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舊世紀轉換之際，外科醫師會如何描述自身形象？英雄？人道主義者？科學？具實驗精神？無私？民主？近乎於神的存在？這些字彙全都能在當代描述外科醫師、外科學的書籍中找到。1904 年，在藝術暨科學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rts and science）上，美國外科醫師佛德烈克．狄尼斯（Frederick Dennis）甚至大言不慚地表示：
外科無畏無懼，宏偉耀眼、不可逼視；不僅與其他醫學形成明顯對比且地位超群。外科醫師面對人類最珍貴的財產：性命。不僅提供幫助，還能起死回生。除此之外，外科故事如此簡單而偉大，老少咸宜，任誰都能沉浸在這些精采事蹟裡。
這場贏之不易的外科發展史，講述者依其各自的目的從頭改寫、調整編排。
在英國，除了工程學與拓荒探險，外科號稱是大英帝國文明最傑出的成就，也正當化了大英帝國勢力稱霸全球。相對的，美國外科醫師往往被描述成先鋒、具拓荒精神的實踐者。誠如狄尼斯所述：
沒有哪一門科學比外科更需具備無畏無懼的勇氣，而這一切都仰賴超乎常人的自律、獨立、自力更生的決心和毅力。
歐洲各國與美國的外科醫師若放下各自的國族觀點，至少都會同意外科這門專業技術無庸置疑是安全可信賴的。外科醫師使用的教科書，如埃米爾．科赫在 1907 年出版的《外科手術學》（Chirurgische Operationslehre）也顯示，人體沒有哪個部位是醫師鞭長莫及的。
雖自 1901 年起頒發的諾貝爾獎並未設置外科獨立獎項，然而在十年內，就有兩名外科醫師獲頒生理醫學獎，分別是對甲狀腺相關研究貢獻卓著的科赫，與創新血管縫合法的法國醫師亞歷西斯．卡雷爾（Alexis Carrel）。另外如英國的喬瑟夫．李斯特、美國的哈維．庫欣（Harvey Cushing）和德國的席奧多．比洛斯等，一整個世代的外科醫師都被冠上「英雄」、「某某專科之父」的封號，並因此獲得豐厚報酬，收入比其他醫界領袖還多。
這些外科醫師也向當時手術技術和解剖專家皆無法回答的實務挑戰。比如，有些醫師一再嘗試移植組織，不明白為何總是失敗？如果能置換受傷的關節，而非單單只是移除，哪種材質最合適？假如外科旨在診斷及治療，外科醫師要如何在盡可能不造成傷害的情況下，檢查病患體內？外科醫師在展望新的研究方向的同時，亦以嶄新的觀點回顧過往，冀望改寫科學外科的歷史根基。
蘇格蘭名醫約翰．杭特（John Hunter）於 1793 年過世，其後百年，他的名聲、地位在在顯示外科的歷史與未來抱負之間關係密切。雖然首位為杭特作傳的外科醫師傑西．福特（Jesse Foot）立場嚴謹，但直到 1820 年代，杭特的前同事與學生仍熱烈推崇杭特，稱他是科學外科的奠基者，簡直到了造神的地步；甚至延續至二十世紀。就如史蒂芬．賈奇納（Stephen Jacyna）所言，這種現象並非杭特學識淵博或研究人體的豐功偉業在外科臨床掀起革命所致；杭特之所以不斷被提起，理由是他的代表性，說得更直白一點，是他被塑造出來的代表性。
自 1813 年起，杭特的後繼者年年在倫敦皇家外科學院（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of London）舉辦「杭特講座」（Hunterian Oration），以一貫低沉圓潤的嗓音致詞：
⋯⋯謹向外科界的前輩致敬。生前，他們貢獻所長，為精進這門專業盡心盡力；而現在，我們亦孜孜不倦、精益求精。
這個講座的目的是替外科的過去與未來打造明確、直接的連結，奠基之父，如杭特的豐功偉業理當能激勵現代外科醫師達成更偉大的成就。
回顧前人的年代，十九世紀晚期的外科醫師明確指出外科史上的兩段關鍵時期：度過原始無知的中世紀之後，先人將啟蒙時代的外科成就視為理性的黃金時期，並將十八世紀視為「痛苦時期」，直到麻醉與無菌手術問世才得以終結；而他們認為麻醉與無菌手術都是杭特樹立的傳統。
