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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台灣和平基金會主辦的「台灣歷史小說獎」，今年三月選出了第一屆得獎作品，作家朱和之以《逐鹿之海》一作入選獲獎。在這部作品中，作者嘗試以 1661 年鄭成功（1624-1662）、荷蘭東印度公司之間的戰爭為題，在廣漠無垠的海洋上，描繪鄭成功發兵臺灣、荷蘭人奮力抵抗的過程，再加上居間的漢商，臺灣西岸的原住民等視角。
現為職業小說家的朱和之，大學時主修廣電，畢業後在出版界多年的經歷，不只練就一身好文筆，也使他累積不少作品，近來出版逾 60 萬字的《鄭森》，深入刻劃鄭成功起兵抗清前的人生。
在朱和之的筆下，海洋不是阻隔，十七世紀的臺灣乘著海風，匯聚了南洋的商品、歐洲的先進武器。荷蘭語、西拉雅語、漢語，不同語言來往於臺灣海峽；鄭成功、荷蘭東印度公司旗下的士兵不只有「漢人」、「荷蘭人」，也有爪哇人、瑞典人、日耳曼人，臺灣故事的新章由此展開。
朱和之為什麼特別關心十七世紀的臺灣歷史？鄭成功的形象除了「創格完人」、「民族英雄」，我們還能怎麼理解他以及那段故事？且讓朱和之娓娓道來他的寫作的心路歷程，以及十七世紀的臺灣故事。
吳政緯（故事編輯部）：對於尚未讀過這部作品的讀者，能否請您簡單介紹一下《逐鹿之海》？一般人對「鄭成功來臺灣」的故事並不陌生，但不外乎他率領大軍打敗荷蘭人，開啟鄭氏治臺時期。《逐鹿之海》想要描繪的場景，顯然比這單調的敘述豐富太多了，您如何注意到這個故事？
朱和之：在臺灣史中，十七世紀一直是最令我著迷的一段。且看彼時島上有與自然共存的原住民，有繞過半個地球尋找奇貨珍寶的航海家，有探尋新天地的拓荒者，也有一心復國的悲劇英雄，這些個別看來都已是研究與創作的絕好素材，卻是十七世紀臺灣同時上演的歷史。
過去以漢人為中心的史觀，自不免對鄭成功多所厚愛，片面強調他擊敗西方強權的偉業，但也落入「開山王」、「創格完人」或「民族英雄」的窠臼，反而讓史實光彩盡失。
我是從兩個方向逐漸將目光匯聚到這場戰爭的。一個是對鄭成功形象的重新追尋，另一個是對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好奇。
小時候認識的鄭成功就是課本上教的民族英雄，可是閱讀過《先王實錄》、《海上見聞錄》等第一手史料，才發現他在臺灣遭遇非常大的困境：將士反對征臺、戰事不利，而且嚴重缺糧。其行事作風也並非磊落大度，而是濫用權威果於誅殺。這與過去認知的英雄形象落差太大，引發我開始探尋鄭成功的真實面貌，並延伸於明末整體政經社會情況和沿岸地區的海上活動。
另一方面，我對荷蘭人前來亞洲一事深感興趣。
當時從荷蘭前往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單次航程就要 8 到 10 個月，船員平均死亡率在 10%- 20% 之間，為什麼仍有這麼多歐洲人前仆後繼奔向東印度？我為此到荷蘭旅行、收集資料，驚嘆於這個低地聯合省的靈活與創意，不僅以彈丸之地對抗龐大王國，透過全球貿易收入支持獨立戰爭，發展出各種資本化經濟工具，更吸引了歐洲各地躲避宗教迫害的人才。
理解雙方政經體系和當下所處的特殊情勢之後，再來看 1661 年的這場戰爭就會有很不一樣的感想。無論是鄭成功或荷蘭人，都有極為堅定的理由非得占有臺灣不可，當時島上的原住民與漢人移民，也更有死守此地的強大內在動機。這場戰爭不僅是主權與利益之爭，也是多種文明與價值的衝突。
