敏」、「德山」、「慶祥」、「玉良」、「恩福」、「德印」……

當鄭芝龍留在日本的後代正名自己的姓氏為「鄭」，並且在德川幕府擔任優秀的漢文通事、儒學專家的同時，留在大清國京師裡的鄭家子孫，卻開始慢慢把自己當成了旗人。他們進入最好的旗人學校，讀翻譯的儒家經典、學習滿文。甚至，他們嫁與娶了皇室的旁支成員，與祖先國姓爺曾經「反抗」的對象，結成了親家。

這群鄭家人，真的忘了他們的漢人身份嗎？其實並不盡然。最好的例子是嘉慶、道光年間，留在泉州的鄭家打算編修族譜。或許是需要金錢援助吧，他們找上了北京的親戚，而這個已經深深浸染旗人文化的的鄭氏家族，仍然毫不吝嗇地捐助了金錢。

因此，北京鄭家的幾位祖先，被記載在泉州鄭家的新族譜裡，但卻特別註明了一段話：「散居京師漢軍旗下，以名為姓者眾。」兩個血脈同源卻相隔千里的家族，最終還是聯繫了起來。

時間推進到光緒年間，前文提到那位擔任參領的德山，有一位堂兄弟名叫德印。他用滿文材料為底本編修了一份家譜，僅記載鄭芝龍這一支的血脈。這份族譜，詳盡地記載了鄭氏家族在八旗體系內的繁衍情況。儘管如此，這份家譜仍然將最早的祖先，追溯至鄭芝龍、鄭成功等漢人。

1911 年之後，大清帝國被推翻，中華民國創建。此時，又出現了一份所謂的《鄭氏家譜》。家譜編纂人的署名分別是鄭玉海以及鄭澤。他們是誰？

鄭玉海在清末擔任掌管分發錢糧的「領催」一職，鄭澤則是鄭家的末代佐領。兩位典型又標準的旗人，為什麼又編修了這份族譜呢？

1911 年的辛亥革命，其實原先是一場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革命。鄭家知道自己是漢人的後代，因為他們有族譜、他們屬於漢軍，但是他們早就熟悉滿洲文化了。在革命結束後，滿漢衝突越來越激烈，鄭家要說自己是什麼人？滿人？旗人？還是漢人？

想像那個大時代背景下，他們只能妥協，成為漢人。他們只能用這種方式來證明自己血統純正，以期待一切相安無事。

但是，他們知道與北京近在咫尺的天津日本領事館內，其實還有一個鄭氏家族的成員嗎？

流著相同的血液，卻有著不同的身份認同、服膺著不同的主子。

鄭芝龍在台灣當翻譯、當海盜；鄭成功率軍攻打荷蘭東印度公司，奪下當時荷蘭在東亞最大的殖民地；鄭克塽在台灣投降施琅；鄭芝龍的嫡系子孫留在北京，成了旗人。另一方面，鄭芝龍在日本留下的另一支血脈，在清末卻成為日本人的翻譯，將台灣割讓給大日本帝國。

這兩支鄭氏家族一個在天津，一個在北京，但雙方似乎顛倒了身份認同。身為日本人的鄭永邦姓鄭，操著流利的漢文，擔任大日本帝國駐天津領事；身為漢人的德山卻放棄了鄭姓，操著流利的滿文，擔任著大清帝國的正紅旗參領。

簡言之，當大家在爭吵著國姓爺的歷史定位、當某些人把國姓爺供奉在廟宇當中時，其實這個家族仍然因應著時代推演，而有所變化發展。明清鼎革，讓鄭家被一分為二。施琅攻台，讓鄭家進入漢軍八旗。甲午戰爭，把分隔的鄭家再度連在一起。辛亥革命時，讓鄭家夾縫中求生存。

筆者做研究的這幾年，曾經在泉州和天津各聽到一些故事。在泉州，當地老人回憶文革以前，曾有一批鄭姓子孫從內蒙古騎馬南下到泉州石井謁祖。他們是不是當年旗化、滿化的北京鄭家人？在天津，一處名為鄭家大宅的地方雖然已被夷為平地，散居當地的幾戶人家告訴我，在日本佔領時代，曾有一批日本軍官到這個地方來，宣稱自己是鄭家在日本的後代。

他們是誰？現在，我們已經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