在 1877 年的杭特講座上（據《英國精神醫學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所述，這場講座精緻優雅卻沒什麼深刻想法），英國外科醫師詹姆士．帕吉（James Paget）將社會與智識演變做了清晰明確的連結。帕吉說：「在場諸位之所以能躋身仕紳階級，貢獻最大的就是杭特。」他同時也將杭特視為「奠定科學外科發展」的人。
二十世紀初的一樁事件反映了科學外科取得的新力量與地位。
因好胃口而獲得「鯨魚王子」（威爾斯王子 Prince of Wales 與鯨魚 whales 讀音相同）綽號的愛德華七世，在即將加冕登基的前幾天，突然開始肚子痛。年邁的御醫李斯特被召入皇宮，建議未來的英王接受闌尾膿瘍引流手術。1902 年 6 月 24 日，國王的家庭醫師佛德里克．崔佛斯為其施行手術，結果相當成功。
一個月後，愛德華加冕為王，崔佛斯則獲男爵爵位。這次事件中英國殿下召喚外科醫師而非內科醫師入宮診治，外科醫師亦遵循當代科學思維執行手術，安安穩穩地將腹腔打開再縫合；不過一個世代以前還視為致命的病症，竟透過一次簡單迅速的手術就解決了。
闌尾切除術（appendectomy）的發展也顯示外科醫師愈來愈有信心顛覆許久以前由內科醫師建立的傳統處置方法。直到 1890 年代以前，嚴重腹痛的標準處理程序仍相當保守：服用鴉片酊舒緩疼痛，然後等待。約翰霍普金斯醫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創辦人之一、加拿大內科醫師威廉．奧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ler）以極具個人特色的外交辭令，在 1892 年出版的《醫學原則與實務》（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中闡述這套觀點。他表明「穿孔性闌尾炎占所有手術感染病例的四分之三」，強調「採取外科介入，應聽從內科指示」：
患者死後的病理檢驗結果顯示，不論過去或現在，闌尾往往是廣泛的疾病溫床，且不會顯現任何跟病症有關的徵狀⋯⋯如果我們將每一位盲腸部位發炎的患者都視為闌尾炎，那其中有高比例的病患可以康復⋯⋯根據死後解剖觀察，許多病患通常不需做治療即可痊癒。
然而， 外科醫師也漸漸開始導入他們自己的觀點。在次年出版的《美國外科協會學報》（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Surgical Association）中，一篇長篇論文提到美國外科醫師約翰．狄佛（John Deaver）採取更人道的做法，立即為病人施行外科手術：
我所能想到最有可能讓病人永遠不再受苦的方法，是在診斷結果確立後立刻切除闌尾。我之所以採行這種激進做法的理由在於，許多人遵循醫囑卻無法舒緩症狀並導致喪命，這種病例太多了。
狄佛的同事理查．哈特（Richard A. Harte）說得更直白：
以保守療法處置闌尾炎是天大的錯誤。不到一個世代，這種觀點成為主流；闌尾切除術是十分平常的手術，直接明快，甚至還有點無聊。
另一則故事比較沒那麼偉大，不過卻為外科展望投入不一樣的光芒。
休．湯瑪斯（Hugh Owen Thomas）與姪子羅伯特．瓊斯（Robert Jones）分別是利物浦的全科醫師與外科醫師。世紀轉換之際，他們接受科學外科訓練，遵行無菌手術，但兩人也替患者施行家傳超過一個世紀的傳統技術：整骨。
湯瑪斯援引這項傳統，發明了「湯瑪斯支架」（Thomas splint）。一次大戰期間，這種固定斷肢的方法保全無數人的性命，令他揚名國際。而瓊斯則將家傳的獨到見解應用於眼外科手術，並且在戰時重整英國骨科界。
兩人的貢獻告訴世人，即使現代外科的成就與野心已達頂點，依舊能從傳統療法中找到值得借鑑之處。
不僅記錄了這段輝煌的歲月，
也隱藏了在這堪稱外科發展黃金時期的年代，
病人身為沉默的參與者，
被醫院與醫療雙雙「稀釋」的痛楚；
以及外科醫師如何遊走在道德的邊緣、試探人體的極限，
以手術刀開拓個人的權勢與地位，
以及滿足自己對切割的想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