《逐鹿之海》這部小說以鄭荷戰爭為主軸切入，但重點不在戰役得失，而是描繪四個人群板塊激烈碰撞的過程。故事從戰爭前五年一場造成八百人死亡的風災寫起，帶出島上通商貿易停頓的困局，以及不同群體間的複雜衝突。
全書分為三部共十二章，第一部描寫荷蘭東印度公司治下臺灣的社會風貌與困境，第二部是鄭軍在大陸沿海根基動搖的危局，以及兩岸間爾虞我詐的欺敵行動，第三部是最後的戰爭。
結構上，希望以大歷史的觀點整理這場戰爭勢所必然的歷史脈絡。敘事上，不只描繪鄭成功和揆一等權勢人物，也關注底層漢人移民、日耳曼傭兵、蕭壠社原住民和鄭軍官兵的處境。透過十餘個主要人物的視點，交織出這件影響島上所有人命運的事件。
對我來說，臺灣作為一座歷史舞臺，上演的便是來自不同地方的各種人物，在同一塊土地上努力求生的故事。而能夠以小說來重現如此豐富的世界，是一件非常過癮的事情。
吳政緯（故事編輯部）：《逐鹿之海》的特色之一，就是從幾個不同的視角描繪「他們眼中的世界」，之間逐漸相會交疊。這些視角包括「鄭成功代表的明朝勢力」、「揆一所屬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臺灣島上的漢商」以及「原住民，尤其是西拉雅族」。想請您先談一下，怎麼會想到用這四個不同的角度寫《逐鹿之海》？
朱和之：如同前面所提，這部小說是以臺灣為舞臺，上演不同人物努力求生的故事。既然跳脫了漢人中心，也不想落入另一個單一史觀，所以選擇以多視點並進，將每個人看到的事件樣貌交疊起來，增加敘事的立體感。
荷蘭東印度公司、漢商、西拉雅人與鄭軍是這場戰爭中涉入最深的四個主要群體，很自然成為描寫重點。但四大群體內部其實仍充滿差異性，值得更細膩的關注。
譬如東印度公司就有商務派和傳教派路線之爭，商務派追逐短期利潤最大化，傳教派則關心住民福祉，謀求長遠經營。兩派爭執牽涉到背後利益，終不免發展成派系鬥爭，揆一就因為遭到前長官打壓而以議長身分代行長官職權多時，遲遲未能真除。
又如鄭軍中的水師「南將」大多經營海外貿易並以此自籌糧餉，因此不願意離開廈門。沒有利益包袱的北將（如馬信）就相對比較支持攻臺；漢人移民與鄭軍的立場當然有所差異，漳、泉原鄉的分類也造成彼此對立；西拉雅族不僅和鄰近的洪雅、馬卡道等族競爭生存空間，族內各社也彼此爭戰不休。
這麼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高密度地聚集在一起，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道德使命、宗教信仰、世俗利益與個人情感，驅使他們採取各自不同的行動，推動局勢也改變自己的命運。
這部小說想要表達多元紛呈、在混沌中慢慢摸索秩序的狀態，這也是臺灣不同歷史階段都很常見的特色。
吳政緯（故事編輯部）：為了要讓這幾個視角更清晰，我發現您特別注意「時間」、「語言」，這像是區隔「我者」、「他者」的重要界線。例如荷蘭人信仰基督宗教，使用「主後幾年」紀年；鄭成功方面則是援用南明的「永曆」年號；原住民則是以花開花謝紀錄年歲，可以說是一種自然時間。您怎麼看待時間、語言在小說中的角色，還有他對書中的人物有什麼意義嗎？
朱和之：很高興您留意到這一點，這確實是我用心經營的一項嘗試！
語言和時間能構成一種世界觀。譬如我們出國旅行時，一下飛機看到滿目異國文字，立刻便意識到身在國外，興奮感油然而生。又或者農曆過年期間，每天數著初一、初二、初三……到後來往往不記得今天是國曆的幾月幾號星期幾，那時我們便進入了傳統時間，也進入傳統世界。
在現實中，人們可以透過外貌、衣著和談吐立刻判斷彼此的異同。而在以文字呈現的小說裡，不同文明之間最醒目的差異也許就是語言與時間。
因此我試圖用四種不同的文字感來呈現語言差異。表現荷蘭語時使用翻譯體（主要得益於江樹生先生翻譯的《熱蘭遮城日誌》等古荷蘭文獻），表現西拉雅語時參考原住民作家的華文創作，鄭軍使用的明朝官話是用章回小說的雅言呈現，一般漢人講的閩南語則盡量尋找對應的漢文。如此自找麻煩之下，在寫作上增加了不少困難度，最後的文字成果也不敢說非常理想，但區別不同語言色彩的目標算是達到了。
透過這樣的時間和語言呈現，小說中相異的世界觀得以彼此接觸、碰撞，或者學習溝通。也希望這樣的嘗試能帶給讀者一些閱讀趣味。
吳政緯（故事編輯部）：中文常說「逐鹿中原」，書名卻是「逐鹿之海」，當初的設想是什麼？在您的前一部作品《鄭森》中，鄭芝龍（1604-1661）曾向鄭成功說：「我對逐鹿中原沒什麼興趣，我看的是這片海。…這片水道若能盡在我掌握中，那將是怎樣的一片光景！到時無論富國、強兵都是指顧之間的事。」
《逐鹿之海》很強調當時開闊的世界觀，或說是鄭家的海洋性格，單以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人員而言，除了荷蘭人之外，還有許多「外國人」，如揆一就是瑞典人，士兵有的則來自日耳曼。荷蘭東印度治理下的臺灣，是一個比傳統想像要來得大的舞台。您理解中的十七世紀臺灣島，與當時世界有什麼聯繫，荷蘭人扮演了什麼角色？
朱和之：確實有人質疑「逐鹿之海」是根本不成立的敘述──怎麼能在海上追逐陸地動物呢？但這確實是深思熟慮後，才從許多候補名單中作出的選擇。
小說動筆之初，腦中浮現的書名理所當然以「熱蘭遮」為關鍵字，然而這幾年叫做「ＸＸ熱蘭遮」的書已經不少，希望盡量避免。更重要的是，這場戰爭的範圍甚大，並不僅限於鯤鯓沙洲北端的熱蘭遮市鎮與城堡，而是環繞著整座臺江內海。
此地盛產梅花鹿，逐鹿獵捕乃是原住民的重要生存手段，而「逐鹿」在中文又是爭奪主權的代名詞，只是故意將場景從「中原」轉移到「海上」，改變傳統的歷史敘事重心。我認為這是說得通的雙關用法，作為書名也有比較大的想像空間。
當時臺灣開闊的世界觀來自於開闊的歷史事實。荷蘭商人使用的通貨「白銀」來自美洲，臺灣生產的砂糖能夠滿足全歐洲和波斯的訂單，荷蘭東印度公司獲利最高的日本商館也高度依賴臺灣轉口中國貨物。原住民捕到的鹿皮、鹿肉則多數外銷並交換進口商品。
荷蘭人帶來的不只是國際貿易，還有迥異於中國的社會運作方式。漢商每年向公司競標各地農場的開墾權，然後引進農人以契作方式種植經濟作物，帶有高度商業墾殖性質。
臺灣對荷蘭東印度公司而言具有全球戰略價值。歐洲渴求摩鹿加群島（編按：Maluku Islands，又稱香料群島）的香料，當地原住民不接受貨幣，只願意用印度蠟染布交易，而科羅曼德爾（編按：Coromandel Peninsula，位於印度東南沿海）的印度布商又只收黃金。放眼亞洲，唯有中國能供應大量的廉價黃金，以及讓歐洲人癡迷的瓷器和絲綢，而想和禁止外人入境通商的中國貿易，就必須從臺灣中轉。
臺灣近代史的開端，直接站在第一波全球化的浪尖上。或者說，海洋文明的浪潮，將臺灣從古代大陸的邊陲，推到國際貿易的最前線。
